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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38)

八  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下的少数民族政策与未来国家分裂的危险及责任
   
   第一、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对少数民族人民残害的特殊性
   
     之所以称中共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残害,具有特殊性,是因为中共全方位的专制复辟统治在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残害上,首先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在中共的残暴专制统治下,凡是汉族人民曾遭受过的种种痛苦,少数民族人民皆不能幸免。在此意义上,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可谓“共有一个悲惨的命运”。

     但是,中共全方位的残暴专制统治,却又使得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人民,遭受了较之汉族人民更加可怕和更加痛苦的伤害。
     原因之一,就是中共“独尊马教、杀尽百家”的教政合一专制统治,对崇尚信仰的少数民族人民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因为,少数民族在宗教上的信仰,常常不仅仅是简单的信仰问题,而且是他们维系族群生存、团结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旗帜,是理性和感情的高度结合,甚至是生命意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共一方面指斥宗教是精神鸦片,一方面却用权力和暴力强迫人民信仰马列主义这个新“邪教”,这就对笃信宗教的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致命”的压迫。中共和它的军队,中共和它的文革,中共和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掌权者们对少数民族宗教、宗教设施及宗教事业的戮力破坏和摧残,实在不能不说是对少数民族人民心灵的最大伤害和残害。无知的江泽民先生和朱熔基先生将中共“解放”西藏喻作美国总统林肯对黑奴的解放和对蓄奴制的废除,甚至妄言,是中共才推倒了压迫在西藏人民头上的“教政合一反动政体”。殊不知,就前者而论,将黑奴从南方奴隶主那里解放出来的林肯总统及其继任者们,并没有将南方的黑奴们重新变成为自己的奴隶。就后者而言,则推倒了西藏“教政合一反动政体”的中共,却将人类历史上最反动和最残酷的“新马教教政合一政体”强加到了西藏人民的头上。正因为如此,自以为对西藏人民“功德无量”的中共,在西藏人民,包括在汉族人民的心里,却是罪恶无穷。
     原因之二,是中共党领导一切的“党性原则”,对少数民族民族性的压迫和摧残。在中国大陆,虽然每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都有所谓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招牌,但是,每一个自治区、州、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必须是汉人,或必须是已经完全皈依了中共的人,都必须接受中共同级自治区、州、县地方党委全方位专制领导,这就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所谓自治,全然翻作了一篇篇假话。这在汉族地区,人民尚因为自己是汉人而少了一分民族情绪上的反感,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则无疑会对这种完全虚假的自治,充满愤懑之情。特别是中共早已在实行的“先赤化而后汉化”的策略,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迁居大量汉族移民,和由汉人对少数民族人民施行长期专制统治的事实,实已造成了少数民族人民对中共、直至对汉族和中国的痛恨与日俱深。
     原因之三,是中共以马列的“阶段斗争”理论和毛泽东的“民族斗争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问题”的“斗争理论”为根据,在少数民族地区以进行阶级斗争来实行民族镇压,不仅造成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更大灾难,而且造成了少数民族人民对于汉族人民、直至对于整个中国的巨大离心力量。因为,无论中共怎样地压迫和残害汉族人民,都还不会造成汉族人民的民族分裂和民族独立意识。甘当“马列子孙”的一代又一代中共党人,虽然他们人人宣称“等到他们死了,他们就要去向马克思报到”,但他们毕竟是汉人的一个部分,说“逆子叛孙”也行。但是,对于同汉族人民不同种,不同族,甚至是不同文字、不同文化和宗教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来说,中共用斗争的方法,专政的方式,特别是暴力镇压的手段来对付少数民族人民,无疑只能形成由民族压迫所造成的民族对抗局面。而由民族压迫所导致的民族对抗,其最后的结局,不是少数民族的消亡,便是少数民族的分离和独立。由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就势必要演化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关系问题,直至和中国的关系问题。并且,国家认同和国家分裂的问题便会接踵而来。今天,在中国西藏、新疆、内蒙,包括同种、同族、同文化的台湾,所已经发生和发展着的,要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民族运动和非民族的政治独立运动,便是现实的明证。中国国家统一的进程非但没有加速,相反,中国国家分裂的危险却反而在急剧增强。
   
   第二、中共对汉族文明统一理念的破坏和未来国家分裂的危险及责任
   
   一、汉族国家文明统一理念的逐步发展和形成
     中共这群“马列子孙”对于汉族文明的摧残固已不待言,但中共对汉族国家文明统一理念的破坏,却给我们这个文明的古国,制造了当代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性。历史的事实是﹕中国古代帝王们造长城,固是为了守遍而非为了侵略,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则说明了汉文明的重教化而非重杀戮。虽然汉初六十年的和亲政策,乃因国势不强而被迫为之,但唐王朝太宗、玄宗两代君主都是在反侵略战争胜利之后,竟以和亲政策与和平政策对待土藩即西藏,恰恰说明了汉族文明统一国家理念的发展和成就。至清,康熙帝不仅率先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而且亲赴远离北京二十公里处迎接宾客,与五世达赖喇嘛平起平坐以饮茶论事。一位绝不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国记者曾在他鼓吹藏独的书中说,一九零四年,英国曾为野心,竟能以“商业任务”的名义派出三千英军在西藏南部发动对西藏的喋血进攻,造成西藏军队溃不成军,西藏政府遂在英军武力威胁下被迫签订了屈辱的“拉萨条约”。同是这位法国记者,却在同一本书中说道﹕“一七二零年,清军曾应邀进入西藏拉萨,驱逐入侵的蒙古人,监督西藏对蒙古的防卫,却从未干涉过西藏政府的统治”。这位法国记者虽在同一本书中指责说﹕“一九零九年六月,十三世达赖喇嘛访华归去后,清庭曾决定派兵入藏。一九一零年二月两千名川军入藏,军纪败坏,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然而,作者却说,“一九一零年的军事行动却是清政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侵略’”。16
     读者显然能够从这里看见汉族文明统一国家理念的逐步形成,和中国以往统治者们对少数民族高度自治的认可。至于清政府一九一零年对西藏的唯一一次“武装侵略”,究竟是清政府要“侵略”西藏,还仅仅是因为一个眼看就要败亡的王朝在灭亡前的“腐败军事现象”,那也只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汉文明在国家统一理念上的表现和发展,虽然证据丰富,但是,这种标志着文明的进步,却在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思想之后,得到了质的提升。因为,孙中山的民族革命理论,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反满并不是要杀满”,不是要报满人灭我汉族大明江山的仇恨,而是要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实现“五族共和”与“各民族一律平等”,即要实现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享”共和平等的历史目标。至于辛亥前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不过是要“借助民族革命之义,为推翻满族君主专制统治之一助”罢了。新生的中华民国在外患内忧的艰难岁月里,既恪守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问题理念,又继承了汉文明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进步遗产,自始至终没有对少数民族采取武力统一和武力压迫,尤未在各方面进行疯狂摧残的政策。可以说,自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间,虽然多有少数民族趁乱作乱和趁乱附乱的现象,却鲜有中华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实。然而,汉文明在国家文明统一理念和国家文明统一实践上的发展和成就,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所逐步结成的良好民族关系,却因为一九四九年的一声枪响,而归于灰飞烟灭。
   
   二、中共对汉族国家文明统一理念的破坏与未来国家分裂的危险及责任
     其一、中共从来就是分裂国家的罪魁祸首。本书下卷早已揭露了中共于三十年代在苏俄命令下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的事实。现在我们同样有必要将中共在民族问题上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政策”予以厘清。因为中共为苏俄一手扶植和豢养,所以,在夺权前为了适应和执行斯大林专制帝国的对外扩张及颠覆政策,中共曾在建党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称﹕“必须要让蒙古、西藏及新疆自治,并且将他们转化为民主联邦。”实际是要他们“化入苏俄联邦”。一九二五年,中共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并赞成苏俄在外蒙古驻军。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宣称﹕“如果不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及分离权,中国是无法统一的。”一九二九年,苏俄曾为中华民国政府要收回在东北的主权而大举侵略中国,这也是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第一次遭受外敌的大规模侵略。但彼时的中共,却决策“武装保卫苏联”以里应外合,并连续发出十数号通告,命令中共江西红军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命令中共城市地下组织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以策应苏俄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中华民国虽然国难当头,中共却在苏俄命令下,于是年苏俄国庆节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其“宪法”竟明文规定﹕“各民族有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有分离及宣告独立的权力……”然而,一九三九年,当中共因决策日蒋火并和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策略,而扩张成了拥有五十万不抗日的农民造反大军之时,毛泽东乃第一次提出了“民族问题说道底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的理论,并从此将阶级斗争的原则视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这个方针,在中共夺取政权后终于成为中共决策少数民族问题的根本方针,中共亦从此为了在全中国建立和实行他们的全方位专制复辟统治,而在这个“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居然对自己曾决策的上述“民族政策”遗忘罄尽。
     其二、中共制造了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族裂痕、民族矛盾与民族仇恨。正因为汉族文明统一理念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逐步得以形成,所以,中国境内民族之间的矛盾、裂痕和仇恨亦在逐渐地减少,大规模的和持续的民族冲突,已经基本得以消泯。但是,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这种矛盾却在一派虚假的辉煌团结局面之下,在武装和暴力的统治和压迫之下,迅速地、并且是剧烈地发生和发展起来了。首先,对少数民族实行自治的允诺,盖因自治区州、县党委的同时成立,而变成了辙头辙尾的假话。其次,“民族斗争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又驱使着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专制统治策略,以造成少数民族内部的分裂和对抗。再者,在上述行为得手之后,中共即开始以“马教”来诱导和压迫少数民族的宗教,既诱使部分少数民族人民转移宗教信仰,以制造少数民族地区在信仰上的分裂,又逐步地、并且是迅速地企图用“马教”代替少数民族的宗教,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和健全中共独尊“马教”的反动教政合一政体,并以决策大量汉族移民的办法,企图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变成少数民族地区真正的少数民族。自然,这一切均必须在中共暴力专政的前提之下以进行之。但中共的收获,却是终于逼迫着少数民族人民开始了对他们的暴力反抗。由是,中共亦因“图穷匕首现”,而开始大规模地和残酷地镇压少数民族的“叛乱”,亦不管这个叛乱是自发还是自觉,是有理还是无理,是中共阴谋诱发还是由少数民族人民自己发动。一九五零年中共炮轰大小凉山,意在对彝族人民轰尽杀绝的灭族之举,其诱因乃是中共自食其言,才迫使彝族人民要求中共兑现曾经答应给予的自治权力。17 一九五九年的所谓西藏叛乱,便是中共在青海“诱发”的结果。18 一九七零年代在内蒙古发生的“内人党”事件,便是中共利用一个蒙族共产党作家的所谓交待,而对蒙古人民所进行的大规模血腥镇压。19 八十年代西藏的历次“叛乱”,虽然大多数是西藏人民对中共暴政的自发反抗,但是,西藏人民自发反抗和有组织反抗中共对他们的长期残暴专制统治,不仅有理,而且值得同情和支持。因为数十年来,中共对西藏、西藏人民和西藏宗教文明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已使得这一反抗具有正义性和合理性。否则中国大陆人民反对和反抗中共一党专政的民主抗争,也就无理可言了。一个对自己的同族人民尚且能够多次施行公开镇压和屠杀的专制政党,其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反抗的血腥镇压和屠杀,不仅可以想见,而且不难想象。在中共当政的近五十年岁月里,在中共至少残害了七千万无辜同胞生命的统治“实绩”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人民究竟被中共无辜杀害了多少,也只有在中共杀人档案解密的时候,才能为世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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