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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我国通货生态险象丛生——试析当前复合型通胀的成因与对策(2011/10)

   

   我国通货生态险象丛生——试析当前复合型通胀的成因与对策

   

   

   于祖尧(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我国经济深陷高通胀泥潭已经持续半年多。货币当局采取了最严厉的紧缩政策,但收效甚微。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蜕变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面对通胀形势恶化的严峻态势,我们应当认真反思。目前学界与政界对这场劫难众说纷纭,事关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我们必须调整研究思路,摆脱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羁绊,不就事论事。只有将通胀问题置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大环境和特殊背景下进行分析,才能作出切合实际的判断。

   

   ——我国持续高通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当政者曾断言:“我国物价处于政府掌控之中”、“我们有能力控制通胀”、“宏观调控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现实情况却是通胀形势日趋严峻。CPI自去年6月的3%一路攀升至今年6月的6.4%,高通胀已持续一年之久,为近30年所少见。一年来央行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3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紧缩力度之大,为历年之最,但收效甚微。通胀率一旦走上节节攀升之路,任何行政权力都对它奈何不得。

   

   ——现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个有缺陷、有局限性的指标,并不能准确判别通胀态势。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国际上通行的衡量通胀水平的指标,政府通常把控制CPI作为施政目标之一。和发达的、规范化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是发展中的、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不稳定性、过渡性、不平衡性、对外依附性,是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特点。CPI指数要能相对准确地反映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其构成项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不可照抄欧美,不可片面强调所谓“国际接轨”、“国际惯例”。

   我国现行CPI由8大类商品及服务品价格指数构成,其中虽有“居住”项,但不是指房屋交易价格。“理由”是美欧等国家将该项列入“投资”项,而非居民消费支出。对于人均GDP2万美元以上、已经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发达国家而言,居民普遍将投资房产列为生财之道,该项列入“投资”项是恰当的。但对中国而言,将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排除在CPI之外,CPI势必成为掺水过多的数字,失去了真实性。人们早已将房价列入欺压盘剥民众的“三座大山”之一,称购房者为“房奴”!

   CPI构成选项不考虑我国市场秩序乱象丛生的特殊性,是CPI指数失真的又一重要原因。我国物价早已市场化,除个别品种外,商品定价均已让位于市场。在市场化改革的旗号下,各种收费名目繁多,成为消费者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仅以高速公路为例:全世界共有14万公里收费公路,其中10万公里在我国,路桥收费约占运输成本的1/3,“买路钱”成了许多地方和利益集团的摇钱树、提款机,路桥经营成为仅次于房地产业的暴利产业。我国CPI统计中对类似居民“消费”情况没有核算统计,物价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以次充好、以劣充优、以假充真、价格欺诈,已成为某些行业牟取不义之财的通病。如美容美发业,不少江湖医生骗取执照开设美容院,不惜损害顾客健康甚至性命谋取暴利。在人们视为高雅的学术界和出版界,收取“出版补贴”、“版面费”等已成为出版“惯例”,成为学界众生的沉重负担。出版一本20~30万字的学术著作,要收取2~3万元的“出版补贴”,而且不付稿费,已成为出版行业的通行“规则”。

   在服务行业,非法的“黄赌毒”在一些城市和地区已经形成了地下产业链。它涉及众多从业者、业主和消费者。我们在法律上视它为非法行业,进行堵压和打击,但在经济上却无法不正视它的客观存在。由于它要占用和消耗社会资源,影响收入的支配和再分配,政府经济统计和调控部门不能视而不见。我国CPI核算中对类似居民“消费”的特殊情况避而不见,导致CPI数据失真严重,居民消费价格的实际上涨幅度远高于CPI指数。

   

   ——通胀是对民众的公开掠夺,但现行CPI指数远不能完全反映民众利益的损失和受害程度。

   

   有人说,4%~5%的通胀率不算高,中国曾有超过20%通胀率的经历,老百姓承受力高,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说话不怕牙疼!

   此番通胀也许不能算恶性通胀,但它对人民群众利益的损害却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工资指数化”缺位,“死工资”不与CPI指数挂钩,通胀导致人民币购买力下降,民众由此受到的损失得不到相应补偿。二是长期负利率,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低于物价上涨幅度,一年损失上万亿元。三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目前医疗保险覆盖人群仅有1亿人,农民享受合作医疗的仅占1/10,城乡医疗费用中自费负担比例约占60%以上。通货膨胀导致居民医疗负担加重,严重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提高。四是间接增加居民税赋。我国实行的是流转税而非增值税,消费税征在暗处,包含在商品价格内。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既支付了价格也纳了税。即使税率不变,纳税金额也会随着商品价格升降而变动。因此,通胀必然间接增加了消费者的税务负担,搅乱国民收入再分配。五是进一步加剧了占人口总数的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此番通胀是在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加剧的大环境下发生的,对于久已陷入困境的弱势贫困群体,通货膨胀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果按照联合国颁布的贫困线标准(人均每天消费1.5美元到2美元),我国贫困人口为世界之最。通货膨胀对这些贫困人口而言,是公开的残酷的掠夺!

   CPI指标的功能是表示报告期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即币值的变化,反映民众实际生活水平的升降。CPI 与其他经济指标互相补充、互相制约,构成反映经济运行及居民福利状况的完整的指标体系。与CPI相关指标中较为重要的,是国际上许多国家采取的贫困线指标,它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物价规定的、维持人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支出。我国CPI核算体系积极搞“国际接轨”,贫困线指标一直没有与国际标准接轨,且始终没有与根据物价变化灵活调整。CPI未与工资水平、贫困线等接轨,导致CPI指数远不能完全反映民众利益的损失和受害程度!

   

   ——CPI持续攀高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消费和劳动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形成反差,由此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群体的生活困境,加剧了贫富两级分化。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对我国分配不均、两级分化的状态就表示了极大不安,向人们敲了警钟。他说:“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级分化,实际上两级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均会导致两级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邓小平年谱(下)》)时间已过去二十余年,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日趋严重。

   分配不公,首先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社会财富分配是指生产资料的占有,也就是对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占有和支配。它是实现生产的物质前提,是决定可分配产品的数量和分配方式的因素。现在研究分配往往就事论事,避开所有制谈论分配。通胀对财富占有者生计的影响,是不可与靠劳动谋生者等量齐观的。有资料显示:我国10%的富裕家庭占有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京华时报》2009年12月11日)。

   其次才是收入分配不公,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且呈下降趋势。按收入法分析GDP结构,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1990年为53.4%,2009年降到46.6% ,20年间下降6.8个百分点,其中2007年最低点降至39.74%。同期GDP总量从18667亿元增加到340803亿元,国民经济与财富分配不公同步“增长”。

   分配不均最严重的社会恶果,就是催生出一个人数众多的贫困群体,加剧了贫困群体的生活困境。贫困群体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最低,受害最大。本轮高通胀形成过程中,食品价格持续暴涨是重要的推动因素,7月份猪肉价格同比涨幅高达57%,创历史高位。消费支出结构中,贫困群体的恩格尔系数远高于其它阶层,食品价格暴涨对贫困群体的生活影响更大更明显,显著恶化了贫困群体的生活压力。

   

   ——此番CPI大幅上涨具有典型的通货膨胀的性质和特点,是2008年以来天量货币投放造成的恶果。

   

   货币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货币投放量必须以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为限,超量投放则形成金融泡沫,引发通货膨胀。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广义货币(M2)的流通量大体上等于GDP年增长率加通胀率,再加几个百分点。超出这个比例就会出现人们所说的“流动性过剩”,引发通货膨胀。

   但是,近些年不知什么缘由,一些人中了“GDP主义”的邪,迷上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指望依靠超经济投放货币,刺激经济超高速增长,甚至想依靠它摆脱经济衰退、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2008年西方国家爆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波及到我国,引起出口下降、加工贸易陷入困境等问题,沿海地区企业出现倒闭潮,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依附性发展战略难以为继。面对如此境遇,我们本应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反思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对外经济战略的利弊得失,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把调整和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战略作为第一要务,乘西方身陷危机、有求于我的特殊机遇发展自己。但是,我们却把“保增长”、“同舟共济”摆在首位,比照西方那帮庸医开出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药方,向市场投注了20万亿元的天量货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原先计划安排,2009年M2增幅为17%左右,不至于出现流动性过剩。实际情况却是当那一年M2猛增了27.5%,达到60.62万亿元,为当年GDP的1.8倍,货币增速同时创造了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

   天量货币投放,确实收到了“保增长”和救市的效果。2009年我国GDP增长9.2%,澳大利亚、巴西等大宗商品产销国率先走出衰退,美国财政因中国大量购进美国国债而免于破产,日、韩等国亦获益非浅……世界舆论对中国一片赞扬声,确实令人陶醉!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敞开口子放贷、巨额投资,造成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加剧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总是,使投资与消费等的关系更加扭曲,为高通胀埋下了隐患,给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新的障碍。

   现在,我们正在无奈地吞噬自己酿造的苦果。货币当局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实为“紧缩银根”。这不过是马后炮,已于事无补。因为,天量货币这只老虎已经放出了笼子。无论是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是提高基准利率,对放出的“老虎”都是不受管束、没有影响的。“紧缩银根”可以遏制当年货币投放规模继续增长,但对货币存量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选项,货币政策对于调节总量失衡、实现总需求总供给平衡,是有局限性的。它只能管束总需求,不能调节总供给,结构调整方面更是无能为力的。我国现在陷入高通胀的泥潭,表明总量失衡的矛盾已经凸显。但深层次的、更尖锐的矛盾,却是近30年超高速增长积累起来的结构全面失衡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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