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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33)

二  中共在苏军的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
    第一、中共觊觎于北和中共借受降企图抢占东北
   
      显然,不论是从大清朝亡明的历史教训而言,还是就日本侵华的现实教训而论,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东三省,都是侵略者和异志者们的必争之地和必储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泽东,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议将东北籍的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理由就是“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诚然,东北大地对于一个一心想逐鹿中原、再建专制王朝的毛泽东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由于不抗日的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战争形势,再加上第三国际解散后,处在卫国战争中的苏联已无心和无力来关注中共,所以,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即离日本投降不足两个月,毛泽东仍然认为“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的时间”。一九四五年六月下旬,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仍然在考虑如何向华东和江西发展,对抢占东北尚未做研究。不过,一九四四年以后,中共在冀、热、辽根据地的军队已经进入辽宁西北山区建立了游击区,为嗣后抢占东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日本宣布投降后,一是苏美有约,由苏联受降东北的日军;二是中苏亦有约,由苏联支持中华民国政府赴东北接管行政;三是苏联在国际条约的限制下,既不宜立即和公开违背国际公约,又不宜立即和公开撕毁“中苏同盟条约”。所以,一方面苏共不能公开传递信息与中共,另一方面中共也就对战后抢占东北缺少足够的政情和军情信息。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苏共又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指出中共不能打内战,否则民族会遭到灾难,国家有毁灭的危险。由是,苏共这种真假莫辨的态度,也就逼使中共和毛泽东要在东北的问题上小心运筹。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一,便是毛泽东在以延安总部名义所发出的七个命令中,曾公开地发出了第二、三、六号命令,并均以“为配合苏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满州敌伪军投降”的名义,命令原东北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诗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部“由山东、河北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现驻华北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等“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和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并组织东北朝鲜人民解放朝鲜”。由于这些命令只是为了宣传中共愿意与苏军配合作战,积极参加受降,所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发出第六号命令之后,又向内部发出指示说﹕“这个命令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优先地位而发。”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二,是在摸不清军事行动能否得到苏军当局支持的前提下,决定立即派出大量中共干部进入东北,以造成思想、政治和群众工作先行的局面。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不得不赴重庆谈判前夕,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毛在该通知中称﹕“东北三省在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之内,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前去活动,现在还不敢断定,但是派干部去是没有问题的……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万毅所率军队仍需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不去,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毛泽东显然已经拟定了“干部先行,军队后行,以建立热河根据地为军队大举进入东北作准备”的策略。
      毛泽东和中共在抢占东北问题上小心运筹的手段之三,则是在派遣林枫率领千余干部迅速进入东北之后,中共中央又命令李运昌部以配合苏军作战为名,相机进入东北,然后命令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配合苏军进攻山海关,更于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东军区派出一个营的部队,由吕其恩、邹大鹏率领乘船从烟台渡海,以试探武装抢占东北的可能性。毛泽东和他的中共为抢占东北已经机关算尽,文武兼用。此时,就看苏军对中共的态度了,就看苏俄是否依然会为了亚洲的共产革命,和自己在远东的势力,而敢于两面三刀,甚至阴谋置国际公约和“中苏同盟条约”于不顾了。
   
    第二、中共军队在苏军阴谋配合下迅速抢占东北
   
    一、苏军对中共抢占东北的暗中支持和积极支持
      其一、中共军队吕其恩和邹大鹏部于八月二十九日在辽东半岛的庄河上岸,占领庄河县城,并向大连进发,于大连附近与苏军相遇。一位苏军少将表示﹕“苏军在东北只占领城市,至于其它地区八路军只要不打出公开旗号,可以自由活动。”07
      其二、中共冀东李运昌、曾克林部在配合苏军消灭了拒不向苏军和中共投降,而只愿意向国民政府投降的山海关日、伪军守敌后,在苏军默许下,已于九月三日乘火车出关东进,于九月四日进入锦州。六日进入沈阳后,即与苏军取得了联系。苏军远东司令部为正式与中共“通气”,于九月十四日派出乌兹别克上校在中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陪同下飞赴延安。
      其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乌兹别克上校在与以刘少奇为主角的中共中央的会谈中,一方面转达了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出的,为不影响苏联外交声誉而要求中共军队退出东北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同意中共不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名义进入东北,并同意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交给中共和八路军,同时希望中共中央马上派同志赴东北,以便协调苏军与中共出关部队的行动。并在会谈之后,立即让中共派赴关外的军政首脑与他同机飞往东北。显然,一名苏军上校是绝无权力作出这种涉及重大国际问题的决定的,即便是作为方面军司令员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本人,也没有这种权力。因为有关中国的任何问题,包括后来苏联援华专家的薪水,斯大林都必须亲自过问。因此,这不过是共产沙皇斯大林所惯用的两面三刀手段罢了。08
      其四、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当中华民国政府按照中苏双方的协议,决定派出政府官员进驻东北时,十月四日,中共东北当局曾密电中共中央称,苏军向他们表示“已下最后决心,此间家务全部交我”,09 即把苏军在东北缴获的所有日军装备全部交给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关军队已经从苏军占领的原日军仓库中,取出了十万枝枪和三百门炮。虽然苏军在表面上对中共军队并不热情,却默许中共在夜间去原日军仓库“开仓取械”。一九四六年春苏军撤退时,又为中共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日军装备。
   
    二、苏军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背信弃义
   
      其一、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军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南,加上中共曾借争夺受降权夺取中原,并破坏了津浦和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的交通,所以,政府军对东北日军的受降乃阻力重重。迟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当中华民国政府代表要求苏军允许中华民国政府军在大连登陆时,驻东北苏军虽已让进了十数万中共军队,却“根据中苏条约”,竟以“大连是商港,是运输货物而不是运输军队的港口”为借口,明确加以拒绝,更不同意中国政府军乘美舰上岸。中国政府军进驻东北由是而受阻。
      其二、当中华民国政府迟到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在长春挂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的牌子时,同样,已经让进了十数万中共军队的苏军远东司令部却蛮横地抗议称﹕“我们只同意你们的行政人员来接管,不允许军事人员出面。”10
      其三、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飞长春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谈判国民政府进入东北接收事宜时,马林诺夫斯基虽然“热情允诺”中国政府军于营口登陆,但是,等到返回上海的杜聿明复于十一月七日率领一个军乘美舰驶向营口港外时,非但发现苏军不知去向,而且发现营口海滩上满是正在修筑防御登陆作战工事的中共军队。原来苏军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军转赴美军占领的秦皇岛登陆。这是美军在东北占领的唯一港口。自此,中华民国政府军进入东北接收已经没有希望,政府军派驻东北的第十三和第五十二军只好从门外打起,节节打退中共军队的阻击,先攻占山海关,后攻占锦州,至十一月下旬,才“攻入”东北接收。由于苏军支持中共阴谋抢占东北和武力抢占东北,中国的内战实际上已经在东北公开爆发。
      其四、在中华民国政府知道苏军已经将中共军队让进东北,依照《中苏同盟条约》对苏方提出指责时,苏军却解释说﹕“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都是东北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是自治的军队和团体,与苏军无关,苏军并不想干涉中国内政。”11 当中华民国政府接受东北的官员在苏军不准带军队的条件下赴东北接收时,苏军虽然在表面上要求中共军队不得对他们进行伤害,但是,一旦接收事宜完毕,苏军便立即撤走,而把当地国民政府的文职官员留在中共军队的包围之中。特别是在东北的一些中小城市,苏军的做法遂使得中华民国政府赴东北接收的地方官员不能存身。而当中华民国政府接收人员对苏军的这种做法表示抗议时,苏军便将《中苏同盟条约》在换文时曾写有的,“所有中国军民,都归中国方面管辖”的条款拿出来进行辩解。因为,不合法抢进东北的中共和中共军队,也是中国人和中国军队。中华民国政府自然没有想到,这竟成为苏军阴谋支持中共枪占东北的条约“根据”。
      其五、当苏军阴谋违背国际条约,暗中支持和积极支持中共军队抢占东北成功的消息已被确证,美国乃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立场,开始帮助中华民国政府军空降东北进行接收。苏联因在表面上怯于国际舆论和美国的压力,而公开要求中共军队退出大城市,但在实际上只要求中共军队退至离开沈阳、长春、哈尔滨沿线二十公里之外。此举遂促成中共制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为中共在东北执行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战争大开了方便之门。
      显然,斯大林的爱憎是分明的,斯大林的共产扩张计划并没有因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而消失,他一心要颠覆和赤化周边国家的阴谋更没有停止。只不过碍于墨迹未乾的国际条约和比它强大的美国,才显得有些羞羞答答罢了。所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公报虽然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要求内战必须停止”,并要求“建立一个团结民主的新中国”,但在苏俄,无非又是放了一颗烟幕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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