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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的脚印


    --记西藏流亡政府官员桑杰嘉
   
   
    盛雪

   
   再次见到桑杰嘉,真的没有认出他。
   
   2009年8月初在日内瓦,达赖喇嘛与全球百名华人会面,汉语流利的桑杰嘉在会场忙碌。我没有认出他来。
   
   2010 年3月6日晚上,当北美媒体参访团一行十六人齐聚达兰萨拉,桑杰嘉在达兰萨拉小山城的夜色下和我们匆匆见了面。随后,我们开始了为期六天的对西藏流亡政府及社区的访问行程,接待并每天陪同我们的就是流亡政府外交部官员桑杰嘉。我还是没有认出他来。
   
   直到3月10日那天,西藏抗暴五十一周年纪念集会,在活动现场巧遇好几位我在1999年11月到达兰萨拉访问时采访过的藏人朋友。特别是在新德里迎接我们的旺珍拉姆的母亲,竟然就是我十一年前采访的流亡政府国会议员,她老远看见我,笑盈盈的奔过来和我握手。这样的巧遇当然让我兴奋。
   
   一路走来的脚印

   
   
   活动的间歇,我们一行人在广场上休息,等待采访并旁听达赖喇嘛尊者接见新近从境内出来的难民。我坐在那里发着感慨:“没想到十一年前采访过的人还记得我”。 旁边的桑杰嘉扔过来一句:“十一年前你也采访了我。”
   
   “嗯?是么?”我扭过头去看他,有些迷茫。再仔细端详桑杰嘉,仍然想不起来。
   “那时我刚刚从成人学校毕业,还没有工作。你问我毕业后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要为流亡政府工作’。你说: ‘流亡政府公务员的待遇很低呀’。我说: ‘我不在乎’。”
   这时我突然想起来一些线索。桑杰嘉眯着眼睛盯着远处接着说:“然后你问我,希望在流亡政府什么部门里工作。我说外交部。”
   
   十一年前的记忆瞬间回到面前:“对” 我想起来了:“然后我说,那我下次来访问,可能就是你接待我了。”
   
   立志为流亡政府工作的年轻人
   
   眼前36岁的桑杰嘉,作为男人显得有些瘦小,一缕长发在脑后梳成一个细细的马尾,下颏还留了稀疏的胡须。习惯性微皱眉头的他,此时坐在广场的石阶上看着前方,在中午太阳明晃晃的照射下,笑眯眯的不说话。
   
   “对呀,对呀。我记得。相隔十一年再来,竟然真的是你接待。”
   
   1999年11月,我应西藏流亡政府邀请到印度达兰萨拉访问了六天,当时由流亡政府外交部官员达瓦才仁陪同。我先后参观了流亡政府各部委、议会、法院以及难民接待中心、儿童村等等。采访桑杰嘉那天,是在流亡社区成人学校参观。校长也在一旁向我介绍情况。25岁的桑杰嘉刚刚毕业,还完全是一幅青春年少的稚嫩模样。(照片)他的回答确实让我印象深刻,因为陪同我的达瓦才仁告诉我,当时流亡政府的官员一个月的薪酬只有约八十多美元。而做任何其它工作或生意都会比这个挣钱的机会更大。但是桑杰嘉一脸坚定地说要为流亡政府工作。
   
   一路走来的脚印

   
   
   
   流亡的路走了一遍又一遍
   
   十一年的岁月,已经将桑杰嘉从一个青春年少的男学生,洗练成了一个沉稳、坚毅、智慧的男人。而且确实如其所愿,成为流亡政府的一名外交官。
   
   在参访团临离开达兰萨拉的3月12日,中午我和桑杰嘉找了个从窗口可以远望起伏山峦的咖啡店坐下来。我又给桑杰嘉做了一个采访。我问他,在过去三十六年的人生经历中,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什么。 他说,作为一个流亡藏人,在记忆深处,非常深刻的画面就是逃亡的过程。从中国境内逃到尼泊尔,再到印度,一路上的情景老是会在脑海出现,一遍又一遍。
   
   桑杰嘉于是又微皱起眉头,眯起眼睛,一脸的深沉,回忆着那刻入脑海的画面:“逃亡的路已经走了十五天了,到了尼泊尔和西藏的边境上,准备要过边界了。那里是漫无边际的雪地,我们当时有二十八个人,排成很长的队伍一起走。一排人在雪地里走,而且大多数人的脸都黑黑的,晒得很厉害。大家穿的衣服一直没有换,看上去很脏的感觉。一排人,而且还有小孩。最小的那时候六岁,一个小男孩儿。大人都背着东西,一些吃的东西,走得比较慢。那个小孩他是第一个,走在最前头。他是从牧区来的,所以他爬山走路是很行的。而且他没背什么东西,其他人都背的食物。 那个画面就是一排人,二十八个人,最前面的那是一个小孩,六岁的小孩。一排人慢慢的走在漫无边际的雪地上。背景是白色的,人群是黑色的。这画面老是浮现。”
   
   画面在我的眼前鲜活起来,和无数个雪山、逃亡、尼姑、僧人、孩子、希望、绝望的画面交错重叠。我听了许多藏人讲他们逃亡的故事,这样的画面在眼前呈现了一遍又一遍。桑杰嘉描摹的画面跳跃着,如此清晰、如此冷峻。
   
   “我们从雪地里走过来,然后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休息,我一个朋友走得很吃力,拉的已经很远很远了,掉队了。我们就坐在雪地上等他。他走到跟前,我们休息的地方,一坐以后,包都没有卸下来,就这样睡着了。”
   
   艰苦的童年生活造就了坚毅的性格
   
   桑杰嘉说着,眉头一直微皱着,眼睛始终眯着,淡淡地看着对面的山峦。 我知道逃亡时他二十四、五岁。这时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我体力挺好的。原来想,过那个雪山的时候,要第一个过雪山。但是后来不行,那个小孩第一个过了。 然后是几个僧人,他们应该是从四川那边过来的,他们体力很强壮。 他们过了之后,我大概是第四个还是第五个才过了那个雪山。”
   
   桑杰嘉说,其实他的流亡并不像许多其他的政治犯那样,是参加什么活动呀,游行呀,私藏达赖喇嘛的照片呀,被迫害呀。桑杰嘉说,他和许多农区的藏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农民家庭,家里小孩很多,而且父母都是没有什么知识文化,只是会念一些藏文经文而已。
   
   我们喝咖啡的这个临街在二楼的餐馆,是个印度人开的,这个人在经营餐馆的同时还给美联社做特约记者。房间里一直回荡着悠扬的藏乐,说明他很清楚达兰萨拉这个地方是藏人遥想过去慰籍当下的地方。而那些跋山涉水到这个小山城来的世界各地的访客,也是来领略藏人的生活和文化的。
   
   
   一路走来的脚印

   
   
   桑杰嘉说,他出生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小时候生活很苦,父母共有五个孩子,他排行老四。似乎小时候艰苦的生活并没有给桑杰嘉留下太多阴影:“那时候还是生产队制,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因为家里孩子多,劳力少,所以就没办法吃饱。父母就想了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去放生产队的羊。放山羊一定要离开自己的村庄,到很远的地方在山上生活,全家都要在山上生活。因为,放山羊可以让孩子们吃到一些山羊奶。所以,虽然很艰苦,要到山上很偏僻的地方去放羊,但可以解决小孩吃的问题。所以我一直生活在山上。 其实后来我上学很晚了,到九岁了。”
   
   
   铁脚板走出人生路
   
   桑杰嘉对自己小时候的铁脚板很是得意:“有时生产队安排村里的人到山里来剪羊毛。好多人穿着鞋子都没办法在那边走路,因为那是戈壁滩,很多尖利的石头,还有各样的带刺的灌木,还有一种带刺的籽,到处都是,扎在脚上不得了。好多人都会没办法走路。但是我那时候出了名,在我们村庄里出了名的就是不穿鞋子在山上跑来跑去。老人看到我都会说,你很厉害。但是我小时候没有鞋子穿,我就那样跑啊跑啊。 有天晚上,那时山上也没有灯,只有晚上烧火的地方。 我趁黑摸了一下我脚底,感觉厚厚的好象粘到什么东西。我想肯定是踩到羊粪上了,以为是那个粘粘的羊粪干在脚上了。 我就刮呀、刮呀,使劲刮,可是越刮越多。我就把脚举到火旁边去看了一下,是死肉。脚掌上都是死肉,长了很厚的那种死肉。所以我不穿鞋子在山上跑。”
   
   桑杰嘉没有用激愤的言语讲述一个普通藏人家庭,在共产党来了之后大起大落的动荡和苦难,只是平静地描述了一些褪色的生活场景,人们从中一眼就读出了压迫:“当时我们家里没有自己的房子。因为我爸爸他们家里以前是所谓的地主,政府把他们从家里赶出来。他们家所有的房子都分给从湖南那边移民过来的汉人了。有四、五家就住在我爸爸原来的房子里。我们一直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面。在我八岁的时候,生产队允许我们家自己盖房子。后来我开始上学,但回到家里还是帮家里干活,什么都做。村子里的人很羡慕我们,我们哥几个一年四季的活都是自己做。”桑杰嘉遗憾的说,整个小学过程中,学校只有一门课学藏语。而初中之后上了中专师范学校,上了两年以后考大学,考到了西北民族学院。
   
   
   生活塑造了对自由的渴望
   
   桑杰嘉上高中起,开始广泛读书,对西藏有了一个不同于具体生活细节的认识。他说首先看的是中文的《达赖喇嘛传》,还有个日本人写的《无护照西藏之鹰》。 当时已经有同学趁机出逃到印度,而他则希望把大学读完。桑杰嘉说,他是在上初三的时候,得知世上有西藏人自己的政府。但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另外一边的印度。后来他在一个录像里看到了西藏的国旗,自己还偷偷用大理石雕刻了一个国旗的图案。不过后来送给了一个朋友。他要追随西藏流亡政府的强烈意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桑杰嘉还说,小时候受汉人的歧视也对自己向往西藏流亡社会有一定影响。因为青海那边,汉人称藏人为“阿老”。这是一个藏语的发音,就是“啊漏”,很歧视。而且在当地如果不懂汉语买东西都非常困难。桑杰嘉所在的村中一半是汉人一半是藏人。如果到县城的合作社去买东西,因为那是公家的公司,如果不懂汉语,售货员甚至不卖。可是在那个物质及其贫乏的年代,除了国有的店铺,根本没有其它地方可以买东西。他说,歧视是生活中到处可见的:“比如说,很简单,你坐汽车,汉人可能随便喊你,‘哎,你给我滚开’,藏人就会走开”。
   
   桑杰嘉这段平静的描述,相信会让许多人立即想到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和他所发起的“蒙哥马利罢乘运动”。1955年12月1日,一位名叫罗沙•帕克斯的黑人妇女在公共汽车上因拒绝给白人让座位,被以蔑视蒙哥马利市关于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因而被当地警员逮捕。四天后,马丁•路德•金在该市组织五万五千名黑人举行罢乘运动,号召黑人“不与邪恶的规章制度合作,不要再给汽车公司以经济上的支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联邦地区法庭最终裁定,阿拉巴马州关于在市立公共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是违宪。1956年12月20日,马丁•路德•金宣布为期381天的罢乘运动结束。运动最终迫使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民权法案》宣布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为非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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