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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终卷)

后记
   ——————————————————————————–
   
     终于到了该写下这篇后记的时候了。
     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八日到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我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总算是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和修改工作。若再加上于国内早就开始的“前期工程”,主要是辨别真假资料、澄清基本概念、建立思想体系、设计全书架构、编写“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写出“导论”初稿等,前后已经整整十四年。其间,我曾一遍又一遍地写出提纲,一次又一次地将它们付之一炬,为的是“以防万一”。同时也是为了在没有底稿的基础上,能够更加深入地调动自身思维的能动性,并希望在没有可能带出任何资料和手稿时,我能够将它们默默地记在心中。后来,我甚至不得不将数万字的提纲拆成了无数的“断语残句”,将它们当作“眉批脚注”,“零乱”地抄写在几本大书的“天头地脚”,将数十万字的资料分散开来,当成包装礼物的废纸,然后才带着它们,走出了国门。扔掉了我在国中原本拥有的一切,丢开了曾与我相依为命数年的儿子,告别了不知底里的朋友和亲人,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虽然我知道我会回来,我不会不回去。

     但是,尽管这本书在思想上和资料上的准备工作,几乎全部在大陆做成;尽管我不是第一次出国,我对北美洲华裔社会的人情和世态亦早有了解;尽管我做好了承受一切艰难的准备,决心让命运来支持我和支撑我;而自我“流放海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写作,即期求获得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写作环境,来将它完成和出版;然而,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还是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问题和困难。虽然我渐渐将写作的过程变成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过程,更因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获得了艰难的进步和更加坚定的信念,但在海外这个特殊的社会生态之中,那种时常便会袭上心头的失望和失据的感觉,那些时时刻刻都企图在逼迫你改弦更张的威胁,特别是只能使你伤感、甚至竟能让你感到绝望的某些力量和某种局面,实在是时时刻刻地都在摧折着你的信心和期望。
     因此,如若没有对祖国大陆真正血肉相连的感情,如若没有对祖国大陆社会人心的真正了解和把握,如若没有真正参加过祖国大陆的十数年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并坚持认同它的成果,如若没有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前途所拥有的信心,所怀抱的期望,还有,就是如若没有前此十数年在国内因自我磨砺而终于养成的淡泊心性,那么,吾人虽能抛家去国,却也并不见得就能在海外完成夙愿,了却这一份危险的情怀。
     在此,我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来到海外之后,我确乎愈来愈痛切地认识到:千万要尊重中国大陆专业和非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们,尤其要精读和细读他们在无奈的包装之下,所已经出版的研究著作和纪实文学著作,更应对近年来已经敢于挣断“脚镣手铐”,而公然呼吁要“纠正历史”的史家们、作家们、记者们,特别是军队中的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深怀敬重之心。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在“脚镣手铐”中的痛苦挣扎,如果没有他们怀抱祖国的命运所作出的艰苦研究和大胆著述,不仅历史反思运动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即便是我个人的研究和著述都是不敢想象的。这,也是我要在后来的写作中,要尽可能地引证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尽量地要在他们的著作中去寻找证明的根本来由。
     在此,我只想默默地对那些曾关心过我、鼓励过我和帮助过我,并和我心心相印的大陆友人们,表示我最为深切的感谢。我会在祖国天光大开的时候,再公开地、好好地谢谢他们每一个人,谢谢他们那颗一直都在与我一起跳动着的心。因为只需他们那一句“一定要澄清谁才是历史上真正乱臣贼子”的话,就足够我坚持下来了。
     在此,我自然要谢谢海外的许多朋友们,特别要谢谢那些曾给了我信心和决心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们,新老华侨们,以及台港理念相同的朋友和前辈们。谢谢他们不仅理解了我、声援了我,还为这本书起了这样一个好书名;谢谢他们对我提出过的许多宝贵意见,并给了我许多的启发 。初稿完成后,我正是在给他们的讲演中,在和他们的讨论、甚至是辩论中,才认真地、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了我的著述。
     我还要谢的是,没有我的妻子唐若冰女士对我无怨无悔的爱,没有她对我们共同追求的彻底忠诚和忘我奉献,这本书的完成和出版将是难以想象的。
     我还想说明的是,我的海外笔名辛灏年(取“辛亥年”之谐音),原来专为历史著述而用,海内外鲜有人知道他的本名与“真相”。然而,一九九九年五月,因中共香港特区政府无理地拒绝了我 —— 一个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普通学者,应邀赴香港“纪念五四、六四,展望中国民主前途”国际学术研讨会讲演,作者的原名高尔品,及其中国大陆知名作家的身份,又为中共香港特区政府和海外某些媒体所着意公布,我方才一改初衷,决意在本书中公开作者的原名及“原形”。因为,本书作者并非因“胆怯”才在海外隐姓埋名了如许年头的。
     最后,恳请祖国大陆的学者们,祖国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们,海外一切真正关心和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以及所有的前辈们和朋友们,都能对书中不可避免的错失予以教正,并对本书提出批评甚至批判。即便是某些势力要发动“围剿”,哪怕是“联合围剿”,作者都将铭感于心。因为,本书就是于一再地接受批评意见,不断地迎接形形色色的批判及挑战,和持续地抵抗威逼利诱的艰难岁月之中写成的。因为,当真“围剿”声起,我们祖国的现代历史,反只能会愈辩愈清。
     我姑且抛砖引玉了。因为,许许多多不再需要“包装”的,并真正具有高水平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著作,在我们祖国大陆应运而生的时代,眼看就要来临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于纽约
   
   文献和参考书目
   ——————————————————————————–
   
   孙中山:《三民主义》。
   孙中山:《建国大纲》。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
   蒋介石:《中国的命运》。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第一国际成立宣言》。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
   列 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战略》。
   列 宁:《国家与革命》。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汇编》(部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
   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出版社。
   黑格尔〔德〕:《精神现象学》。
   费尔巴哈〔德〕:《基督教的本质》。
   孟德斯鸠〔法〕:《法意》。
   汤因比〔英〕:《历史研究》。
   罗素〔英〕:《西方哲学史》。
   敦尼克主编:《西方哲学史》,前苏联科学院出版。
   陈修斋、杨祖陶编着:《欧洲哲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肖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德昭:《世界通史》,香港版。
   王荣堂、姜德昌主编:《世界近代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徐天新、梁志明等:《当代世界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郑之、王平编着:《世界中古史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亨利·皮朗〔比〕:《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凤一鸣编着:《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
   但丁〔德〕:《论世界帝国》。
   德尼·维拉斯〔法〕:《塞瓦兰人的历史》。
   米涅〔法〕:《法国革命史》。
   米歇尔·博德〔法〕:《资本主义史1500─1980》。
   戴维·麦克莱伦〔英〕:《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
   
   左言东:《中国政治制度史》,浙江古籍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
   陈振江:《中国近代史简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李进修:《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求实出版社。
   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瑞华、程道德、饶戈平:《帝国主义侵华简史》,黄山书社。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台湾东华书局。
   史扶邻〔美〕:《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史稿》(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河南人民出版社:全套《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全套《中国革命史丛书》。
   古屋奎二〔日〕:全套《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
   徐辉琪、李希沁、曾业英:《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至八册〕,三联书店。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
   
   杨树标:《蒋介石传》,北京团结出版社。
   蒋永敬:《国民党沧桑史》,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世兰、史久远、余茂笈:《国共合作史稿》,河南人民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革命史荟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易劳逸:《失败的种子》,即《蒋介石和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斯捷潘诺夫〔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巴库林〔俄〕:《中国大革命武汉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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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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