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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儿不得旁听,对曹海波的审判见不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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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和平奖何时再花落中国?

   2000年,中国流亡作家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人称此事让中国文学打破了百年孤独。其实,在我看来,高行健获奖跟中国实在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他的获奖作品不是在中国完成,而他在获奖时也不是中国国籍。高行健获奖不是中国的荣耀,而恰恰是中国的耻辱。
   
   然而,时隔10年之后,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终于获得了诺贝尔奖,不是文学奖,而是和平奖,他便是坚持自由写作和反对中共的专制独裁统治几十年如一日的异议作家刘晓波。刘晓波获奖令世界为之震惊,这种震惊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刘晓波没有资格获奖,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评奖委员会会有如此大的勇气把该奖授予刘晓波。
   
   2010年10月7日,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奖委员会将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刘晓波,在此前,刘晓波就被视为获奖的大热人选,有英国的博彩网站在结果揭晓之前两天便提前宣布刘晓波必定获奖,而中国各大网络媒体也在宣布结果前几个小时将诺贝尔奖专题撤销。种种迹象显示,刘晓波获奖已成定局。果不其然,刘晓波最终从不计其数的被提名者中胜出。


   
   在国际舆论以及中国民间舆论看来,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可谓当之无愧,然而,对于中共当局而言,刘晓波获奖却是他们极不愿意看到的。刘晓波获奖后,中共当局对此怒火中烧,屡次通过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强烈抗议,另外,中共官方的喉舌媒体也在此后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刘晓波进行污蔑。
   
   然而,事实不容扭曲,公道自在人心,虽然中共当局极尽抹黑刘晓波和诺贝尔和平奖之能事,但是,在中国民间,很大一部分人依然对刘晓波怀有崇高的敬意,认为刘晓波获奖当之无愧,是对中国民间反对力量的极大鼓舞,也是对《零八宪章》与中国反对运动的肯定。
   
   为了报复反对派,中共当局在刘晓波获奖之后,加大了对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的打击力度,众多的反对派人士被判刑,其中,刘贤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十年。刘贤斌同为《零八宪章》签署者,在刘晓波获奖之后,广大《零八宪章》签署者所受到的压力和迫害比一般的反对派人士更为严重。
   
   刘晓波在《零八宪章》尚未问世的时候便身陷囹圄,在得知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之后,很多人便信息十足地认为一旦刘晓波获奖,中共当局必然将他释放。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天真,在当时,我就预料到绝不会因为刘晓波获奖而释放他,因为在他被抓以前,影响力巨大的高智晟律师和维权人士胡佳都没有因为国际舆论的压力大而中途获释。
   
   胡温对反对派的厌恶跟江泽民对反对派的厌恶如出一辙,但是,在处理反对派人士的时候,动机却完全不同。江泽民抓捕反对派人士,往往是希望把反对派人士当做跟西方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而胡温抓捕反对派人士则是为了达到报复以及向西方国家示威的目的。在江泽民时代,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不算太景气,所以,在“入世”等问题上有求于西方国家,于是,江泽民便不得不在乎西方政要对抓捕反对派人士的反对意见。胡温则不同,在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和北京已经举办过奥运会的情况下,他们对西方国家已经日益强硬,从高智晟、胡佳到刘晓波,虽然西方政要多次要求胡温释放,但这些反对者的命运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显然也无法促使中共当局痛改前非,从之后的事实看,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进一步恶化,政治制度在进一步陷入保守。虽然温家宝三番五次地高谈阔论政治改革,但事实上却没有一点启动政治改革的迹象,从胡锦涛“绝不走改旗易帜邪路”和吴邦国的“五不搞”誓言来看,中国在胡温时代绝不可能在政治制度上有根本性的转变。
   
   从国籍上讲,刘晓波是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奖和平奖的中国人,第一个是达赖喇嘛,因为达赖喇嘛获奖的时候在印度流亡,所以,刘晓波获奖较达赖喇嘛获奖更具有政治和历史意义。南非的图图大主教和曼德拉先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说明,在推动一个国家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获奖的可能性极大,去年刘晓波获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等到中国实现宪政民主之后,还会有人获奖,不是反对派人士就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中共高层人士。
   
   《零八宪章》已经发布了接近三年时间,迄今为止,签署该文件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000人之多。虽然众多的签署者锒铛入狱,或者是被严密监控,但是,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外社会各界人士都在该文件的精神指引下,尽己所能地通过各种方式开展理性的公民运动。这几年,公民力量正急剧增长,相信随着时光的推移,民主中国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会只是梦想。
   
   2011年10月11日
   
   原载《零八宪章》月刊
(2011/10/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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