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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良一伙已经赤裸裸开始搞恐怖主义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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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现和坐实了徐水良的伪民运真叛徒战略特务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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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叛徒政治流氓徐水良反复造谣和挑拨离间事致社民党邮组
·感谢社民党邮组证明叛徒政治流氓徐水良在反复无耻造谣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先生证明叛徒政治流氓徐水良在反复造谣欺世惑众
·中国社会民主党秘书长刘因全先生证明叛徒政治流氓徐水良在反复造谣欺世惑众
·中国社会民主党联络部部长曾大军先生证明叛徒政治流氓徐水良在反复造谣欺世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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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泱潮和徐水良先生的兩點比較(3圖)
●叛徒战略特务徐水良的“丹麦朋友”真相
·一评【平头牌民运梅毒】
·二评【平头牌民运梅毒】
·三评【平头牌民运梅毒】——小平头炮制“抓特务”闹戏的目的何在?
·四评【平头牌民运醋坛歪风】
·五评“小平头为中共看家护院、孤立民运的毒招”
·六评【小平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邪恶手段和事实】
·七评【小平头炮制"抓特务"闹戏目的的自我暴露】
·八评【小平头卑鄙的小人行径,歹毒的蛇蝎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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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摒弃历史符号,探究辛亥真相

——张鸣教授访谈录


   
   作者:张鸣、鲍家树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8-8

   本站发布时间:2011-8-8 21:04:42
   阅读量:229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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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为中国走向民主共和提供了一次契机。时代在发展,思想与理论的守正出新必须与时俱进,辛亥革命依然留给今人深远的思索空间。2011年,适逢辛亥革命百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的新著《辛亥:摇晃的中国》多有创见,被称为“辛亥百年反思第一书”。记者就辛亥革命的相关问题有幸采访了张鸣教授。
   
     鲍家树:张老师,您好!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我细心准备了一些问题,向您请教。囿于个人学识所限,这些问题难免会落于俗套,但是还是想听听您的高见,请您谅解。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张 鸣:可以。
   
     鲍家树:首先恭喜您的大作《辛亥:摇晃的中国》(以下简称《辛亥》)于今年出版。您在新著《辛亥》中有一个期许,就是希望这本书能对人们认识辛亥革命,提供一个稍微不同的视角,您眼中的这个视角是怎样的?您的这部《辛亥》,与以往的著作有什么不同?
   
     张 鸣:我觉得对于辛亥革命,不要怀有很强的既定见解,要有一个散点的视角,从各个方面来看待这场革命。比如说,可以从立宪派的角度、从地方的角度、从会长的角度等等来看辛亥革命,多一些视角来看,就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认识,而不是简单的对其进行片面的恭维。在这本书中,我尝试着把它和学术著作区别开来,在叙事方式上跳出框框,实事求是的描写当时的历史,比如说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立宪派是什么情况?同时,避免生涩,让大众去真切的了解历史,但又不同于时下流行的讲史故事。
   
     鲍家树: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发生在晚清时期,这个时候的清王朝可谓弊端重重、岌岌可危,当时的政要、精英们都未能彻底的主导变法革新,反倒是武昌城内的几个新军士兵,仓促之下的首义,终结了偌大的王朝,推翻了因袭几千年的皇权统治。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张 鸣:我恰恰不是这样看的。因为我们传统认为,推翻王朝的一场起义,一般就说这个王朝已经不行了,就要崩溃了,但是,我们回过头看,当时新政时期的中国其实还是很不错的。比如说,建国后史学界统计的辛亥前一年的民变(实际上还有些牵强)大概有一万起,即使一万起,又算什么,对一个国家来讲,实在是算不了什么。而且,当时国家的财政状况不错,经济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工商业也在发展。除此之外,因为有独立的媒体和准议会(咨议局和资政院),吏治也有所改善,那些议员是真在议政,如果官员出了问题,他们真的去批评、去弹劾,所以吏治也在好转。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怎么能说那个时候就不行了呢?
   
     所谓的“不行”是1908年以后,西太后和光绪相继死去,接任的一些年轻的满族亲贵,他们少不更事但又执意收权的结果。收权,就是将政权从汉人手中收回到满人手中、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这两个收权行动得罪了大多数人,比如说有实力的北洋派被得罪了、立宪派士绅被得罪了,他们都很失望,地方实力派也被得罪了,搞皇族内阁和铁路收归国有等等很多政策使得地方实力派都很生气。这样的贸然收权是很危险的,因为权力格局的骤然改变,最容易引起动荡。因为这个缘故,才导致了大局的崩盘。它不是因为革命党有力量,而是因为满族亲贵毫无政治经验,得罪了最有实力的人,这些有实力的人不帮忙了。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起义之后,群龙无首,革命党人让黎元洪当头领,黎元洪死活不干,但被强迫的按在那儿。但是第二天,汤化龙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手下商团,也参加了革命。汤化龙是咨议局议长,是湖北大绅士,他居然能够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做出这种事,你就可以看出当时他对清政府是很愤怒的。后来一系列立宪派头领都加入革命了,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赞同孙中山,他们也不在乎孙中山,但他们对满清亲贵感到愤怒。后来也是因为他们力主袁世凯,他才出来做总统。在当时的中国,最有实力的,就是这些地方实力派,立宪派。
   
     我们以前用套路来看问题,就说任何一场推翻王朝的起义,结论都是民不聊生,吏治腐败,哪能就用这么一个模式来套历史呢?这叫研究历史吗?
   
     鲍家树:说得好。您在《辛亥》中提到“辛亥年,武昌发生的那些事,是一场意外,意外里的意外。”那么,您认为打响第一枪的革命党人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张 鸣:没有。革命党人不靠谱。你想想,很简单嘛,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据点试验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失败了,他们跑了,跑的时候至少得把枪、武器、钱和花名册带走啊,这些都不带走,都丢给了租界巡捕,后来都到了瑞澂手里。你就可以想想革命党人有多么不靠谱。我认为,他们如果真的按部就班的起义,根本就成功不了。
   
     实际上,当时瑞澂的做法更不荒唐,拿了花名册哪能这么处置啊?他杀了花名册上的三个新军士兵(彭楚藩、刘尧澂和杨洪胜),把他们的人头示威性的挂在城楼上。所以,反倒是瑞澂进行了革命动员。当时新军里人人自危,大家都不知道花名册上有谁,也不知道瑞澂最后会怎么处置花名册上的人,可能就是要按图索骥的杀人了,所以大家才闹起来了。其实瑞澂未必打算深究,但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不造反恐怕也是死,闹一闹说不定还有活路。揭竿而起,一呼百应。
   
     如果按照之前革命党的计划进行,革命还未必能成功。我在《辛亥》里提到,武昌起义半个月之前,他们闹过一次,但是没有成功,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人自危的革命形势,没有谣言,造反哪是那么容易的事。
   
     但是,当时大局势是已经定了的,皇族内阁出台,路矿权收归国有,清政府把立宪派得罪了。以前革命党放火,没人呼应,就像广州起义,革命党费了那么大功夫,倾全党之力,黄兴亲自指挥,为什么没搞成功?我们不能把这种失败视为是偶然的,而且之前的多次行动没有一次是成功的,但是这次清政府搞得皇族内阁、收回路权出来以后,就开始出事了。以前放火没人浇油,这次就有人浇油了。关键是看得罪了谁。清政府本来应当依靠这些人的,现在却把这些人变成了敌人。
   
     鲍家树:您刚才也提到了关于清末新政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清末新政的现代化努力中途夭折,也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是激进思潮的结果,造成了日后不断革命的局面。当然,历史本身是没有办法假设的,但是今人可以反观历史,温和的立宪改良与暴力的武装革命,对当时来讲哪一种是更好的抉择?立宪改良有没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可能?
   
     张 鸣:这都是预测了。我们从后来的历史看,立宪的变革,就是非革命的变革对中国显然更好,清政府如果能够正常立宪的话,宪政、民主等制度迟早会落地生根,社会变革也会比较平稳。因为它是渐进的改革,破坏小,而且动荡也小。即使辛亥这种烈度不大的革命,也有动荡,尤其使得后来的社会很不稳定。但是平稳的变革最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呢?当政者不犯大错误,或者社会有力量能够阻止其犯错误,或者其犯错后能够用一种和平的方式把它改过来,但是这在当时都看不到。当时也并非没有机会,广州起义出来以后,各地的咨议局都抗议,清政府能及时改弦易辙也行,但这些掌权的满族亲贵就是不明白,他们认为将权力全揽在手中就高枕无忧了,其实这是没有用的。等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各省纷纷响应,他们就慌了,六神无主,全让步了,马上立宪、撤销皇族内阁,摄政王载沣也退位了,除了留有皇帝的虚名,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让步了,但此时的清政府,大错已铸,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了,因为人们已经不再信任清政府了。所以说,中国的尴尬就在这里,都知道平稳过渡好,冒进不如渐进,但平稳过渡的前提是当政者必须要有理性,少犯错误,否则就没戏。
   
     鲍家树: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孙中山可以说扮演了重要角色,您怎样看他的革命人生及其历史地位?
   
     张 鸣: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作用不大。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到了香港,他跑到美国去了,应该是极度失望的,他实际上认为革命是没戏了,要不然他跑那么远干嘛?他在日本也好啊。而且起义者,当时同盟会也是处于分散状态,原来光复会、华兴会那帮人不太听招呼了,都是自己干。所以,这个时候革命党的放火行为跟他关系不大,不是他指挥的,也不是他部署的,是各地的革命党自己干的,经费孙中山都没给一分钱,是革命党自己筹的经费。后来革命党搞成气候以后,筹备成立临时政府也没想过他,开始是在黎元洪和黄兴之间选择,没他什么事儿。就是在两个人争执不下的时候他回来了,他就成为一匹黑马,而这匹黑马成立临时政府也没有人给他钱,还是立宪派张謇给他借的,实际上孙中山是没有力量的,手里头没有兵,没有军权,也没有财权,什么都没有,是一个空头的领导,所以在当时没有多少力量。但是,毕竟他是革命党里资格最老的,同时筹款能力最强,也是最具有国际声望的,有超凡的个人魅力。所以应该说,孙中山在革命中的象征意义更强一些。
   
     鲍家树:您的见解确实很独到。那您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传统认为的没有充分动员社会底层力量?
   
     张 鸣:其实你也不能说是失败,但它的确是一个没准备好的革命。大家都没准备好,包括推崇美国制度的革命党人,孙中山他们并没有诚心诚意地想把这个美国制度办好。为什么呢?孙中山退位,让权给袁世凯之前,他就擅自把这个制度改了,从美国制度改成法国体制了。美国制度是没有总理的嘛,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砰的一下就加了总理,那你对这个体制没有起码的诚信嘛。尽管是为了牵制袁世凯,但怎么能胡改制度呢?改也得根据国情改,也不能随便乱改。他们并没有准备好,也没有准备好怎么样来实行这个民主制度。比如说,三权分立,议会、政府和司法机构怎么协调?怎么去和清末新政时期的改革衔接?都没有啊!全没有准备。这样显然共和制实行不好。加上你怎么解决中国这个变化的问题?老百姓怎么去适应你?怎么去适应一个突然没有了君主的国家?这个步子迈得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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