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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是谁摧毁了辛亥革命?

——答《阳光时务》记者


   
   作者:袁伟时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10-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2 9:17:25
   阅读量:115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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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百年,言说汗牛充栋。老朽不自量力,也唠叨多回。翻检自家议论,仍觉不够痛快! 《阳光时务》记者造访,敞开胸臆,辩驳四大疑问。间有新意,足资谈助,公诸于众,聊博一粲!

(一)“国父”帽子真与假

   
   阳光:港台地区,谈到孙中山,口口声声离不了“国父”。仁兄认同吗?
   
   袁:孙文头上的帽子,有不少A货。
   
   至今仍有人称他为“博士”。屹立广州珠江边上的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子里一座纪念碑,碑文刻的是“孙中山博士学医处”!孙文生前也面无愧色,把这顶帽子拿到国外去招摇。1923年他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头衔居然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上一世纪90年代,有位波兰学者到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论证的就是孙文从未获得博士学位(恕我记不清这位学者的名字和会议名称了)。孙文的最高学历是1892年7月23日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当天颁发的毕业执照原文写得很清楚:他“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特发执照,以昭信守。” 全文没有只字提及学位,现存的选课资料,也没有研读过博士课程的记录。毕业后做了几年医生,并忙于从事政治活动,无暇再入学深造了;此后也没有任何学术机构授予他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帽子是100%的假货。
   
   阳光:小事一桩啦!现在买一顶野鸡大学的真博士帽子也花不了几个钱。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不在于他有没有那顶方帽子。
   
   袁:不过,这件小事证明孙公除众所周知的好色外,十分好名。这对解读他的一些重要行动很有用。为什么明知自己没有什么行政能力,却要别人宣誓服从他?为什么1921年4月在广州,不顾陈炯明、蒋介石和党内外各方人士普遍反对,硬要不足法定人数的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般人眼中,虚名无补实事。孙文孜孜以求的偏偏是一顶大总统的峨冠!徒然增加了与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的隔阂,也招致本来支持他的西南各省实力派的反对。
   
   另一顶更大的假帽子是“国父”。这就涉及他的历史定位了。
   
   阳光:这也有假?老兄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袁:小弟稍安勿躁!
   
   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同年4月1日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这是“国父”的由来。理由呢?“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 这是装扮蒋介石党国体制合法性的表演。
   
   “光被四表,功高万世”是直接抄袭历代歌颂帝王的马屁文章。切莫以为这是陈年旧事!君不见现在仍有人演唱:老孙思想或中国模式“世界意义”颂!专制不除,必有清客专司歌功颂德。
   
   至于孙中山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大家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记录并不光彩,不必多费唇舌了。说他倡导革命,这合乎事实。他的贡献可以归纳为:
   
   1.首倡者。更由于1896年清政府驻英公使在伦敦违法拘禁,使他名声大噪,成为中国革命的符号。
   
   2.筹款。兴中会、同盟会筹集的60万元左右的捐款中,孙文出力颇大。
   
   3.提出一套理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三阶段论。
   
   不过,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和“独立”各省发布的文件,大家都把老孙这些论述忘掉了。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提出五条纲领,孙味淡薄。第四条“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 ,似乎有点民生主义的影子,但是,根本没有提及孙文主张的核心:土地国有。到了1913年3月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草拟的《国民党之大政见》洋洋洒洒十条政策主张,更看不见民生主义的影子。什么五权宪法、三阶段论等等符咒,人们早就置诸脑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建构党国体制,这些论述才被吹捧到天上去。
   
   至于“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就更值得斟酌了。
   
   中华民国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者联手的产物,不是某个人“手创”的。即使以革命领袖来说,也是群星灿烂。
   
   直接谈到武昌起义,则明显与孙中山没有多大关系。
   
   武昌起义主要是当地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他们与同盟会关系并不密切。在保路运动高潮中,他们策划趁机起义。中部同盟会总务会议长谭人凤到武昌,促进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和解,对8月下旬成立起义的统一指挥机构有所助益。1911年,孙文一直在北美筹款,远离革命活动的中心;“手创”云云,不知从何谈起。
   
   谭人凤、宋教仁等人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实际上是对孙文不满的产物。他们力图纠正孙文的偏差(兴中会、同盟会所谓十次革命,八次在广东,广西、云南各一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它的章程的一些条文,也蕴含与孙文的错误划清界限的意思。
   
   其主要领导人之一谭人凤说:“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首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 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美国也有称国父的。但这是民间的评价,而且说的是一些人,即所谓建国诸父;不像中国自古以来就奉专制帝王为神,写入法律,动用暴力,动员暴民,誓死捍卫!
   
   对中国史学家说来,面对权势,需要学习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的独立不羁的精神。他拒绝亚历山大大帝的施舍,傲然说:“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二)主要功劳是“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

   
   阳光: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的功勋,是应该写入史册的。
   
   袁:这个老调子也经不起推敲。
   
   现代社会,有没有皇帝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专制制度是不是结束了?辛亥革命显然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阳光:这么一场革命,难道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袁:我认为有三大胜利成果:
   
   第一.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
   
   压制消除,报刊蜂起,监督政府和公众人物,非常直率。
   
   著名记者黄远生骂袁世凯:“自其在满洲时代得势以来,即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以袁门为最多……故袁氏盛时,感戴其恩德者,满坑满谷。民国既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
   
   他对孙文的定评是“大言无实”! 与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相呼应,可谓不谋而合,异口同声!
   
   1912年4月19、20两天,孙文正式交权20天,戴季陶(笔名天仇)就在上海《民权报》上历数袁世凯的六大罪状。一个月后,他干脆以《杀!》为题,在报端大书:“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 总统、总理都在死刑榜上,却不见袁世凯跨省追捕他!
   
   1912年2月,章士钊从英国归来,以非盟员身份出任同盟会机关报主笔,主持该报的编辑工作。三月初,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暂行报律》,他立即严厉抨击:“本报对于内务部的《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讨论!” 对同盟会也毫不客气,指出它作为革命组织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即行解散”,“会名理宜消灭”,改组为政党后,务必认识“政党者,与国会相依为命者也。”
   
   北洋时期,尽管有来自掌权者和暴民对言论自由乃至报馆和记者生命的侵犯,但相对而言,它是20世纪中国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第二.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直到1926年4月段祺瑞在冯玉祥和国民党胁迫下离开政治舞台为止,中国政坛风风雨雨乃至惊涛骇浪,却有一条不变:掌权者总是不敢忘记,一定要维持这个架构,通过国会选举来确认执政的合法性。
   
   第三.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
   
   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失去依据;自由、平等、法治成为朝野各界的习惯用语。新旧思潮的激荡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蔓延,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

(三)资产阶级软弱是失败的原因吗?

   
   阳光:不过,这次革命带来的军阀混战和贪污盛行也不能低估。通常认为这些都是革命不彻底,让旧官僚混入带来的恶果。
   
   袁:当时政军各界的确腐败成风,不过,这正是现代民主国家成长中带普遍性的现象。不要一讲贪污,就联想到民国官员中原清代文臣武将,把这一瘟疫说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他们中有些公认是清廉的;段祺瑞就是其中一个;徐世昌也无可指摘。革命大潮中涌现的“新贵”,不少却是著名的行贿受贿者。吴景濂是奉天谘议局议长,算是立宪派吧。武昌起义后,他迅速转向支持革命,是临时参议会(参议院)17位代表之一,参与了第一届临时大总统选举和临时政府组建。可是,1923年曹锟贿选,他竟是主要组织者!
   
   武力消灭不了腐败。革命再起,腐败再生,屡试不爽!国民党用武力统一中国、建立党国体制后,更是回复到晚清贪泉泛滥的光景。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分权制约加民主、法治,方能遏制贪污。
   
   阳光:军阀混战造成国家灾难,你无法否认吧?
   
   袁:谁是军阀就是一个难于界定的概念。北洋系的领导人都被目为军阀。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后,也给戴上一顶军阀帽子。一个合理的追问是:在这个月之前,他是支持孙文的主要力量,算不算军阀呢?再追问得彻底一些,孙文与一些被称为军阀的人,比如吴佩孚、阎锡山有多大差别?
   
   阳光:可是,你说的三大成果都未能巩固。这正好证实传统的说法: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不敢发动工农,革命就半途而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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