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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28.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28.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决定支持日本接管山东,激发了中国最大的民族主义抗议浪潮。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示威游行,五四运动涉及面广泛,引发了知识分子自1915年至1920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评价。由于对1911年革命的失望,知识分子意识到满族并不能对中国问题负单一责任,因而直接关注1911年革命未能触及的深层原因。受到外国观念的激励,一群作家和学者大胆建议创建一种新文化,取代仍规范大多数中国人的行为的旧文化。这种革命观念,特别在1919年爆发的爱国运动后,在学生知识分子中赢得共鸣;虽然很快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分裂,新文化运动最终将富于民族主义和社会意识的知识分子引入大众政治活动。

   确切地说,传统文明早已开始崩溃。中国第一次与工业文明的冲突引发的鸦片战争,震醒了中国对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兴趣。到19世纪末,改革先驱者严复和梁启超,引进了外国政治和哲学。在义和拳乱后收拾残局的改革期间,知识现代化亦助长了反满清王朝的怒潮。然而,革命者们(特别是孙文)强调改变政府的形式远盛于改变思想模式和社会机构。因此,不是孙文,而是严复和梁启超指出新一代的道路,严复和梁启超讽刺孙文简单化的政治变革观念。在其深度和影响方面,五四运动史无前例。传统机构,包括迄今不可动摇的儒家基础,家庭制度,过去从未曾受到如此毁灭性的攻击。不到20年,知识界的心情已从改革转变成攻击传统信仰和习俗。

   36岁的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首先向旧文化开火,陈曾留学日本和法国。陈认为“东方缺乏创新意识和想象力,无法与西方充满活力与生命力的意识较量。由于受过时的习俗,法律,伦理和社会义务的束缚,中国人的思想已落后西方一千年。除非由一种全新的个人精神赋予生命活力,中国将蒙受古巴比伦一样的命运”。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显示无情,陈独秀争辩“创造了西方精神的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化的典型表现,而传统文化信仰的整个结构均是反对这些赋予生命力的价值”。

   作家们纷纷响应陈独秀号召改变价值观。1917年北京大学重组给新思想尚开了大门,并予之一个生机勃勃的家园。过去北京大学以保守研究和注重名利著称于世。曾留学法国和德国的蔡元培任校长后,北大成为追求自由知识的中心。作为杰出的经典学者和反满革命家,蔡元培不拘政治观念而唯注重教师的学术能力,鼓励文化发展和互助学生组织,创造了一种产生不落俗套的首创精神和批判精神的自由环境。

   1917年蔡元培任命陈独秀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继续编辑和发行《新青年》,读者群及其竞争者持续扩大。同年,26岁的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陈独秀未来意识形态的反对者亦加盟北大,胡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获杜威教授指导下的博士学位,强调研究历史,哲学和文学需要应用科学的批判方法,他力促白话写作使之闻名于世。

   文言文只有极少数精英能够撑握,他们利用文言作为统治传统社会的工具。白话取代文言,正如拉丁语被欧洲各地方言取代一样,是普及文化教育和大众参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步骤。这并非首次变革建议,有些政论作者早已使用地方方言写作,但是胡适颇具说服力的论辩来得恰到好处,到1920年在他提出白话写作倡议后三年内,绝大多数周刊报纸皆已改用白话。

   中国对巴黎和会寄予厚望,因为这是中国在现代历史上首次作为战争胜利方,而且按照威尔逊总统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另一场战争,而是一场结束强权政治的战争。中国人倾向于相信威尔逊,尽管有俄国十月革命,至少直至1919年威尔逊而非列宁才是新时代的预言人。中国期望与她的同盟做新交易,代表南北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提议改变不平等条约,最低的也更紧迫的要求是归还德国在山东的特许权。这至少能消除《中日21条》的污点。4月底,巴黎和会否决了中国代表的两项要求。中国人寄予如此厚望的威尔逊总统,因日本出示其与英国和法国的战时秘约,不得不对日本妥协;更令中国爱国者恼火和愤怒的是,披露了北洋政府于1918年9月与日本秘约保证其在山东的特权。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多学生在大学生领导下,示威游行至天安门,抗议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谴责北洋政府与日本勾结出卖中国利益,但和平示威很快演变成暴力。学生们放火烧了一个叛徒的房子,殴打了另一位官员,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一位学生因伤致死,32名学生被捕。随后数周内,全国超过200个城市爆发各阶层人士参与的声援支持北京学生的抗议活动。

   运动的中心是有利于民族经济兴起的反日抵制日货。(战时欧洲进口缩减,而日本进口增加了三倍)学生们组成十人小组,强制执行抵制日货行动,领导街头集会和抗议活动。在上海的一次集会有十万人参加。学生们在各主要城市继续罢课,有些商人和工人亦加入其中。上海举行总罢工,使整个城市和国际区陷于瘫痪,甚至臭名昭著的上海黑社会亦宣布爱国休息!在各城市,包括租界,军警打伤了一些示威者,枪杀了一些人。虽然断续的抵制日货行动持续了一年,主要的抗议活动直到6月底才平息。但学生们赢得胜利,北洋政府内阁辞职,政府解除了三名亲日官员的职务,释放了上千名被捕的学生。

   5-6月的抗议活动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没有政党或既存的组织策划,学生们证明了他们作为组织者和宣传家的勇气和精神,亦显示了广泛参与的民族主义的威力;全社会包括商人和乞丐,秘密会党帮派,苦力及熟练工人均参与;但农民仍未直接介入,这完全是城市现象。然而,城市发生的事件,突显了现代教育及战争期间迅速工业化的效果,并使传统农业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

   自十年前的改革,至1919年尝到现代化教育成果的人,即使仅受过小学教育,可能已超过千万人。尽管如此亦仅不到总人口的3%。然而,高度集中在城市里的青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潜在民族主义的煽动群体。许多青年男女,来自涉及爱国商业活动的新商业阶级家庭。

   战争期间,本地资本已从农业转向城市轻工业。新商业中心漫延至内陆,沿海旧工商业中心继续扩大,失地农民涌入工业中心,形成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劳工无产阶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达150万人,比1914年几乎增加了三倍。自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工人阶级和本土资本家阶级,均富有组织经验。虽然民族主义予他们一种共同事业,超过40%的产业工人受雇于外资企业,1919年从欧洲回国的工人使工联活动生机勃勃。

   新文化运动聚集了力量。积极的鼓动家仍是一小群,北京大学仅有不到2500名学生,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在文化界相当大。他们对传统,包括对家庭与宗族制度,祖先崇拜,缠足,女性歧视,道家魔术,旧信仰和习惯的整个体系的谴责,变得更加大胆。成千上万人阅读他们的出版物,五四运动后的6个月期间,出现了400余种白话报刊杂志。对西方文学的渴望,刺激了一股翻译潮。同时,新文化运动要求一种更加务实的倾向。

   学生们组建了十几种新组织,并参与公共活动和计划,诸如夜校,为穷人的子女举办免费学校,公共图书馆和演讲,工作和学习小组及墙报。其背后是日益增长的深入大众的情感需要。虽然他们的主要努力仍局限于城市,学生们亦开始走向农村。但在军阀统治下,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就有限。当封建军阀浪费60-80%的国民收入于不是捍卫国家而是分裂她的军队时,宣杨教育的品德又有何意义?政府教育拨款或许少于在满清王朝虚弱的年月期间。然而,要求国家现代化和表达自由的呼声大得多。

   在分裂和不稳定的军阀统治下,公共意见无法象在中央警察或极权社会下那样残酷高效被窒息抑制。在五至六月骚乱期间,北京当局对上海无能为力,在1916年-1928年整个军阀统治期间,伴随着中国知识界的黄金岁月。然而,军阀太弱,以致无法抑制思想,军阀是用枪和金钱而战,而不是用观念作战。军阀的蛮横残忍,浪费生命和资源阻碍了国家现代化的更大目标。普通民众比在满清王朝统治下过得更艰苦。饥饿驱使成千上万农民参军,包括小于15岁的儿童加入靠榨取税收种植鸦片及与外国列强合作维持的军阀军队。尽管有个体军阀的民族主义情感,军阀体制延长了帝国主义的影响。这是五四运动后几年内,将大批深感挫折沮丧的年青知识分子,引入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的条件。

(2011/10/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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