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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不是焦大--與李劼先生商榷

頃讀李劼先生大作《毛澤東文革:在毛天下與黨天下之爭中同歸於盡》(載2011923《週末共享》,文末註明“2006年8月23日寫畢於紐約”),頗為內中若干論點所折服。文中分析毛與劉周朱林鄧彭(德懷)的君臣關係,以及與江青及其他侍妾的主奴關係,痛快淋漓,可讀性極強。
   但下面一段的提法似不無值得商榷之處:
   “相反,就毛澤東處心積慮地建立的毛氏王朝來看,(毛的革命)則是一場喜劇。這場喜劇的高潮,乃是毛澤東最後擬定的那份政治局常委名單。毛澤東在那份名單裡,一筆改寫了《紅樓夢》:指派花官和襲人,在焦大及其家丁們的護衛下,昂首闊步地占領大觀園,就像當年派軍宣隊工宣隊占領高等學府一樣。毛澤東不是不知道這個班底根本不是黨內眾官僚的對手,只是除此之外,毛澤東別無選擇。更為可笑的是,花官式的江青和襲人式的侍妾,還壓不住陣腳。最後,毛澤東無可奈何地選擇了焦大式的華國鋒,成為他的接班人。”
   這裡面所稱“花官(似應為“芳官”—張註)式的江青”和“焦大式的華國鋒”,引喻似有不當。尤其華國鋒,絕非焦大式的人物。
   依《紅樓夢》的描寫,焦大乃寧國府的老忠僕;

   “因他從小兒跟著太爺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出來了,才得了命;自己挨著餓,卻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沒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著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他?他自己也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好酒,喝醉了無人不罵。”(《紅樓夢》第七回,91頁)
   豈料一次撒野碰著個來自榮國府的王熙鳳,他不但不收斂,反而當著貴客的臉罵出“扒灰的扒灰”等揭短的話,惹惱了炙手可熱的“璉二奶奶”。鳳姐兒一句話,眾小廝“把他捆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同上,92頁)
   顯然,將華國鋒跟焦大相提並論有點不倫不類。因為:
   一, 兩者年齡及資歷迥異。華受命接班時正當壯年,儘管毛曾向外國客人說過他是“老人”,實際僅屬“三八式”幹部,論資排輩只是少壯派而已。豈有焦大“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出來”的殊勳與倚老賣老的資本?
   二, 華為人含蓄隨和,不會像焦大一樣使酒罵街,也從來不會落到如彼一般狼狽不堪的田地。
   三, 華踏實肯學,富於膽識,人品才幹與目不識丁的市井之徒焦大判若天淵。
   此處有必要對第三點略加闡述。
   首先,華“一舉粉碎‘四人幫’”的說法並無誇張。新華社在其去世後發布的《華國鋒同志生平》稱華“在這場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鬥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而熊向暉的女兒熊蕾的文章中,則引用葉劍英侄子葉選基的話稱:“葉帥認為,這個事情只有華國鋒能這麼幹。周總理如果在世,幹不出來,小平也幹不出來。葉帥也沒有想到有這麼一下,也不敢想。”(《華國鋒葉劍英的“結盟”》,載《前哨》2008年10月號,137頁)連滿腹韜略思想開明的中共元老葉劍英,也坦承殄除王張江姚的非常之舉,舍華而外別無他人能夠辦到。固然當時形勢逼人,但誰能否認華敢於如此犯險的非凡膽識?
   80年代之初,鄧曾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稱頌毛曰:“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此乃為毛塗脂抹粉。但如果說“沒有華(除四害),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貧困中掙扎更長的時間”,卻毫無疑問!
   其次,華最先以中國最高領導人身份邁出國門,訪問東歐和西歐,即使不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至少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此處不妨作一簡短回顧:
   1978年8月16日至9月1日,華率團訪問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伊朗三國,外長黃華、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等陪同,主要目的在於開展對東歐、西亞的統戰外交,抗衡蘇聯。但他在南斯拉夫訪問了“貝卡貝”農工商聯合企業,回國後大力推介。這不僅對國營農場的多種經營有所促進,對後來鄉鎮企業的發展也起了積極作用。
   1979年10月15日至11月5日,華出訪法國、西德、英國和意大利等西歐四國。陪同人員包括副總理余秋里,外長黃華、副外長章文晉,國家計委副主任甘子玉,公安部副部長凌雲和外貿部副部長崔群等。著名記者朱啟平受香港《大公報》派遣,全程作了詳細的報導。在題為《華總理訪問四國的成就》這篇專電裡他寫道:
   “華總理到西歐,在中國對外關系史上是空前的,華國鋒是以總理的身份出訪的,然而到處都受到國家元首的接待,因為他是黨中央主席,因為他代表中國人民。”
   在《各國會談收獲豐》的小標題下這樣寫道:
   “在四國訪問中,華總理都和各該國的首腦進行了既廣泛又深入的會談。在巴黎,商談都是和德斯坦總統單獨進行的,氣氛友好熱烈。在西德,原定談兩小時,結果兩國總理先後談了十小時,建立了難得的私人友誼。在英國,彼此對國際事務的觀點具有廣泛的一致性。……在意大利,時間雖然短些,華總理和科西加總理進行了誠摯的會談。和四國首腦的會談是融洽的,建設性的,富有成果的。通過會談,簽訂了關於經濟,文化,教育,航空等方面合作的協定。中國和西歐四國的關系,由於這次訪問加強了,彼此互助合作的前景十分廣闊。
   作為記者,跟著總理走了二十多天,耳聞目睹,深感喜悅。華總理每到一國,日程的安排,十分緊湊,談不到充分的休息,有的時候睡眠只有兩三小時;然而,他在各種場合,始終精神良好。這說明他的身體是很硬朗的。他在參觀中,對科學技術方面的設備,看得細,問得多,是在認真地學習人家的先進經驗。國家領導人對現代化這三個字,有了感性的認識,這對我國實現四化,肯定是大有好處的。不僅在科技方面,他對各國情況,也有了進一步的概括了解,這對於怎樣把人家的一些優點,吸收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來,是會起促進作用的。他有自己的風格,謙遜,樸實,誠懇,真像一陣清快的涼風,吹進競爭激烈,五光十色的西歐社會。”
   從朱啟平的報導裡,可以看到,華並不像鄧後來逼他下台時說的那樣“水平低”。外電反映“人們普遍認為他穩重、大方、誠懇、謙虛。他們感到,同這個人打交道是可以信得過的。”
   第三,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及為其奠定基礎的之前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都是由華主持的。作為黨內第一把手,其民主作風有口皆碑,對於開創改革開放新局面厥功至偉。
   關於上述中央工作會議,親歷者于光遠在《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中憶述甚詳。他說華“自始至終主持了這次會議。在建設問題上他是積極的主動的,很願意多講。”對天安門事件、“兩個凡是”、真理標准等問題“是有思想准備的”,“整個來說在這些問題上他是被動的,但是他並沒有硬抗,雖然不可能徹底轉變,但一直采取考慮大家意見甚至接受這樣一種態度。會議開得比較順利,他這種態度是起了積極作用的。”(該書250頁)
   因此,于光遠、王惠德和楊西光三人在閉幕後的分組會上,作了聯合發言,“肯定華國鋒在‘兩個凡是’和真理標准問題上承擔責任,為大家實事求是地進行自我批評樹立了榜樣。我們黨的主席勇於自我批評,意義十分重大。這對恢復黨的優良傳統,發揚黨內民主,對解放思想,開動機器都將產生很好的影響。應當說這也是我們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一個標志”。(同上,146頁)
   關於他和胡耀邦的合作,2008年6月10日《財經》雜志上發表的胡德平的文章,提供了一些信息。在這篇題為《耀邦同志在“真理標准”大討論的前前後後》的宏文裡,有一段冠以《黨內一隅民主空間》的小標題,其中寫道:
   為何《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能參加打倒“四人幫”後第一期中央黨校學習班?為何楊西光能把胡福明“《實》文”的初稿送吳江、孫長江等同志進行修改?為何“《實》文”能夠公開發表?為何全國報紙能予刊載?為何各地黨、政、軍領導同志能各自表明態度?不能不說這和當時特殊時期的黨內民主生活有關,盡管這時黨內民主仍是有限的,僅及黨內政治生活的一隅。但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間卻打開了改革開放的廣闊天地。
   當時的輿論還是以“兩個凡是”為主宰。但是,《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並未因刊登“《實》文”,它的社長、總編輯就遭到撤職查辦的處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組織、引領、推動這一討論而停止他的黨校副校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結束以後,黨內還是恢復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氣,政治空氣畢竟沒有“文革”之中那樣恐怖可怕。
   華國鋒同志的克制、寬容態度也是相當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黨校的一段談話,應引起歷史學家的注意,他說:
   王任重問華主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是怎麼回事?華主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達到團結。
   華國鋒同志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處於最高領導地位。他認為黨內有思想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了不同觀點的鬥爭,他強調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對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他認為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他更沒有暴怒、不計後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相反,以後他還為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停止對個人崇拜的種種宣傳。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還有多少人記得華國鋒同志、了解華國鋒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記得他。在黨的十五大上,當華國鋒同志以全票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時,全場響起熱烈掌聲。但願華國鋒同志也記得這一剎那。我也投了他一票。
   胡德平的文章還回憶道:
   在當年(指1978年—張注)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獲得全黨的普遍認可,帶來了全黨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興地談到他的感想:中國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災難換來了今天整個民族的覺醒。什麼叫“先知先覺”?其實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思想領先一籌,行動先走一步,原來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著走這一步。……在一個堤壩上,華主席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衝破多大,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
   文章接著寫道:
   三中全會以後,理論工作務虛會之前,“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中積累如山的種種黨內問題、社會問題,集中爆發出來。1979年元旦前後,西雙版納農場7萬知青罷工,要求返城,數千人下跪請願,群體臥軌。邊疆出事,震驚了中南海。全國知青又何嘗不是如此?其情可哀,其怒難平。在1979年1月3日召開的中宣部例會上,耀邦同志。。。明確指出:現在形勢很好,不要對某些地方、環節發生誤解、錯覺、偏差。
   他接著傳達了華國鋒同志的意見:“無論如何不要反右派”,要“避免出現1957年那種反復,千萬防止‘翻燒餅’。”
   從胡德平提到的這個例子,可見華、胡對當時形勢心有靈犀,都持“放”而不是“收”的態度。底下胡德平講了個耐人尋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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