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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42)

总结
   
   ——————————————————————————–
   
   中国民主进程的四阶段和民主与专制的三大较量

   
     中国民主进程的四阶段即中国民主革命历程的四阶段,亦即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四阶段。自晚清政府改革至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创建前夕,严格地说虽然不属于中国现代史的范畴,但它是中国近代史的最后阶段和中国现代史的端绪时代。它和辛亥之后中国现代史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既是它的准备期,又是它的奋斗期,所以,我们才将本阶段当作中国民主革命历程的第一阶段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准备阶段。这样,将有利于我们简要地分阶段总结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
     第一阶段(晚清至一九一一),自清政府改革至清王朝崩解。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清王朝专制统治力量、政治改良力量与民主革命力量这三大政治力量的相较量和相消长。
     在本阶段,因清政府改革而导致政治改良和民主革命同时兴起。在清政府一方,是三度拒绝改良,坚持镇压革命,直至一朝败亡。在政治改良派一方,是从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良、发动保皇改良直至要求清政府实行立宪改良并一再遭遇失败。在民主革命一方,则是从“天下共弃”走向了“天下共拥”,直至初造成功。本阶段所揭示的历史意义是﹕革命取代改良的必然性来自清政府不愿、拖延、欺骗和镇压政治改良的顽固性。清王朝之垮,非改良不争,非革命之罪,罪在清王朝自身。
     第二阶段(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自辛亥革命胜利至中国国民党领导北伐成功。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从民国初年民主宪政的初次实现和初步实行,到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公开反扑和变相反扑,构演出了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第一次大较量。
     在本阶段,袁世凯的公然复辟帝制,张勳的公然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的变相复辟及长期混战,虽然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制造了极大困境,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却坚持护国、护法、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孙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终因领导北伐胜利,而将“竟辛亥之功”的历史使命得以初步实现。中华民国因此而获得了初步统一。本阶段所揭示的历史意义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统初获创建之后,将必然迎来民主与专制的艰难较量和反复较量,因此,要巩固民主革命的成果,保卫刚刚创建的共和国统,就必须建立有权威的革命政党和革命政府,就必须自下而上地实现地方自治,就必须造成实现民主宪政的政权基础和社会基础,就必须逐步地实行军政、训政和宪政,特别是实行宪政过渡期的训政,以确保革命政权不被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所颠覆。
     第三阶段(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自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统一至中华民国南京政权败退台湾。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在外患内忧的交相煎迫之下,空前壮烈的卫国战争之中,全面内战狼烟四起之时,民主的艰难推进和专制的变相反扑,乃构演成民主进步与专制倒退的持续较量与复杂较量状态。由是,中国民主革命虽然历经艰难进取,中国现代历史虽有巨大进步,中华民国虽已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终为共产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所战胜。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进程因此而发生了巨大逆转,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因此而面临着巨大的倒退。从而构演出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第二次大较量。
     在本阶段的第一期(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中国国民党在政治上一是护国护法的目的达成;二是遵照孙中山遗训,实行训政,准备宪政。三是逐步夺回国家主权,逐步建立民权基础。在军事上一是削平军阀复辟的余波,二是围剿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的中共叛乱和叛国,三是采取与日本和战并用的策略,积极进行全面抗战的准备。在经济上“确认民生建设为首要”,保护民族经济,肯定自由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从而赢得“十年黄金时代”的美称。在思想文化上则坚持三民主义,批判共产主义,倡行各种文化并存,允许新闻出版自由,造就了迄今为止仍然无可超越的思想文化成就。
     在本阶段的第二期(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领导八年全面抗战,艰苦卓绝,但仍不忘在政治上推进民主、准备宪政,在经济上建设后方,在文化上继往开来。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而终废百年不平等条约,并成为世界四大反法西斯领袖国之一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在本阶段的第三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战后的中华民国民主宪政建设,虽因中国国民党和其它政党、政团的共同努力而获得急剧推进,
     制定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华民国宪法”,但因中共志在发动一场打江山的农民战争并获得了成功,从而使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巨大逆转,使中国大陆陷于旷日持久的全面专制复辟之中。
     本阶段历史所揭示的意义,是在民主力量相继战胜了专制势力公然、公开和变相的复辟之后,在近现代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可能遭遇形形色色名义下的专制复辟。特别是以共产革命为名义的专制复辟,乃是对民主力量与共和国家进行反扑和颠覆的最大危险。二十世纪东方若干农业国家遭遇共产专制复辟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对此提供了血腥的证明。
     第四阶段(一九四九 —— ),自中华民国政权败守台湾和中共在中国大陆建国始。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一个中国,两个国名和两个政权。一个在失败后坚持恢复训政,致力发展民生,艰难推进民主,直至实现宪政即还政与民,终将台湾建设成为一个民主与繁荣的世界先进地区和全中国民主富裕的模范省。一个却迅速复辟专制制度,全面建立极权体制,践踏民权,破坏民生,摧毁自由经济,消灭市场经济,继续以革命的名义和以发动政治运动为手段,长期地摧残和迫害中国大陆人民。嗣后虽推行改革以自救,却又一再地拒绝政治改良,直至全面重现晚清社会政治局面,从而迎来了又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本阶段是为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的第三大较量。海峡两岸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长期对抗乃是第三大较量的明显特征。
     本阶段历史所揭示的意义,辛亥以来的历史已经作出了证明,即“专制仆而统一成,民主败则分裂生”。因此,中国的统一,前提是民主。全中国人民唯有追求民主统一,才能避免专制一统,才能真正实现和完成现代中国的民主建国使命和祖国统一大业。
     这,便是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四阶段和革命与复辟的三大较量,及其历史意义之所在。
   
   下卷总注释
   ——————————————————————————–
   第一章:
   01、《中国现代史》第四二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2、《张国焘回忆录》第一册第二四三页。
   03、参见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一九二一至一九三零部分。另参见刚刚解密的前苏联同时期档案。
   04、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三大”上的讲话。
   05、中共“三大”决议。
   06、同02,第一册第三零八页。
   07、同02,第四五四页。
   08、《李宗仁回忆录》。
   09、《张国焘回忆录》。
   10、同上。
   11、转引自向青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五十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2、廖仲凯此行获苏俄对广东革命政府每年二百万墨西哥圆的援助。
   13、即斯大林“五月指示”。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鲁易为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曾将该指示“示汪”,汪乃大惧。五月指示的主要内容:一、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根除对不可靠将军们的依赖性,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回土地……二、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国民党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三、动员二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伍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四、必须严惩那些坏蛋,并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反革命军官……。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一至─三二页。
   14、参见上卷第三章及注释。
   15、鲍罗廷为反蒋,曾在南昌和武汉分别策反李宗仁和唐生智“取蒋而代之”,当时的李宗仁虽未予理睬,唐生智则跃跃而欲试。参见《李宗仁回忆录》等。
   1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四期。
   17、华冈:《中国大革命史》。中国大陆文史资料出版社。
   18、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中共在武汉国民政府的要人吴玉璋对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指示。
   19、参见上卷第四章注。
   20、《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1、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一九二六年卷第三七八至三七九页。
   22、一九二六年底,当鲍罗廷已经同意迁都时曾说“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中共党史专家后来也称“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已对迁都武汉有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前者参见亚·伊·斯切潘若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四九五页。后者参见《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3、鲍罗廷为策动唐生智“东征讨蒋”,曾错误估计唐生智在东征前尚不可能与中共决裂。他说“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俄对武汉政府的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
   24、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在宁方国民党已经实行“清党”之后,鲍罗廷和中共领袖认为“国民党左派很可能与蒋介石妥协,而与中共分裂,因此,只有继续北伐,才能给忧惶无措的小资产阶级一个很好的希望和出路,他们必乐意跟着我们走这一条路,这样才算是我们领导他们。”(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由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汉方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乃于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并任命唐生智为北伐总指挥,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希望得到阎锡山的支持。
   25、宁方实行“清党”后,对汉方北伐军影响殊深,北伐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与杨森谋,并约定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和十五军军长刘佐龙,然后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自驻地宜昌沿江东下,于五月十三日发表进攻武汉的“反共通电”。武汉政府急调叶挺二十四师迎击夏部,因何健已率军开赴河南前线,刘佐龙部未敢轻动,遂败。但是,夏部“叛乱”后果严重,不仅波及全省,而且造成汉方北伐军军心严重不稳。马日事变和国民革命军驻江西第三军军长朱陪德遣共之变,以及唐生智为清共还兵武汉之变,遂相继发生,武汉“俄国政府”因此而面临着汉方北伐军众叛亲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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