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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31、孙文为何联俄容共?

31、孙文为何联俄容共?

   在赴香港之夜在一艘英国军舰上,孙文再次显示出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忍;勾勒出外国政策的事略,他说,中国的即刻利益,应当与苏联和德国紧密配合作。从地理邻接和亲密关系上看,俄国独具重要性。他认为列宁的政府,被不公开地指控为过份激进,而实际上他的新经济政策,业已从共产主义转向国家资本主义。而德国虽然战败,却拥有人材和学识,能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德国没有侵略中国的计划,中德关系将对双方互利;不过,他仍断言,新中国应当特别植入法国,英国,美国的价值观,外交政策不应忽视这些海上强国。但是中国不能盲目追随其他国家,中国应当照顾她自已的利益,并特别关注大陆强国--俄国和德国。这正是他在广州的一年前期间所做的。

   被列强象一个被遗弃的人那样对待,孙文开始寻找与被国际遗弃者建立联系。德国与苏联均不满于战后解决方案,并被孤立。如今均与中国建立起友好关系,两者均不属在中国建立的帝国主义。虽然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仍未有结论,俄国自1919年7月宣布废除中俄之间不平等条约;而德国由于1921年5月在北京签定之中德和平条约,已成为按照平等和互惠原则对待中国的第一个欧洲强国。除了国际法明确规定者外,不再有域外法权或其他特权。

   刚开始孙文对德国更感兴趣。他们曾在1917年帮助过他,而孙文在1918年试图获取德国更多的帮助。当时,在战争仍在进行期间,他首先想与德国和俄国建立三边关系。当他回到广东后,曾与1921年9月抵达广州的德国领事协商,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苏联的正式官方接触困难得多。除了勾通的实际困难之外,孙文对德国的军事工业及其对中国经济援助的总体能力印象更深。而苏联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更不发达的国家,仍不得不从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中恢复,仍处于克服经济崩溃的边缘。

   在广州孙文劝说领事外交承认和予经济援助。孙在德国有位秘密代理人,是1905年加入同盟会的德国留学生Chu Ho-chung, 朱现时的任务是向德国外交部和企业界,呈递经济合作计划,建立三边关系的讨论,预定与一位前外交部长Paul Von Hintze会谈,他赞同孙文密谋的品位;在战争期间,他先任驻墨西哥,然后任驻华大使,曾促使墨西哥与日本结盟反美。正是他在1917年离开中国之前,签署命令资助孙文。 1922年1月朱报告称Hintze已有他自已有关中、德、苏联三边关系的想法,但取决于德国总理的批准,他已准备赴广州负责一个协助(孙之南方政府的)计划,并将提供德国顾问和物资援助。

   但该计划未产生结果。德国外交部对孤立插手中国事务犹豫不决,亦怀疑孙文在广东的地位,而当陈炯明将孙文赶出广东时此种怀疑得以证实。同时,三边关系的建议已不再保密。9月一家香港报纸披露了孙文的广东政府与德国和俄国交往的通信,与布尔什维克联系引起敏感反应。孙文回应伦敦说是与该两国建立正常的互惠关系。否认意识形态上亲共,孙文特意提及他的《中国的国际发展》及仍然坚持向西方资本提出要约。但是与布尔什维克联系的污名,给予英国和美国另一理由乐见他的最后失败。而德国否认与孙文有任何官方联系,孙文的其他合作对象远没有那么多限制。

   仍处于国际弃儿处境的苏联,并不过份挑剔选择同盟,而且莫斯科不受传统的外交方法的约束,它亦是国际共产主义的神经中枢,俄国比其他国家更本能地和有组织地直接介入中国政治。其他列强视五四运动为一种威胁,对俄国它是一种机会。而列宁的策略是一种实际政治与意识形态相混合的不固定的混合体,使得苏联能够利用它。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上,西方列强和日本对立即恢复中国主权仍犹豫不决,但是俄国外交部负责人卡拉汉则重申其1919年7月宣布的废除与中国定立的不平等条约,1920年附带了一些限制条件,使得俄国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捍卫者。

   相信中国的民族主义及亚洲的民族主义整体,正是列宁寻找的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自1900年以来,列宁一直对被压迫国家的反帝运动予以同情。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书中,列宁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是资本垄断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附产品。

   列宁注意到,帝国主义榨取的巨额利益,在工业化国家使得资本家能够腐蚀工人阶级的特定部分,并使之与无产阶级大众分离。1920年他进一步强调劳工领袖和其他劳工贵族,有被帝国主义的超级利润贿赂的危险。质言之,帝国主义通过激发落后国家的反抗而自掘坟墓的同时,在发达国家缓和阶级斗争,以阻止无产阶级革命。至1920年列宁决定亚洲民族主义运动不仅有帮助,而且对于加速推翻资本主义有必要。

   仅仅幅员广大便使亚洲大众成为可怕的同盟。正如一位共产国际发言人所指出“共产国际确信,在他的旗帜下,不仅欧洲无产阶级,而且我们巨大的大众贮备,我们的粮食大军,居于亚洲的数亿农民,我们的近东和远东,将迅速壮大”。 列宁对此问题的最后指示于1923年发表,当社会主义革命的即时危险在西方已渐渐消失时,亦强调了此种数量优势“斗争的结果将取决于俄国、印度和中国的事业,占全球压倒多数的人口,在这方面,毫无疑问,世界斗争的最后结果…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将是完全的和绝对保证的。”1923年因梅毒引发的脑疾已使列宁丧失说话和思维能力,此前数年,俄国和共产国际代理人,一直试图在中国运用列宁的策略。

   共产国际在1920年第二次会议上,采纳了列宁的与被压迫国家的国民革命运动临时联盟的策略。根据列宁的说法,这些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此,他们与本地的封建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战斗,因而值得支持。但是由于他们的目的是建立资本主义,此种支持只能是暂时的。本土资本主义的胜利,在服务独立国家的国民得利以及西方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同时,将为亚洲社会主义革命开拓道路。因此,列宁给亚洲的共产党附加了双重角色--帮助资产阶级与共同敌人作战,并准备与资产阶级本身作战。在追求首要目标的同时,不应忽视他们的第二项特殊任务。列宁命令亚洲共产党煽动工人和农民,并保持他们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在苏联帮助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即使不受社会主义革命干预,与资产阶级的同盟将仅维持所需的尽可能长的时间。

   苏联人将孙文归类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1920年外交委员Chicherin(曾于1918年回复孙文者),发给孙文另一封友好函,列宁邀请孙文访问苏联。但是孙文婉拒,此时双方互相感兴趣,但没有一方想建立联盟。共产国际不能确定国民党的潜能,而孙文则更倾向于与富裕的和更易接近的国家联盟,他还担心与布尔什维克联系会引起英国的干涉。1920年秋,孙文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第一位代理人维汀斯基(Gregory Voitinsky)有过一次没有结果的会谈,其人在8月份帮助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当孙文担任广东政府首脑后,俄国对他更加关注,因西方国家反复侮辱孙文,他亦处于更能接受的心态。

   1921年12月初,孙文对苏俄革命的评价混和着怀疑和同情。他说“俄国废除了资本主义,但是人民蒙受了极大损失,其未来不稳定”。他引证这些困难,旨在表明在确立资本主义之前,先行社会革命的好处。12月底,另一个共产国际特使马林(JFM Sneevliet)前往广州会见孙文,为双方建立亲密的关系扫清了道路。

   Sneevliet是个菏兰共产党人,先前曾在印尼引进统一战线策略,在那儿可能已从华侨处听到有关孙文的传说。在中国他使用“马林”化名,他遵循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确立的双叉方法。1921年7月他参与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并寻求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联盟的机会。他首先找吴佩孚,吴是一位有着坚定民族主义者名声的北方军阀。吴在五四运动期间曾支持学生运动,曾击溃亲日的安福系,此时正与日本的最后扶持对象张作霖发生分歧。马林与吴谈判的结果,使得共产党组织北京汉口铁路工人在吴与张作霖战争期间护路。

   马林到广西桂林的北伐总部访问孙文,在12月底停留了数日。在他们的长谈中,孙文更多地了解了苏联的政策,包括新经济政策,了解到列宁与孙文的意识形态有相当大的差别。当马林想知道是什么激励孙文革命时,他接到的是令他困惑不解的答复。孙文仅仅是扩展源自古代中国圣人传承下来的未中断的传统。马林对孙文的政治思想及军事前景并没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马林认为国民党可以适合共产国际的计划。马林首先提及双方合作的主题,根据马林的报告,孙文尚未准备冒险。他希望进军长江流域那些吴佩孚的地盘,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要是他与苏联同盟,孙文担心英国将支持吴佩孚。因此,孙文建议与苏联建立道义关系。会见马林后不久,孙文称赞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的社会成就,亦对帝国主义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1922年1月在一次演说中,孙文宣称法国和美国代表旧共和模式,俄国民主产生了一种新样本,而中国将根据三民主义建立最新的模式。民族主义意味着全世界各种族平等;民权即在一个国家内政治平等;民生是指经济平等。民主主义已经在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实践过,并在最近的俄国实践。 当月在对士兵的演讲中,孙文明确指出,尽管羡慕苏联的目标,他更倾向于他自已的方法,土地价值和关健工业国有化。他仍然支持从外国借资本发展中国。但是他以苏联为例,表明社会动乱的不可避免性及多目的革命的可行性。俄国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只是比他的三合一模式少一项。“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的世界”,而新世界将是“孔子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今,只有新设立的俄国政府似乎与此相似。虽然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发生,它已取得更多成就,因为俄国已关注公共福利”。尽管如此,他觉得中国将最终取得更佳的成绩,因为俄国在北极圈,而中国处于温带,俄国已有资本主义,而中国却没有。

   孙文亦注意到西方国家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恐慌性的反应。害怕他们自已的国家会受社会革命观念的影响,列强对俄国发起了四年战争,但未能成功;因为俄国意识形态具有某种优越性。这个例子被适用于他的“士兵的精神教育”演讲主题。

   早些时侯,孙文曾怀疑外国资本主义不喜欢中国现代化的观念。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中,他的社会主义是由孔子,孟子,洪秀全,亨利乔治和林肯的激励,但与马克思无关。孙文有理由觉得与列宁情投意合。两人皆主张社会主义,皆引起西方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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