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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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弄:初解男女事(小說)
·并非常人的异思(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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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的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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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梁:黑夜中的吟唱
·京不特:“记忆就在这时打开了那个年代”(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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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漫的記憶與思緒

   
   自青年時代起,我就是一個遊離在體制外的自由主義者,雖然這種遊離狀態更多倒是因為被體制所排斥的緣故。然而,那時候的一種近乎本能的判斷,就是頗為蔑視在體制中的生存,認為那是平庸者的溫床,也只有庸人也才會在體制中獲得一種安全感。
   作為一個寫作者,我選擇的是一種地下狀態,因為專制主義不能容忍這種自由寫作,選擇地下,就是既爲了可以自由主義地表達,同時也爲了避免被消滅。
   新世紀伊始,便遭遇了一次大逮捕,當時,一批文化復興運動的同仁相繼被關押,有的甚至被判重刑,老朋友王一梁也在這個新世紀的第一年被判入獄兩年,我本人為此多次遭到傳訊以及長期的“被請喝茶”的騷擾。
   在中國,做一個作家,如果你拒絕依附于體制,拒絕平庸,拒絕歌功頌德,試圖自由表達,並且自覺擔當某種歷史責任,那麼無疑,你可能就選擇了一種危險的境地,懸於頭上的那柄鎮壓之劍隨時都會落下來。


   我以前在某本書上讀到過關於做一個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場災難的話,那時候,中國人像牲口一樣被運到西方做奴工,中國人的頭上那時還拖著一條象徵恥辱的長辮子……
   當時光之船駛進二十一世紀之後,做一個中國人似乎依然不讓我們感到幸運,至少,不會讓很多中國人感到幸運。
   我已記不清當年中國獨立作家筆會創辦時,與貝嶺在網絡上聯繫時的一些細節。
   在這之前不久的2000年夏秋之際,貝嶺在北京突遭被捕,這也是我從網絡獲得的消息。得到這個消息時我頗感震驚,政治上的肅殺之氣逼人。我迅即將此消息轉發給了京不特。幾乎同時,孟浪在美國展開的營救活動,也必將作為一段重要史實被記載下來。再後來,就是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發表對貝嶺被捕事件表示關注的信息,以及隨後不久貝嶺被中國警方遞解出境時,貝嶺在中國警察的押解下,在上海浦東機場給我打來的電話;在電話里,我們做了簡短交談。此一信息,我也立刻通過互聯網發佈出去。
   所有這些事件的發生,對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的創建都是有意義的鋪墊。
   我們通過貝嶺的文章《中國獨立作家筆會創辦始末》,瞭解了當年貝嶺和孟浪在創辦筆會時的原初想法,以及所作努力的經過。鑒於當時的現實與作家的普遍狀況,這一努力可謂用心良苦。
   有些事情回想起來已不那麼清晰,也許記憶中留下的只是那個時候的氛圍。作為非官方的獨立作家,當你身處中國大陸嚴峻的社會生態中,總是心懷憂懼,而周圍的鄰居投來疑慮的目光,居委會的大姨大媽們和戶籍警不三不四的來訪,他們吞吞吐吐的語調,欲言又止的潛臺詞,使你猜想這背後的某種意旨。
   所謂的地下詩人,其實已經不再是地下,在一個嚴密的社會網絡里,地下詩人早已無處藏身,他們被監視,收到的郵件大都已經被拆封,明白告訴你,你被置於監視之下。哦,你根本無暇去細想,這種被監視是否屬於合法,也就是說,是否已經被非法地侵犯了,作為人的基本權利,已經被國家機器或某些社會組織或某個機構“非法”地侵犯了?在一個顛倒的社會里,一切“非法”的國家行為都有一件“合法”的外衣。
   這個時候,一個作家組織對大陸體制外的非官方獨立作家、詩人,或曰地下作家、地下詩人來說,就是一種非常現實的需要。我們需要在罹難時,在我們作為作家的基本人權被非法侵犯時,或者像我們的朋友們那樣,被因言治罪,被因言而誣陷治罪,這時,一個作家組織、一個非政府的作家組織的重要性就顯示出來,它至少可以把我們無端受到的傷害告知給世界輿論,在爲惡者為所欲為的時候,有一個聲音可以為受害者發出呼籲。總有一天,當所有的受害者都不再是孤立無援的時候,爲惡者還能為所欲為嗎?
   這就是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的現實意義。
   當年,貝嶺邀請我加入筆會時,我欣然接受邀請,應該是基於這樣兩點:一是貝嶺與我本屬文學同行,筆會的文學性本來就是題中應有之義,是中國獨立作家筆會存在的前提之一,根本無須討論;二是筆會自覺承擔為爭取作家的寫作自由言論自由以及作為一個作家的基本人權而努力。這大概可以稱之為中國大陸非官方獨立作家選擇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的兩個基本要點。
   說到這裡,想起“中國獨立作家筆會”這個名稱,應該說,當初筆會取這個名稱是很成功的,因為它直接就表明了一種立場。在一次會員大會上被通過改為現在這個名稱“獨立中文筆會”,使得獨立作家筆會的重心和傾向性發生某種程度的偏移。當年,我對改名是投了贊成票的。現在想想,這個名稱的修改似乎是比較失敗的。我為自己當年考慮欠周而投了贊成票深感遺憾。也許我們可以探討改回原名的可能性。
   中國獨立作家筆會不是烏合之眾,中國獨立作家筆會也不是一個單純的人權組織,中國獨立作家筆會首先還承載著文學的使命,如果沒有文學,我覺得這個筆會就應該死亡了,它應該變成另外一個組織(這樣的組織在海外所在多有),才算名實相符。如果作為一個筆會會員而缺乏對於文學的認同,我覺得這是令人遺憾的。
   寫作說到底,其實也是一門手藝活,卓越的寫作能力是對一個作家的基本要求。在筆會的章程里明確寫著:筆會成員應該具有“為同行所認可的水準”(大意如此,未核對原文)。所以,筆會某些人的作為,似乎有點擔不起作家這個稱謂。這類朋友,如果明智的話,似以不進入筆會為宜。何苦呢,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麽,丟一點醜也許倒在其次,但筆會的論壇里總是這些不三不四的刺激耳膜的聲音,實在與作家筆會這個稱號相去太遠。
   寫下上面的文字以後,家中突然停電,隔壁幾戶鄰居家中也是黑燈瞎火,不知是哪裡出了故障。給電力公司打電話,雖然回答說儘快搶修,然而卻始終無人來修。也許是因為“艾琳”颶風來襲,搶修人員也顧不上我們這幾戶人家。在黑暗中我們度過一夜,就在這天夜裡,我做了一個夢,夢見國安人員來與我談話。
   夢境很混亂,而重心人物就是那個國安,瘦瘦的一臉疙瘩的年輕人。我與這個年輕人保持著相當的距離,黑黑暗暗的空間里,似乎空氣已經凝滯不動,從中國帶出來的記憶之魔重又佔據我的夢境。
   在這遠離中國的地方,我們也依然無法奢談什麽自由——當我們的靈魂已經失去了自由,即使遠離那個充滿了夢魘的地方,我們的心靈也依然是不自由的!
   我們需要一種真正的解放。
   當我們意識到我們不僅是一個作家,一個中國作家,一個被專制主義迫害的中國作家,我們還是宇宙的一個因子,在你靜下心來的時候,你似乎能夠聽見宇宙的流動之聲,聽到地球轉動的轟鳴之聲,那麼,作為一個作家,幸運地站在了人性解放的前沿,而筆會作為獨立作家的聯合體,就是我們可以依賴的力量。
   謹以此文紀念獨立筆會創建十周年。
   
   2011/9/1
   
   (原載《自由寫作》月刊第74期)
(2011/10/3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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