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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22、中华革命党

   22、中华革命党

   南郭点评:孙中山最为后人诟病的行为之一即是他为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必须向他人个宣誓效忠,按手印等所谓黑社会帮规。然而如果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及革命党的性质,孙文之举实易于理解。此前孙文虽然身为同盟会首领,盟员会众不少但真正核心并不多,且不服从命令的现象屡见不鲜,二次革命失败原因之一在于各地党员不听从命令以致错过最佳战时。孙文过去从未亲自负责指挥重大行动,如今孙文想亲自负责指挥,因而有了此举。革命党必须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是因为革命党的性质实际上属准军事单位,而军人服从命令是天经地义的,因此党员要忠诚守纪也是理所应当的。1919年孙文将中华革命党重新改名为国民党。孙文由于屡战屡败急于求成,因而此期多有冒险行动,为寻求援助,轻易承诺予外国资助者巨额回报,虽然无一兑现,但毕竟有损孙文声誉。其实任何革命都离不开金钱资助,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资金来自主要靠抢银行、邮局、铁路和向俄国的敌国德国出卖俄国国家利益;美国独立革命的资金来源则主要来自美国资产阶级及法国的支持。孙文共和革命的资金则主要源于华侨资助,日本及德国政府亦曾资助过孙文,尽管孙文曾多次承诺予外国资助者丰厚的回报,但皆未实际兑现。正由于孙文缺必要的资金,使得中国共和革命极为艰难,当今中国民主革命同样如此。

   在日本休整沉思后,孙文发现自已成为多重的受害者。先是本党,然后是袁世凯,最后是西方民主国家,皆对他和在国内他们称赞的三民主义关门。要是缺乏适应能力和自信者,本应一切皆完了;正如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那样,他的政治生涯,充满挫折失望,最终陷于绝境。然而孙文却以另一方式对待失败,他决心证明他一生的事业尚未完结也未白废,未能成功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权力。次年在一封给一位美国同情者的信中,孙文披露了他正在忙于准备另一次行动。“这次我将亲自处理全部事务。。。第一次革命在我能够回国之前已爆发,二次革命我没有参与,因为我想有许多相当能干的人能成功完成任务,但是太多的厨师毁坏了炉子”!在内部通讯中,孙文对他的同志们不那么客气,直言不讳地指责他们在两次革命中阻碍了他,如今,他要求绝对忠诚和服从;于是孙文在日本创建了一个新的秘密和精心挑选的组织(即中华革命党),计划推翻袁世凯,并指导国家的命运直到实现民主宪政。

   成立于1914年7月的中华革命党与传统的秘密会党和列宁主义的党相似,孙文当选总理。该党吸引了先前革命者的一个分支和少数激进分子。黄兴拒绝加盟,因为孙文坚持每位成员发誓忠诚于他个人而不仅是党的纲领。此外,成员需按手印也令他反感。回答那些党的独裁与民主的目标不符的批评,孙文援引一位欧洲权威罗伯特米歇尔的说法“即便最热衷于大众统治的政党,也不得不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显然,无论什么党,都必须服从党魁的独裁,在必须服从军事命令的革命党的情况下是多么地真实。接受此种绝对政治领导权观念者之一是27岁的蒋介石,蒋1908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二次革命,当时尚不是孙文核心层人物。

   中华革命党的计划包括民权,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孙文对最后一项作出重大变更,在夺权到完全建立代议制政府之间的九年过渡期间,他插入一个国民党的三至六年的统治期间,如今称做训政。 该计划取消了民族主义,是为避免外国干涉革命,但中国人真正想要独立并非秘密。一位英国外交官1912年5月给伦敦的汇报中指出:“中国是中国人的观念很有市场,从日本,英国,美国归国的学生们均强烈渴望收回租界,取消域外管辖权。他们抱怨在上海和其他条约港口,受到外国人的不平等待遇,并希望他们自已控制金融,铁路和其他产业。”一位高级外交官在该报告上批注:“我不喜欢中国是中国人的观念”。

   取代解除帝国主义的压力,结果却使此种压力更重了。袁世凯试图通过让外国人之间相互对立而缓解之。当然他所能做的相当有限,不只是他自已缺乏远见,因为他鄙视公众政治行动,他无法完全利用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孙文却由于他的近似疯狂的筹资而直接反对民族主义倾向。

   1914年在原始革命者之间的分歧影响了海外同情者,资助亦随之减缓。虽然南方华侨并不喜欢袁世凯,但孙文的同志(在二次革命中更有名的)亦向他们求助。在推翻腐败的清王朝时孙文寄希望于夺取一省政权,然后引起连锁反应,面对袁世凯的强大武装的敌人,需要更多的金钱购买武器,或贿赂军队,这是孙文更注重的方式。由于英国全面支持袁世凯,孙文转向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寻求资助,他从未考虑到西方国家是重建中国的自然合伙人。因此,在此事业最低点,孙文并未改变他运作革命的模式。因共和是孙文奋斗一生的事业,一心一意渴望报仇背叛了共和的袁世凯,使他变得更加轻率。

   1914年5月日孙文致函日本首相奥库马(Okuma)承诺日本一种实质垄断中国商业的比英国对印度取得的更大的利益,换取其帮助建立共和军。 孙文的慷慨要约,比较美国帮助巴拿马获得独立,日本的项目获取的利益要更大,但仍未能打动日本政府。它仍在等待其外交部长一度所称之“心理时刻”,以实现其在中国的目标。但是此信在中国报刊上被披露,使孙文的信誉受损。

   8月,孙文开始与一个美国加州人吉姆斯(Dietrick)交易,他早些时曾对孙文的铁路计划感兴趣。孙文的诱饵是在全国百货商店的特许经营权或负责各种工业计划。他的唯一条件是他的未来政府拥有这些企业的一半股份。孙文与吉姆斯的通信持续了近两年,与他曾与雷亚的合伙人布斯的交往一样,他开始时要求吉姆斯资助数百万,后降至几十万,当他最终一无所获时,要求返还全权代理授权函。与此同时,孙文在日本的前景日益明朗,1914年8月以后,东京等待的“心理时刻”已接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转移了对中国的国际关注。援引英日同盟,日本于8月23日对德国宣战,而英国需要日本海军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帮助,故无法阻止她的同盟利用此机会进军中国。11月,日军攻占防务空虚的山东。虽然英国和德国亦侵犯了中国的中立,日本却更进一步,占取了半个山东省。11日,日本宣布由于他们不得不与德国战斗并驱逐之,他们没有义务返还租界地给中国。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交21条要求,这是它拖延已久的在中国主张帝国主义地位的要价。

   一周后,该新闻在报上披露,引起前所未有的骚乱,且公共意见如此广泛传播亦史无前例。报纸读者群已达400万人,群众游行集会号召坚决反对。三月下旬开始反日罢货,首次显示这种武器的真正潜能,游行集会在实务中则是中国武器库中唯一的武器。象所有的政治活动一样,反日煽动仅影响了一小部分人口,正在成长的劳工运动亦介入。

   袁世凯并非领导大众民族主义运动者,但公众的愤怒加强了他谈判的筹码。日本在独特的国际环境下,有更多可用于对付中国的武器和利益等有利因素。三月初日本开始派三万军队登陆中国,增援其既存的兵营,这是条约的安排允许的措施。然而,中国利用外交途径对抗,通知各国外交官,中国促使英国反对二十一条第五组条款,因其威胁到英国在中国的权利,数月来袁世凯的职业外交官在条约细节上纠缠拖延。直至受挫的日本人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谍:要么中国在两天内同意,要么日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但此时,日本人划掉了第五组条款。5月9日,中国接受了其他大多数条款。但是日本的最后通谍和袁世凯接受21条,使中国公众的愤怒达到高潮。5月7日和9日亦成为国耻日。

   日本最终获得的让步和投资机会,或许本应可悄悄地获取,因为西方资本陷于欧洲在中国更少竞争力。然而日本人却使用老帝国主义的策略和最强悍蛮横的方式,激发了一种新的激烈和不妥协的中国民族主义,随后三十年日本饱偿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兹味。

   大多数中国爱国者(包括孙文先前的同志)支持袁世凯或抑制反袁行动而抵制日本,孙文却站在另一边,他不顾黄兴的警告“不要前门拒虎后门迎狼”,继续向日本提出出让最大利益的要约。 虽然孙文辩称袁世凯事实上想要该21条,以便赢得日本支持他当皇帝,私下孙文向日本提供相似的独家特权。1915年3月14日正当日本对北京施压的同时,孙文将他的建议呈交东京外交部, 以换取日本帮助除掉中国邪恶的政府。孙文邀请日本人对中国人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训练,这是一种更新的泛亚观念,因为孙文建议日本放弃其他同盟,协助中国摆脱治外法权和其他不平等的义务。

   然而,为了东京的目标,仍然没有必要武装孙文,但是武装孙文的威胁,加强了它对北京的影响。虽然孙文提供要约的细节未公开,但是他已无意中成为日本扩张主义者的马前卒却不是秘密。孙文在日本,其他人则返回国捍卫祖国挫败先前的赞助国。一位资深革命者HH孔,认为孙文是受精神压力损害的不明智的爱国者。四月在一封致袁世凯的澳大利亚顾问的函中,孔先生说“尽管孙文出于好意,但因为他的错误观念,日本人能操控他”。有些人认为“他的危险处境和焦虑已影响他的神经系统”。 孙文如今是个孤独和失去信誉的人物。8月袁世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正如孙文曾警告的那样,袁世凯开始发起称帝运动。

(2011/10/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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