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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黎元洪:备受歪曲的共和元勋


   2011-10-11 05:13:20
   
   李钟琴


   
   中国人对凑成整数的纪念日都特别看重,我本俗人,亦难免俗。值武昌起义一百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借送女儿到武汉上学之机,我特意去瞻仰了湖北新军工程营旧址和首义广场,回顾先贤之壮举,聊发思古之幽情。
   
   工程营旧址早已被湖北省总工会所占。步入其院内,只见右侧立有一座三枝步枪构成的纪念碑,碑后是古色古香的廊亭,当年的工程营住房等遗迹已荡然无存。
   
   首义广场倒是建设得气势恢弘、花团锦簇,广场南边的阅马场,是当年黎元洪设坛拜将的地方,此时正在整修。北边的鄂军都督府(武汉人称之为“红楼”)还保留原貌,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人家不对外开放。都督府大门前的广场上,立着一个身着长袍马褂、手柱拐杖的小老头的铜像——不用看底座上的说明,大家也能猜得出,这个小老头就是孙中山先生。
   
   武昌起义胜利之时,孙中山先生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打工。他是在武昌起义三天后才从当地一家报纸上看到消息的,不禁叹道:“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两个多月后,也就是辛亥年的年底,中山先生回到上海,此时清政府已经离垮台不远了。人们常说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那是由于不明真相!
   
   辛亥革命,是经社会精英启蒙、由底层小人物率先发难、社会各阶层人士继之而起,最终全国上下合力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的划时代事件。中山先生固然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但在鄂军都督府前立他的像,我总觉得有些不太合适,起码对一个人有失公允。这个人,说出来大家可能会不服气,他便是在历史上备受歪曲的共和元勋——时任鄂军都督府大都督的黎元洪。
   
   既来之,便想写点什么。孙中山、袁世凯、黄兴,以及武昌首义的小将们,已经有不少人写过了。于是我想写写黎元洪,以此纪念武昌起义一百周年。


   
   在历史课本上,黎元洪是被列为军阀、投机政客一类的反面人物,不仅在大陆的形象不好,在台湾也不受待见。我看过电视剧《走向共和》和电影《建党伟业》,黎元洪的形象实在让人没法喜欢。特别是《建党伟业》里的黎元洪,简直就是个袁世凯的奴才。袁世凯叫一声“宋卿”(黎元洪的字),黎元洪便低眉顺眼地小跑两步答道:“臣在。”熟悉近代史的人应该知道,让黎元洪在袁世凯面前称臣,是不可能的事。
   
   其实,民国初年的黎元洪,那可是威震四海、万众钦仰的首义英雄。舆论誉之为与袁世凯、孙中山并列的民国伟人,孙中山则称黎元洪为“民国第一伟人”。国学大师章太炎大骂袁世凯,鄙夷孙中山,却唯独服膺黎元洪。
   
   当年威风凛凛的“首义都督”、大名鼎鼎的民国总统,怎么在后人的心目中竟是这般猥琐?
   
   有人可能说了:“床下都督”,算什么英雄好汉?
   
   据传,武昌起义之时,黎元洪吓得钻到了小老婆的床底下,被起义军发现后拖了出来。此时起义军群龙无首,需要找个职务比较高的军官以资号召,乃用枪逼迫黎元洪做了革命军的都督。
   贪天功为己有,靠投机而发迹,实在不怎么光彩。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先说说“床下都督”这盆污水的由来。
   
   作家斐高才先生曾在海峡两岸查阅了大量典籍,发现“床下都督”之说,起于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枪杀首义将领张振武之后。当时革命党人办的报纸斥袁、黎为杀害首义英雄的“民贼”、“屠夫”。《震旦民报》主笔蔡寄鸥撰文称黎元洪于起义之时,匿避于床下,名曰“床下都督”;随后报上又登出马野马、蔡寄鸥创作的小说《床下英雄传》,于是“床下都督”不胫而走。不知何时,进一步演绎成黎元洪藏到了小老婆的床底下。再说了,看黎菩萨那心宽体胖的块头,想钻到床底下,恐怕也不容易呢!
   
   而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武昌起义亲历者的回忆证实黎元洪当时躲到了床下。相反,倒是有很多黎元洪并非躲到床下的第一手资料。
   
   黎元洪在写给清朝海军提督萨镇冰的信中,特意说明自己“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自证当然不足信,幸好,还有当时亲历者的旁证。
   
   民国初年,反清组织日知会会员张难先曾遍访武昌首义的当事人,写成《湖北革命知之录》,明确指出,黎元洪是“避入房中”,并非被起义士兵从床下拖出。此外,武昌起义参与者胡祖舜的《六十谈往》、曹亚伯之《武昌革命真史》亦持此说。
   
   时隔近百年,大陆又发现了武昌首义当事人的新证词。
   
   2010年7月2日,《长江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武昌首义志士遗稿为“床下都督”黎元洪还原历史》的报道,文章说,最近发现的辛亥首义志士朱树烈先生的遗稿,披露了若干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其中详细记录了抓获、逼迫黎元洪的经过,朱树烈先生正是此事的亲历者,并且曾举刀以自杀逼迫黎元洪就任。遗稿说:“吾党同志蔡济民、王文锦等在黄陂一带追寻黎元洪踪迹,其时黎正在其参谋刘文吉宅内,隐匿不出。蔡向黎从容正色而言曰:‘黎老师在此,我等侦察确实,毋庸讳言,我等皆公之学生,今日举动,实我公平日教育之所致,对我公绝无残害之理,请公速出,主持大计,不要畏惧,不必怀疑。’黎闻之始出。”可见,黎元洪当时正在刘文吉的家中,并没有钻到小老婆的床下。
   
   一方是个别文人在小说中的信口雌黄,一方是众多事件亲历者的回忆、笔记、遗稿,哪个可信,相信聪明的读者自会正确判断。
   
   正如人们对《三国志》知之不多,对《三国演义》却家喻户晓一样,相比于历史亲历者的枯燥记录,绘声绘色的文学作品自然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力。可叹黎宋卿为小说家言竟背了百年黑锅,这样的“冤情”又岂止黎宋卿所独有?难怪小袁老师愤愤然曰:“历史算是个什么东西!”


   
   即使黎元洪没有钻到床下,但他毕竟不是主动起义的英雄,而是被动革命,因人成事。只此一点,就使他难以成为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豪杰。
   
   起义军人以枪相逼,黎元洪一开始并未就范。据朱树烈先生的遗稿,黎元洪“态度沉默,不多言语”,一次(应是三日之后)都督府开会,朱树烈见黎元洪仍不愿就都督之职,“偏处一室,视若无事”,到会人员嘈杂纷乱,秩序极不正常。“本人处此,不禁捶胸顿足,大呼:‘清兵统领黎元洪,吾辈既经诚恳拥戴汝为首义都督,布告、照会,宣传中外,定大计,决大疑,都督应完全负责,理应如何兴奋,竟如此因循观望,非薄我辈不足与为,即是效忠清室。倘清兵张彪率兵反攻,势必鱼溃鸟散,我辈死不足惧,汉族人从此万劫不复,汝之禄位不但不保,立即身首异处!’”喊罢,朱树烈即拔刀相向,有人将他抱住,朱即欲举刀自杀,这时有人喊道:“全体起立,都督出席开会。”
   
   之后的事,诸多记载大同小异:黎元洪应允就职之后,一改呆若木瓜之形象,即刻主持军政会议,誓言“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功利钝,与诸君共生死”!
   
   英雄造时势,时势也造英雄。如果说熊秉坤等革命小将们是造时势的英雄,那么黎元洪则是时势造出的英雄。
   
   武昌起义并非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直接发动和领导的起义,而是由湖北的两个反清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的。清末的反清革命团体多得很,相比于光复会和同盟会,文学社和共进会只是小社团。共进会与同盟会是有联系的,其在湖北的领袖是孙武(并非孙文之弟);而文学社只是湖北的一个反清团体,社长是黎元洪部下三营左队充正目(相当于代理班长)蒋翊武。明明是一个旨在武装反清的组织,却起了个风花雪月的名字“文学社”,无非是想麻痹政府有关部门罢了。共进会虽然有同盟会作靠山,但在湖北新军内部的实力却不如文学社,所以,两个组织协商共同发动反清起义时,推举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
   
   遗憾的是,起义军的一二把手,在关键时刻却很不给力。1911年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租界警察循声搜捕,孙武等人虽然逃走了,但两个组织的名册却留给了租界当局,租界当局遂将名单转交湖广总督瑞澂,瑞澂立即派清兵按图索骥,当天便抓获文学社的蒋翊武、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等人,蒋翊武寻机逃走,而彭、刘、杨三人当夜即被瑞澂杀害。
   
   次日,也就是10月10日,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经风闻党组织的名单落到了清军手中,起义计划暴露,他们面临被血腥清洗的危险。疾风知劲草。工程营士兵熊秉坤当机立断,以工程营共进会代表的身份,组织工程营的士兵提前发动起义,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就在两年前,张之洞病笃,摄政王载沣前去探望。张之洞按下葫芦瓢起来的时局深以为忧,载沣却大咧咧地说:“不怕,有兵在!”载沣岂会料到,正是他的兵,要了大清的命。
   
   50年后,末代皇帝溥仪听说熊秉坤来北京参加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主动提出与其见面。在宴会上,溥仪向熊秉坤敬酒,称熊秉坤“打响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被推翻者向当年的叛逆者敬酒,堪为历史一趣闻也。
   
   扯远了,再回来。由于武汉的清军主力被抽调到四川去镇压护路运动,武汉空虚,所以起义军仅用十来个小时就攻占瑞澂的总督府,控制了武昌城。
   
   而此时,起义军的领袖蒋翊武、孙武、刘公却生死未卜,找不到人,起义军群龙无首。临时副总指挥蔡济民是个排长,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的军职最高,也不过是个连长。而且,吴兆麟事前并不知道起义之事,与后来的洪哥一样,他也是被起义士兵们用枪逼着担任临时总指挥的。吴兆麟、蔡济民认为他们的军职卑微、声望太浅,不足以号召全国人民响应武昌起义,力主找一个德高望重之人出来主持大局。于是,他们的长官、湖北军界二号人物洪哥,便成了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等革命小将们的一致选择。


   
   武昌起义成功是偶然,而革命军胜利后搬出黎元洪这尊菩萨,则是历史的必然。
   
   革命军坚持要让黎元洪做军政府大都督,并非有些书上所写的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是形势的需要。
   
   据一些武昌首义当事人的说法,在起义前,革命军将领们就已经考虑到,如果起义胜利后没有合适首领的话,就拥护黎元洪为领袖。
   
   若说堪当义军领袖的反清豪杰,莫过于声望远播的孙、黄。而孙中山此时在美国,黄兴在香港,远水不解近渴,所以起义军将领们才有抬出黎元洪的打算。当然,大家都清楚,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让他出来做领袖,只是过渡一下而已。
   
   那么,他们为什么偏要选择黎元洪呢?
   
   革命军临时副总指挥蔡济民说得简明扼要:洪哥“在湖北负人望,且得军心,此时出任都督,最为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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