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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秦晖文章的几点初步评论


徐水良


   

2011-10-8日


   

   
   1、制度其实是文化的一种,是由变动不居的文化长河相对抽象和凝固起来的行为规范的一种。从广义说来,文化和制度两者,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但制度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制度不同于一般文化。从五四以来到河殇及到现在,那些全盘攻击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中国人种,捏造黄色文明蓝色文明等无稽之谈,主张中国人是劣等人种,主张三百年殖民甚至主张改换人种,把制度问题说成一般文化问题,毁灭传统文化,主张用一神教世界信仰专制和政治专制合一历史传统产生的有神论宗教专制或者无神论马列专制,来取代中国传统世俗文化及世俗制度,建立马列无神论极权专制或者中世纪式的有神论宗教专制,完全不对,完全是方向的根本错误。而从河殇以来到现在,攻击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整体,则是转移问题和矛盾焦点,把共产党马列共产极权专制的罪责,推到传统文化和全体中国人头上,完全是转移斗争大方向,为中共及其他统治者开脱罪责。
   
   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一党极权专制的制度和文化,是外来一神教世界历史传统下产生的外来专制制度和外来专制文化,只能到外来的一神教世界信仰和政治合一的一元化专制传统中去找原因,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原因,企图毁灭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秦晖先生反对他们的这些做法,是对的。
   
   但秦晖先生这篇文章和他过去习惯,把制度和文化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也不对。包括本人过去曾经批评的他和一些朋友的“制度有优劣,文化无高下”的说法,也完全不对。实际上文化是制度的基础,制度是文化的凝结和集中。文化有高下,制度有优劣。
   
   2、文中说:“我把‘选择什么’称为文化,而‘能否选择’称为制度”。不对。这里的概念不对,说法也不对,并且很混乱。选择什么属于自由范畴;能否选择,受两种或者说三种因素的制约,一是受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的制约,二是受行为规范、包括社会制度的制约,或者加上第三种,加上选择人主观能力的限制和制约。
   
   因此,选择和能否选择,是自由和能力的关系、自由和客观实际客观规律的关系、自由和规范的关系等三种关系,即三种相互关联的矛盾的综合,而不是文化和制度的关系,不是文化和制度这种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把这些关系与文化和制度的关系混淆起来,是极端的混乱。
   
   3、作者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制度问题,反对把它们归结为一般的文化问题,反对搞文化和信仰专制或中西文化互相攻击互相否定,如前所述,是这篇文章最具积极意义的地方。
   
   4、“近代中国的发展非‘三阶段’而是‘两条线’”的说法,也不对。中国近代发展,既有横向阶段,也有纵向线条。互相并不矛盾。
   
   阶段也不是三阶段,线条也不是两条。
   
   例如。阶段至少有:鸦片战争初期阶段-洪秀全基督教共产主义-洋务运动(器物)-戊戌变法(制度改革)-义和团排外-辛亥革命(制度变革)-军阀混战-五四以后反传统和马列共产主义入侵-共产党极权专制。
   
   其中,洪秀全基督教共产主义和共产党马列共产主义两场政治和信仰专制合一的浩劫,尤其共产党马列共产主义专制对中国的浩劫,造成了空前破坏和劫难。
   
   如果归纳简化一下,也可以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称为近代史初期;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称为中期;五四运动以后为后期。初期幼稚,中期变革,后期走向极端,误入歧途,误走错误的方向。
   
   而近代和当代中国的进步,主要是辛亥革命和当代中国全民的广义民主运动。当然,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也基本上是正面的进步的进程。后来蒋介石国民政府建立宪政民主的努力,也是正面的、进步的。
   
   5、辛亥革命的最重要的宝贵遗产,就是全国人民,不分思想、信仰,甚至努力争取各民族,团结一致,以革命来改变社会制度。
   
   当然,争取满族以外各族,共同对付被当时革命派定为革命对象的满族,革命后倡导五族共和,争取各民族团结一致的企图和精神,与革命初倡导的排满革命,是辛亥革命一体两面。我上面只是用一句话来讲辛亥革命争取全民团结的正面精神,不说其狭隘的排满一面。
   
   因为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详细论述相关规范问题的理论,但一直没有时间,很多学界和普通朋友不清楚规范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一个系统,所以这里特别补充解释一下:
   
   我们说的规范,就是指人的行为规范,也就是人的行为准则。它们大致有几大类:
   
   一、科学和技术规范。例如设计、生产和产品规范。如技术方面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操作标准,等等。
   
   二、意识方面的规范。例如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规范,语言规范等等。例如抽象思维逻辑思维的逻辑规范,语言中的语法规范,等等。
   
   三、社会规范。就是调整社会中人和人相互之间关系的规范。社会规范包括风俗、习惯、惯例、道德、良心、宪法、法律、规章制度等等等等。社会制度是社会规范的一种,宪法、法律、规章、章程、制度、规定等等,合起来属于制度范畴。风俗、习惯、道德、良心等等,则合起来构成风俗道德规范的大范畴。
   
   社会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思想信仰和文化制度等等。
   
   政治制度,如国家制度,如极权专制制度、一般专制制度、自由民主制度等等。政治制度中还包括结社制度,极权专制制度没有结社自由,自由民主制度则保障结社自由。社会团体内部制度,如社会团体和政党的章程和其他规章制度。也包括在政治制度中结社制度大范畴。而经济制度,如企业制度,包括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公有制、私有制、计划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等等。思想信仰和文化制度,如言论制度、新闻制度、出版制度、宗教和其他信仰制度、等等。
   
   政治、经济、思想信仰和文化制度中,与人权和自由相关的制度,合起来,又构成人权制度。
   
   法律和其他国家制度,由国家强制力包括国家暴力后盾来保证执行。企业、社团、政党制度,一般由企业、政党、社团自己保证执行。道德良心则由人的良心或社会舆论的压力保证执行。
   
   我日前文章《政治人物和政党应该注重道德》说的,法律是人们必循遵守的最低行为准则,道德是要求更高的行为准则,就是说的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
   
   
   附:
   

秦晖:辛亥百年遗产——几个层面的观察(上)


   

发布时间:2011-10-08


   
   
   辛亥百年,人们已经写了浩如烟海的文字;百年辛亥,人们依然还有太多的话要说。一百年来,在国难当头、强敌入侵时,人们为“民族”而战斗;因积贫积弱、温饱难求故,人们为“民生”而拼搏;当国家自立、国民脱贫后,对“民权”的追求又强烈起来。只要民主前贤、共和先烈的理想未能完全实现,“辛亥情结”就会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
   
   近代中国的发展非“三阶段”而是“两条线”
   
   过去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许多细节不甚了解,予以辨析绝对是必要的。但是过去对这段历史的大背景也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描述,这恐怕更应该反思。
   
   例如,过去人们常从“中西文化碰撞”的角度看近代史,于是流行一种“三阶段”的叙事:洋务运动时国人热衷于船坚炮利,学习西方的“器物”;戊戌、辛亥国人由改良而革命,是学习西方的“制度”;而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则达到最高层次,开始“改造国民性”,学西方的“文化”了。
   
   这种把“文化”列为最高层次的“三阶段”论反映了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但它未必符合事实。笔者曾指出:其实鸦片战争后一些先进国人对西方“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的共和民主“制度”产生羡慕,并不晚于国人重视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而像刘锡鸿那样反感西方“器物”,却对西方“政教”私下称羡不已的现象也并不罕见。但是,最为重要的反证应该是太平天国:作为基督教这一“文化”在华造成巨大影响的事件,太平天国早在洋务运动之前就震撼了神州。今天的“新儒家”常责怪民初新文化运动反儒。其实太平天国对“儒家文化”的极端排斥和禁毁,对“基督教文化”的狂热信仰和推行,都比被今人称为“激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要激烈得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平天国在“器物”和“制度”两方面却没有什么“进步”可言。
   
   我把“选择什么”称为文化,而“能否选择”称为制度,我以为这样的理解是符合人们常识的:爱吃中餐和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自由和饮食管制是制度之别;信基督和信孔子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与神权专制是制度之别;拥戴圣贤和拥戴能人是文化之别,但是否有权选择拥戴者(是否民主),则是制度之别。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天国“文化”上以耶排儒,制度上却实行中世纪式的神权专制,是典型的“西化而非现代化”运动。
   
   30多年后的义和团,“奉旨造反”,大闹京师,对与西方有关的一切,从“文化”、“制度”直到“器物”全都一锅端了。但是,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的。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整一个“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说更像难兄难弟了。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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