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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革命的乌合之众摘了清王朝的烂桃子


   作者:萧功秦
   来源:财经网
   来源日期:2011-10-10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0 17:00:39

   阅读量:274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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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日俄战争的双重历史误读

   
     马国川:现在有很多人对辛亥革命颇多微词,因为据说清末新政开展得很有声色。那么,清末新政到底取得了多大的成绩?
   
     萧功秦:清末新政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庚子之变后,危机四伏的统治者已经痛定思痛,在整整十一年里,改革全方位推进,而且反对派很少。在1908年之前,一向被视为保守的慈禧太后是最积极的,经常下旨催促,只怕大臣们提不出建议来。亨廷顿说过,处在危机感当中的统治者,要求改革的良好愿望要超过一般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想用良好的表现来换回他在臣民当中的合法性。
   
     马国川:但是,慈禧是这样的人吗?
   
     萧功秦:慈禧出逃北京和从西安回京的路上,目睹了许多民间的悲惨状况,发了几次脾气,责骂大臣以前为什么不告诉实情。她痛定思痛,认为都是自己的错,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回京后,她就厉行改革。在1905年以前,改革基本上是按部就班进行的,改革的性质是“开明专制化”,即从绝对权威主义变成开明专制。用专制的权力推行开明的政策,包括发展实业、发展教育、改革法律、奖励留学、设立新军等一系列现代化政策。
   
     马国川:您认为慈禧太后痛定思痛,真心推动改革,可是她发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室“万事一系”,“皇帝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和日本的宪法比起来,《钦定宪法大纲》更加维护君主专制。一方面宣布改革,另一方面在核心利益上寸步不让,这不是矛盾的吗?
   
     萧功秦:中国有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皇帝的专制权威也是一种传统的政治资源,在变革时代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清王朝的皇室是满族,满族统治者的权威合法性要比汉族统治者脆弱,老百姓对前者的信任度低得多。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作为异族统治者,满族皇室的合法性非常脆弱,稍有失误都会导致民众信任的坍塌。
   
     马国川:统治者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权力看得那么重要,哪怕照抄日本的宪法行不行?
   
     萧功秦:总体上来说,《钦定宪法大纲》仍然是模仿日本的,但是汉族人对此特别敏感:改革了,你们还要永远统治我们吗?可是,开明专制和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最基大的不同,就是皇帝的权威不受挑战。开明专制的权威是不受挑战的,否则就不是开明专制。清朝统治者要实行的是开明专制,从这个基本前提去看,《钦定宪法大纲》并无不妥。
   
     虽然皇帝的权威不受挑战,但是在这个大框架之下,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可以通过一种分权的方式进行有限政治参与。这种参与不是民主,不能用民主的标准来要求。一定要界定清楚这一历史阶段就是开明专制时期,不要用民主的原则来指控统治者。开明专制就得按照开明专制的规则做。如果没有日俄战争的话,也不会有激进的立宪运动,清末新政就会顺利进行。假以时日,中国的现代化会有极大进步。
   
     马国川:为什么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会影响清政府的改革进程呢?
   
     萧功秦: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本人打败了俄国人,中国人产生两个误读。第一个误读,认为日俄战争是“立宪战胜了专制”。立宪是以宪法制约王权,实际上,当时日本并不是立宪,天皇的权威还是绝对的,他用这种绝对权威来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日本的政治学家称之为“伪立宪君主主义”,就是以立宪为幌子来实施开明专制,天皇不受制约。所以,日俄战争不是“立宪战胜了专制”,而是日本的开明专制战胜了俄国的帝制。
   
     第二个误读是,虽然中国认为日本成功了,但是没有学日本的“开明专制”,而是学真正立宪的英国,英国就是分权。日本是靠了君主主义打败了俄国,中国以为实行立宪,把权力分散给地方才能强国。一百年来没有人认识到这两个误读,只有我认识到。
   
     马国川:这双重误读如何影响了清政府的改革进程呢?
   
     萧功秦:在晚清新政的那个历史阶段,中国还需要加强政府的权威,通过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利用开明专制的手段来整合社会资源,推进社会的进步。但是误读日俄战争、开始立宪以后,把权力一下给分散掉了。地方上建立的咨议局和中央设立的资政院,形成了两个反抗政府的舞台。如果整个社会有很强的共识,下面和上面的共识是一样的,有没有这样的舞台无所谓。可是,当时中国恰恰是危机感四伏,占据这些舞台的立宪派和统治者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马国川:日俄战争以后,难道清王朝进行分权,设立资政院和地方咨议局是错误之举?
   
     萧功秦:资政院和咨议局建立以后,实际上是两个挑战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威的一个体制内平台。在一个危机不是很强的社会里,建立这么一种体制可以增加政治参与,凝聚社会力量。但是在危机加深的社会里,这种制度的建立会起到反作用。

  辛亥之前清王朝进入了权力真空时期

   
     马国川:立宪派所代表的士绅阶层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就是扩大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度越大越好,因此要求加快立宪速度。
   
     萧功秦:那时清政府还在筹备立宪,筹备期九年到十一年。从逻辑上讲这也没错,因为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使得中国老百姓的教育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有序的民众政治参与。而对于占据了政治舞台的资政院和咨议局的那些人来说,他们不是根据立宪的社会条件成熟程度,而是根据危机感的深度来决定是否应该加快立宪进程。实际上,危机感完全是主观判断。
   
     马国川:改革快慢很难有客观标准,因为执政者和民众的判断标准很难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不能以执政者的主观感受来判断改革快慢,而是要符合民众对改革的心理预期。
   
     萧功秦:问题在于,老百姓的判断不一定是正确的。
   
     马国川:如果说老百姓的判断不一定正确,怎么能说权威层的判断就一定是正确的呢?
   
     萧功秦: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老百姓对改革的预期是根据危机感的程度来决定的,危机感越强,改革速度应该越快。但是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在社会矛盾很尖锐的时候,政治开放的速度越快,就可能导致政治参与度爆炸,参与爆炸就是革命--革命不就是大众直接参与政治吗?
   
     马国川:在清末真正的平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很少,主要是当时的士绅阶层,他们对于形势的判断有误差吗?对于晚清的社会状况,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有的认为晚清时期危机四伏,另一种判断则认为,晚清社会基本上是平稳,孙中山发动的十次革命都是昙花一现。
   
     萧功秦:分水岭是1908年。如果在1908年以前,哪怕是咨议局、资政院出现了,由于慈禧太后有非常强的权威,她已经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实际统治,即使有人对她不满,她还是能够控制局面,社会还是有序地在发展。但是1908年慈禧死了,新上任的摄政王就没有那样的权威,不足以维持局面。
   
     马国川:李泽厚先生曾经说,如果慈禧晚死十年的话,局面可能大不一样。
   
     萧功秦:很有可能是这样的。1908年以后,士绅阶层是相当激进的,激进到要求立即开国会,否则国家就落后了!为什么一些地方官员也站在士绅一边,请求尽快召开国会呢?他们并不认为请愿者是对的,而是看到一万多人在广场上集会磕头,他们感到恐怖。危机感使他们认识到,早开一天,至少会少一点对抗。
   
     双重误读也并没有构成致命的问题,它等于是埋伏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马国川:致命的问题在哪儿?
   
     萧功秦:致命的问题是综合性的。第一,庚子事变以后慈禧权威的合法性大大衰落;第二,日俄战争以后,在开明专制政治的框架下设立了资政院和咨议局,为社会不满的人士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渠道;第三,慈禧死了以后,新上来的摄政王搞了一个“皇族内阁”,刺激了民众最敏感的神经,让本来有期待的人们也感到绝望。与此同时,那些能够在满汉之间起到中和、缓冲作用的老臣,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相继死亡或退休,清王朝进入了权力真空时期,只剩下剩一些八旗阔少。这些人既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政治能力,更没有政治威望,由这些人独占政权,使得汉族人完全绝望,促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排满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开始越来越弥散在社会上。
   
     马国川:这股思潮是什么时候开始起的?
   
     萧功秦:是1899年“庚子之变”以后。此前,孙中山在海外传播排满革命,基本上没有人听,甚至有人觉得他是神经病。“庚子之变”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主要的影响力主要是在新军里。新军军官都是汉人,他们到日本去留学,而日本就是一个排满革命的大本营。新军军官的思想很快被革命思潮“格式化”了,去的时候是开明专制思想,回来后是排满革命思想,他们不断在军队内部传播革命思想,清朝对军队的管理师是粗放式的,湖北地区的清军军营里面竟然有1/3的人参加革命的外围组织文学社,竟然没有被发现。
   
     马国川:当初没有“政委”啊。
   
     萧功秦:孙中山的革命是“墙外开花墙里香”,他要做的事情没有一样成功的,没想到真正成功的是新军。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排满思潮已经开始在民间弥散,统治者提前丧失合法性,而且满族统治阶级人数很少。这造成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现象,革命军是如此之弱,没有领导人、没有指挥员,也没有经过训练,可是统治者不做任何反抗就投降了。

  “革命的乌合之众摘了清王朝的烂桃子”

   
     马国川:革命军固然脆弱,统治者比革命军还要弱。
   
     萧功秦:1908年慈禧死去之前,连国外观察家都认为慈禧是完全能够控制得住局势的,清朝政权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此后社会进入到了权力真空时期,新贵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威望,更没有手段,偏偏霸占要津,极大地刺激了汉人敏感的神经,民众躁动起来,局面开始失控。排满思潮已经成为一个话语优势,统治者提前地丧失了统治的自信心,没有反抗就投降了。在这种情况下,新军一旦起事,立刻星火燎原。革命的乌合之众摘了清王朝的兰桃子。
   
     为什么是乌合之众?革命没有领袖、没有计划,也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各个地方的联络,连同盟会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只要有几个人拿着枪跑到总督府把总督抓起来,然后把军火库一占领,省城就成功了。县城也如法炮制,把县衙一占领就成功了。死人最多的省大概是武昌。其次就是云南死了160多人。有的省一个人没死,就独立了。这样,一个月里面13个省宣布独立,清廷大势已去。所以,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和平的革命,成本最低,代价最低,恐怕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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