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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温家宝赴温州能解决中国经济泡沫吗?(201110)

    温家宝赴温州能解决中国经济泡沫吗? 郎遥远 中国民营经济发源地温州,再一次聚焦公众的目光。此番温州风云激荡,惊心动魄,不是民营经济又放异彩,而是温州老板因高利贷危机而纷纷“跑路”,接二连三“跳楼”,令人唏嘘。温州民间高利贷引发的金融危机,用“风暴”一词来形容,已也不为过。波及面之广,态势之严峻,引起中央领导高度关注。日前,温家宝总理亲率周小川谢旭人等金融财经高官,紧急前往温州安抚和督导。 温总理与温州中小企业家座谈时,说:“事先派人来温州调查了一段时间”,对温州高利贷危机了然于胸。他开出了治疗温州高利贷危机的“药方”:一要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二要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三要加大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四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除了这疏通金融血脉的“四贴药”,温总理外加一针2008年金融危机用过的“提振信心”牌强心剂。

   温总理开出这四贴药,在常态下纾缓小微企业的资金瓶颈,无疑是灵丹妙药。但是,温州高利贷危机,绝不是小微企业发展中遭遇的资金困难,而是“不务正业”的赌徒式发展模式的必然绝境。温州高利贷危机,不是一般的经济“发烧”,而是棘手的经济“非典”。这四贴药,要治愈来势汹汹的温州经济“非典”,恐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偏。

   温州高利贷危机从何而来?此间主流媒体报道是“由于经济环境恶化以及中央收紧信贷的影响,今年4月份开始温州的中小企业资金链就断裂,有多达90个企业老板欠下巨债而外逃,初步估计这个信贷的规模是达到了200亿元,随时引爆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区性金融危机。”表面上看,经济环境恶化加上中央收紧信贷,屋漏偏逢连夜雨,导致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究其实质,是中国楼市泡沫的残酷破裂,是中国虚拟经济的投资崩盘,而导致中小企业穷途末路。在投机性投资屡获暴利的诱惑下,温州许许多多老板不务正业,长期以来浸淫在炒楼盘、炒股票等投机性的投资领域,资本的逐利性再加上过高的融资成本加大了企业的经营压力,企业也加速从实体经济抽逃,纷纷加入房地产等暴利行业。许多富起来的温州企业,并没有全心全意地想着继续做大做强实体经济,而是兴起了“炒”风,什么赚钱就炒什么。温州炒房团横扫天下,风云一时。高利润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风险一环传一环,直至把企业逼上绝路。

   温州实体经济在多年以前就开始走下坡路。温州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多年在浙江省倒数,产业空心化早已非常严重。温州高利贷危机的突发,关键诱因是今年国家对楼市的打压力度空前,多管齐下,楼盘滞销,有价无市,炒楼失利,造成楼市投机性投资预期全面落空,继而悲剧性爆发高利贷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今年楼市还是一片疯狂的“涨”声,温州高利贷就继续如罂粟花一样勃勃生长,中小企业还是一片如火如荼的繁荣假象,哪会有什么危机?

   温州高利贷危机,是中国经济患上“非典”症状的突出表现。在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炫目光环下,在增速连年保八保九的号角声中,中国经济早已虚火太旺,积劳成疾,病入膏肓。中国处在高速增长下的泡沫经济里,华服包裹着不堪的病体,远未能终结泡沫。

   泡沫成了难以降解的经济垃圾,充当了财富的伴娘。更可怕的是,经济泡沫常被误认成经济“奇迹”,美其名曰“中国模式”。

   中国最大的经济泡沫,毫无疑问是楼市泡沫。中国一线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每平方米高达2至3万,二线城市达到1万以上,就连三四线城市也“水涨船高”。在高房价背后,大批工薪阶层望楼兴叹,望楼生恨,而大批新楼盘成为投资产品,成为投机者的梦想乐园。去年前八个月温州房价上涨了73%,均价达26300元/平方米以上,而自住需求仅占30%,投资、投机性购房占成交量的70%,这远远超过了投资性购房比例应控制在15%以下的警戒线。温州的炒房,已经成了一场博傻的金钱游戏:许多温州人把干实业辛辛苦苦赚的钱和大量银行贷款,砸在价格高得离谱的钢筋水泥里,指望房子能不断暴涨升值。然而,就像股市的庄股疯炒到远离价值之后,只有最傻的人才去接最后一棒。试想,70%的房子在炒家手里,这样的楼市怎么撑得住?温州如此,放眼全国,哪里不如此?巴菲特说:潮水退去的时候,就能发现谁在裸泳。

   中国经济泡沫泛滥,乱象横生,扩大信贷规模成为楼市浮肿的金融泡沫,加强重点项目建设成为好大喜功的投资泡沫,通货膨胀成为怨声载道的物价泡沫,汽车业、光伏产业等盲目扩张成为昙花一现的产业泡沫。泡沫经济犹如孩子爱吹泡泡糖,不仅有迷人幻彩,满口甘甜,还能一口气就制造人间奇迹。但是,泡泡一吹大,就破了。中央政府经济决策预见性差,有时甚至是幼稚的,习惯于搞经济大跃进,等到泡沫形成了,甚至严重了,再来刹车,晚了。

   温州高利贷危机,是中国经济泡沫的衍生品。据前不久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并且,温州市大约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可见,并非如温总理所说“毕竟是极少数。”不仅仅温州如此,在浙江台州、金华、丽水、绍兴等其他城市,民间高利贷都已成规模。内蒙古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规模有2000亿元以上,且最高年利率普遍在60%以上,由于今年资金链断裂的房企,导致鄂尔多斯的烂尾楼已呈现遍地开花之势。同样,被外界戏称为“宝马乡”的江苏省泗洪县,该地资金需求量的激增导致高利贷民间融资占全县民间融资规模的85%以上,约20亿元,而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楼市。

   在早期,多数小企业都将资金用于补充短期用于生产的流动资金缺口。随着楼市飞涨、虚拟经济发狂,大小老板按耐不住,见钱眼开,高利贷资金一股脑儿都涌向炒房、炒股。我认识的浙商老板中,已有好几位都放弃本来发展不错的实体经济,而专门做高利贷的营生。世上还有什么比“钱生钱”更具蛊惑力的?温州当地民间借贷月息一般在3分左右,有的甚至为5分至1毛,而“5分利”相当于资金的年回报率是60%,有的高利贷年利率最高达到180%。这样的高利率诱惑,促使民间高利贷市场疯狂扩张。我想,世界上除了走私军火、贩毒,有什么产业可永远保证获得如此高的暴利?

   温州高利贷危机,是中国“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表现在:

   一、信仰危机,道德沦丧,社会责任感极度贫乏。整个社会充斥着急功近利和极度自私的思想,为追求金钱而不择手段。“温跑跑”就是最活生生的例子。老板欠钱为什么要“跑路”、“跳楼”?因为高利贷伴生的是黑社会恶势力,老板被逼得走投无路。

   温州公安部门报告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市非法集资立案17起,涉案金额达5 .5亿元,同比上升30 .77%,且这些非法集资案大多与民间借贷有关。同期,全市因民间借贷担保、纠纷引发的违法犯罪案件共71起,同比上升16.39%。没有报案、不敢报案的,还有多少?

   二、特权骄横,腐败之风,愈演愈烈,银行金融资源控制在极少数有权有势者手上,广大小微企业难被其泽。 三、地域差距、贫富悬殊极为突出。富者可敌国,而大批穷苦农民、下岗工人依然挣扎在温饱线。即便如温州,仍有大量贫困者。穷人也梦想一夜发财,筹钱放高利贷成一个发财捷径。

   四、社会价值观畸变。“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因素,在人们意识形态里逐渐形成一种目光短浅、讲究现实,对前途缺乏远见。官员们更是普遍急功近利、极端自私;上不为国、下不为民,在其位不谋其政,做点事就捞取政治资本或沽名钓誉,为获得更大私利打基础。为了中央提出的经济保八保九目标,只要有利于GDP和税收增量,就迫不及待、毫无顾忌地大干。

   五、“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诱发了人性恶。无数老板和普通民众,为了发财而不择手段、损人利已,社会公德、道义统统可以丢弃,甚至法律红线都敢闯。传承千年的仁、义、礼、智、信在金钱面前,全部缴械投降。无论官场还是民间,莫不散发一股浓重的“流氓”习气和凶悍的“狼性”味道。

   所有这些负面的社会丑恶现象,是执政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一是导致社会急功近利、金钱至上、不择手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导向;二是滋生腐败、不公和侵权的中央集权体制。这就是社会道德堕落、不公不义遍地、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富了的中国老百姓缘何鲜见幸福感的症结所在。

   马克思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症,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利润。随着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泛滥,想不劳而获甚至不择手段致富的人越来越多,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患上了“暴富狂想症”,以钱赚钱,而且赚大钱、赚快钱渐成为主流。随着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不断膨胀、持续繁荣,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虚热实冷”怪相,“刺绣纹”愈发不如“倚市门”。当谈笑间通过内幕交易即可获得50%以上的收益率,当买上一套房就能坐拥20%以上的收益率,有谁愿意去投资办厂,埋头苦干,实业致富?

   温州高利贷危机敲响的,不仅仅是小微企业发展的警钟,更是中国经济泡沫破灭的丧钟。要治愈中国经济的“非典”症状,不发烧,不发狂,不虚火,不泡沫,必须追本溯源,医治病根,让国民经济真正成为惠及全体国民的经济,而非政绩经济、特权经济、投机经济,才能恢复其健康、生机和活力。

(2011/10/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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