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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24、袁世凯众叛亲离

24、袁世凯众叛亲离

   云南都督蔡鄂将军1915年11月11日从北京拘留处逃回云南,与梁启超组建护国军,首举反袁世凯称帝义旗,“消灭国贼,捍卫共和,维护民主,发展大众主权精神”。12月23日,蔡鄂予袁世凯最后通谍,限他两天内取消称帝。当袁世凯拒绝后,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护国军一万人兵分三路挥师北上;12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袁世凯被迫推迟原定的1916年1月1日加冕典礼。他的两名主要将军段琪瑞和冯国璋,分别称病拒绝任征讨护国军总司令。 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同时山东成立反袁称帝军。日本政府此时宣称将视南北双方为交战双方。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放弃称帝,但他仍期望保住总统大位,通过恢复内阁制,来平息安抚革命者;然而时局的进展超过了他的期望。广东于4月6日,淅江4月12日宣布独立。5月5日各革命集团联合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拒绝承认袁世凯为总统。甚至康有为两度敦促袁世凯辞职出国旅游。此时,袁世凯大势已去,其追随者相继开始背离他。当他要求冯国璋召集各将军和各军政府都督支持他任总统时,冯国璋只是要求他辞职。5月9日山西,5月22日四川,5月27日湖南宣布独立。据称当袁世凯读到四川通电时当场昏倒。醒来后,袁衰叹道“现在连陈环都这样,我还能说什么?请电告他,我拟退休。”由于众叛亲离,令其羞愧难当,整日焦虑不安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突然死于尿毒症。

   梁启超评价袁世凯说,“他不懂人和动物的区别,以为可以用黄金和刀剑威胁获取任何东西,他的愚弄宪法,非法操控议会,行贿,威胁,谋杀,奴役手段,对共和精神和道德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奠定了随后十年无法无序的乱局”。

   一旦当选临时总统,袁世凯即开始曲解共和。首先,在内阁四个最重要的部:外交,内务,战争和海军部,安插亲信;同时,将四个次要的部:教育,司法,农业和森林部,让给同盟会员当任。黄兴原为革命战争部长,袁仅予黄兴任南京地方军事长官,且由于袁世凯拒绝支付他的五万人的军响,黄兴很快便被迫遣散军队。总理唐绍仪,真心渴望将国家引向法治,与袁世凯的秘密意愿发生冲突,为羞辱他,袁世凯解除直隶军督职,并派他前往南京遣散军队,而没有依临时宪法所须的总理附署。于是唐绍仪于1912年6月16日愤而辞职抗议,四名同盟会部长亦辞职抗议。

   下任总理是个低能的外交官,原驻俄大使陆征祥,由于他缺乏政策与方向感,受到议会弹劾,7月27日即称病不上班;故由袁世凯的亲信内务部长赵秉钧代总理,并于9月24日成为总理,结果使整个内阁变成总统的傀儡,五个月内,袁世凯便将责任内阁变成杂乱无章。然而,袁世凯对南方革命领导人表面上非常重视,袁邀请孙文,黄兴赴京商谈。孙文先赴京26天,受到袁世凯热情款待,袁13次认真听取孙文有关土地改革,单一税理论,及从北京迁都内地的重要性和建造20万公里铁路的必要性。9月9日,袁任命孙文全权负责铁路总监,建造国有铁路体系。孙文离京时相信袁世凯是个有能力且真诚的人。认为袁将“不可避免任10年总统”。然后,黄兴进京会见袁世凯,亦受到热情款待,袁亦认真听取黄兴谈论工业发展之需,高效议会体制的必要性,黄兴被任命为广汉线和川汉线铁路总经理。

   不过仅是个人野心无法解释袁世凯的决定。由于共和主义尚未扎根于公众,袁世凯希望一个新王朝能为国家统一和便利中央集权提供一种焦点;中央集权行政亦非某种独裁个性的怪想,袁视之为实现国家目标和促进国内发展的条件,袁的错误在于假想。首先,更熟悉帝国传统的普通人民,当他的政府对于解除农民苦难未做任何事时,对于恢复帝制更易于适应;其次,袁错误地将支持他反日的力量,当作支持他个人集权,恢复君主制的力量;士绅阶层已经阻止他的中央集权措施,他的好些将军们亦反对。此外,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支持现代共和体制,他们反对任何时光倒流的举措。简言之,袁世凯骑虎难下。孙文利用日本协助摧毁袁世凯的计划,突然似乎更可行且更合理。此时宋庆龄成为孙文的新妻,激励了孙文奋斗。

   1915年10月25日孙文与崇拜他的年青美丽的宋庆龄结婚,她相信孙文是从事伟业。宋庆龄是孙文最好的老朋友宋查理之女,时年23岁,比孙文小26岁。1913年宋庆龄与家人一道随孙文逃亡日本,宋谒龄一直任孙文的英文秘书。当1914年谒龄与孔祥熙结婚后,刚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庆龄接替她成为孙文的英文秘书。庆龄与孙文的结婚,带给孙文由父母安排的首任妻子所欠少的爱情和陪伴。孙文的首任妻子也是个基督徒,生了三个孩子,孙文的第二任妻子并未离婚,令中国基督徒和传教界不安。该婚姻终结了孙文与宋查理之间的友谊。然而后来却极大地增强了宋家的在中国的影响力。

   1915年秋当袁世凯的王朝引发骚乱不满时,孙文重申他追求独立的决定,为避免重犯1911年的错误,他的目标是将自已和他的党作为独家撑权者。敦促他的追随者抓住关健点,并宣布将不与袁的叛徒阵营合作。11月孙令陈其美和蒋介石暗杀了支持袁的上海都督,但11月初发动海军起义的企图未能成功。11月底梁启超的支持者蔡鄂将军在云南首举讨袁反复辟帝制的义旗,真正的反袁战争开始,但不是在孙文领导下。

   现在日本如孙文所期望,变得更加积极。虽然原则上,日本领导人更倾向于中国成为君主制国家,袁世凯此时称帝,本应相当于投票支持抗日。因此,10月开始提出反君主制的外交动议,日本与本土反袁世凯运动保持同步,英国及其欧洲同盟因一战爆发而自顾无瑕,无法干预,他们需要日本更盛于需要袁世凯;而且,他们原来欢迎袁世凯是作为稳定的担保人,现在袁却制造了不稳定。12月日本派一名高级军官到上海协助反袁运动。1916年1月日本政府决定不支持袁的新王朝。2月孙文的转折点终于来临。

   这时,南方的反袁活动仍然遇到顽强的抵抗,日本决定资助孙文,它通过一个民间企业家Kuhara Fusanosuke处理,此人是军方和泛亚圈的影子人物,也是日军副总参谋长Tanaka将军的朋友;1920年代末,Tanaka任首相时,以对中国持强硬立场著称,是反袁世凯战略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从2月20日至4月27日,Kuhara共给了孙文至少140万元(约70万美元)贷款,最后一笔是由Tanaka汇的。但是在获取更多的钱以前,孙文不得不显示看得见的成果,且日本人并未如孙文期望的那样,单独支持他。

   3月7日东京内阁决定完全除掉袁世凯,并为在全中国建立支配机制扫清道路。为此目的,它亦决定予由梁启超的信徒领导的反袁力量以交战方的地位,在所有反袁派之间分配资金。Kuhara亦向一个袁的缩敌,与南方反袁者合作的前高官贷款100万元。另一位日本商人O向一个满族亲王贷出相似的贷款,他是满洲傀儡政府的长期侯选人;日本在满洲施行更放肆的政策。

   袁世凯无论如何朝着灭亡迈步,但日本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3月22日袁世凯取消称帝后,一位勇敢的中国反对派要求袁完全退休,然后,4月日本予袁世凯致命的一击。他们说服中国盐税管理国际委员会,扣住税收直到清偿贷款和偿付赔偿之后。由于缺钱,袁世凯无法阻止官员和士兵的背叛。

   试图从东京指挥反袁运动的孙文,此时担忧袁的其他反对派更甚于袁世凯本身。他警告他的追随者,除非他们撑握主动权,中国可能会陷入第二,第三个袁世凯手中。孙文送钱贿赂军队,称赞美国华侨志愿者,捐助飞机和飞行员,通过日本在山东的军政府贸易官员用海船运送武器(后来披露日本交易者运送的是过时的武器)。4月27日孙文启程赴上海亲自负责。此时,或许在日本人的坚持下,他放弃单打独斗的观念,指示部下与非党人员合作。虽然他警告反对与日本有牵连的广告,但是孙与日本的关连非常明显,尤其在上海和山东。在上海孙文住在南满铁路公司一个日本官员的家里。孙的卫兵是一位年青的日本军官,20年后成为日本远征军驻上海的司令官。

   重大的军事胜利本应可以获得更多日本资助,但孙文的部队未能赢得此种胜利。宣称在他与攻占北京之间仅差500万美元空缺,孙文向他的美国朋友D提出最后一次无结果的请求。同时,承认他的对手已再次超过他,孙文号召所有的力量团结组建共和。但是6月6日已准备逃离北京的袁世凯死于尿毒症。随即不是共和体制的恢复,而是一段由袁的北洋军军阀操控的地方军阀统治时期。随后的12年在中国几乎不存在中央统一的统治。

   日本通过帮助将中国带入混乱的边缘而短期获益。日本发现无法通过代理人获得大陆的支配权,而欺凌策略仅是激起中国人的强烈反抗,最终日本帝国军队不得不与中国人民战斗,因为他们的国家不供出卖。她过去从未出卖,将来永远也不卖。

   孙文和同样接受日本资助的孙文的竞争对手们均无意间做了傀儡。所有的人为他们各自的直接目的仅希望利用日本。然而,孙文在与日本交易时极不审慎,尤其是在突发的21条期间,孙文更真诚相信建立在真正互利基础上的泛亚主义,正如他相信整个工业世界可以通过协助而非剥削中国获利。试图说服Kuhara和美国摩根集团接受此种长远利益的观念,若有需要确保之,他可以比他们更精明,孙文当然是天真的。然而,由于缺乏建立本土权力的条件,在他事业的头20年期间,他几乎没有改变。

   不过,中国社会继续现代化,开始为政治现代化拓宽道路。新思想潮流,刺激了社会责任感的觉醒,渗透进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没有了袁世凯的独裁压制,这些观念更自由地流通传播。工业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本土企业家和工人阶级队伍扩大。农村的变化要缓慢得多。民众并不积极参与政治。然而农村的剥削未受制约,更为加剧,强化了传统农民反抗的暴发。这里是个巨大不满的水库,等待积极政治活动的渠道。麻烦的是,这些新条件成熟的同时,亦强化了地方军阀的坐大,孙文早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便警告过此种背信弃义。

   袁世凯死后一年,有名无实权的续任总统黎元洪,试图维持北京共和体制的外表。孙文居幕后,同时予黎元洪恢复1912年临时宪法和被袁世凯解散的议会的努力以道义支持。对孙文这是一段深思,写作,演说时期,象1912年至1913年一样,孙文以外表的沉静再次接受失败,并在境外避难时宣称宪政正在按序进行。他再次以资深政治家的身份,撰写了一本议会程序入门 。旨在教导人民如何行使尚不存在的民主权利(后插入国家重建计划,于1917年2月首版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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