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逸明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刘逸明文集]->[《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意欲何为?]
刘逸明文集
·不死的流亡者方励之
·政治摇滚明星薄熙来能否全身而退?
·薄熙来之子薄瓜瓜何去何从?
·官员将抵制强拆的村民殴打致死该当何罪?
·中国领导人的肖像特权
·访民送锦旗被拘留羞辱了谁?
·薄熙来窃听高层电话显示其官德败坏
·政改信号还是引蛇出洞?
·圈养活人卖肾,人性之恶还是制度之恶?
·云南爆炸案,无辜死者背黑锅?
·中国会向菲律宾开火吗?
·江泽民遭冷落背后有何政治玄机?
·赖昌星被判无期徒刑毫无悬念
·妻儿不得旁听,对曹海波的审判见不得光?
·杨佳纪录片上映,上海警方为何有话说?
·平反“六四”是历史必然
·摸宝马赢宝马,富人何苦要拿穷人寻开心?
·“六四”二十三周年的平反呼声震撼人心
·应该割掉计划生育这一制度毒瘤
·敏感人士需要对“被自杀”盛行提高警惕
·引产孕妇为何成了“卖国贼”?
·审计风暴与铁道部天价宣传片
·大火真相与网络“谣言”
·没有悬念的李旺阳尸检报告
·村民为何要围攻干部和袭警?
·《新快报》遭整肃传递政治信号?
·中国媒体在夏日迎来严冬
·画地为牢锁不住冯正虎自由的灵魂
·薄熙来与其治下的文字狱
·云南巧家爆炸案,岂能道歉完事?
·金牌大国与“东亚病夫”
·劳教制度该修改还是该废除?
·高官夫人薄谷开来的“免死金牌”
·徐怀谦自杀的可敬与可悲
·江泽民出书与中共“十八大”
·难以遏止的中国贪官外逃之风
·自杀式爆炸为何层出不穷?
·讨伐中宣部,作家失自由
·王立军案官方通报证实四大传言
·警察为何屡屡开枪杀人?
·薄熙来被“双开”后的归宿
·事业单位处分规定泄露了“国家机密”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意味中国文坛崛起?
·没有真相的四川泸州群体事件官方通报
·泸州事件责在“暴民”还是恶警?
·“十八大”能否推动官员财产公开?
·“十八大”权力分配的意外与不意外
·该不该为胡锦涛裸退唱赞歌?
·罪恶深重的劳教制度为何还要延续下去?
·毕节惨剧难止中国孩子噩梦
·层出不穷的中国官员艳照门
·审判非法拘禁者莫漏了幕后黑手
·习近平是否推行政治改革的风向标
·丈母娘在鼓励女儿当二奶?
·大学生李孟阳普法何罪之有?
·力推网络实名制的醉翁之意
·刘逸明:中国的政治改革刻不容缓
·南周事件催生民间新气象
·从禁片播出到《南方周末》惨遭“强奸”
·中国上空的雾霾为何挥之不去?
·难以置信的中国基尼系数
·中国的人大代表代表了什么?
·《看历史》遭停,谈论台湾民主也犯忌?
·中国被称最大“网民监狱”当之无愧
·评截访人员获刑与劳教制度暂停
·相亲遇上按摩小姐该怎么办?
·容得下尖锐批评,为何不释放政治犯?
·春晚为何成了溜须拍马大舞台?
·多少该公开的信息沦为了“国家机密”?
·成龙之怒与毛新宇之怒
·中国的政治改革成为泡影
·维权人士为何成了诈骗嫌疑人?
·城管打人与城管挨打引发的舆论狂潮
·死猪水上漂与舌尖上的中国
·马三家劳教所——中国的人间地狱
·“被精神病”能否因《精神卫生法》而终结?
·少女坠楼为何酿成举世关注的“群体事件”?
·记者在中国依然是高危职业
·国家信访局为访民画饼充饥
·农业部拿中国人作转基因试验?
·强“拆”中国驻外大使馆的行为艺术
·女歌手吴虹飞被刑拘是典型的以言治罪
·法官集体嫖妓重创法治中国美梦
·洋奶粉出丑让中国奶粉抓到了救命稻草?
·权力的狂妄让邓正加死不瞑目
·“七条底线”目的是钳制网民言论自由
·广州警官张胜春被停职说明了什么?
·官方“喉舌”造谣“东京申奥失败”为何无人追究?
·处死夏俊峰进一步撕裂中国社会
·被遗忘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功臣徐达明
·刘萍的三宗“罪”羞辱中国法制
·六年刑期将把冀中星送上绝路
·《新快报》记者接连被抓传递什么信号?
·拒绝律师会见维权斗士郭飞雄是做贼心虚
·查扣“禁书”的中国海关沦为权力走狗
·视炮轰微信色情是当局打击微信前戏?
·不屈的流亡者,不死的爱国心
·计划生育是亟待切除的“恶性肿瘤”
·如何才能废掉贪官的床上功夫?
·执法者犯法岂能让纳税人和国家买单?
·中国已经成为最肮脏的国度?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意欲何为?

   8月30日,全国人大在其网站上全文公布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期为一个月。修正案中有关逮捕与监视居住的条款引发了公众的批评和警惕。在很多人看来,该草案一旦获得通过,则意味着中国法制的倒退、警察权的扩大以及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修改法律是常有之事,但是,这一次的动作却特别大。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共有99条,将把原有的《刑诉法》从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85条。修改面大,涉及条文多,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
   
   该草案一经发布,有些条款的修改便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极大争议,首当其中的便是第三十六条。该条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另外,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逮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大凡专制国家,警察权就会特别大,按说,如果统治集团真的希望不断提高法治水平的话,应该想方设法地约束警察权,而不是从法律上去扩大警察权。在当前,针对政治异议人士以及维权人士的秘密羁押在各地已经是时有发生,如果此次《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的有关条款能在以后获得通过,那么,“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情形很可能成为适用于一切案件的“口袋”理由,导致公安机关可以随心所欲决定是否通知家属,“秘密拘捕”将泛滥成灾。
   
   当然,公众虽然对该草案的争议颇大,但是,在有些方面,该草案还是赢得了学界和公众的肯定,比如说关于对刑讯逼供获得的非法证据的排除、建立证人保护制度、细化逮捕条件、保障律师职业权利、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等规定。争议最大的除了秘密关押和监视居住的条款外,还有秘密监听和增加传唤时间等。
   
   按照法律规定,公民有隐私权,但是,在中国,不少地方的公安机关却滥用监听权,以前监听对象只是那些涉嫌重大犯罪的嫌疑人,如今,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维权人士都成为了警察监听的对象,违法的监听其实就是窃听。比如在深圳,几乎所有的异议人士电话都被警察窃听,深圳民主人士张津郡曾经在两年前和一位香港记者约好见面,他因为知道自己的手机被警察窃听,于是拿了自己尚在读书的孩子的手机和那位记者联系,结果,正在两人将要走近握手的时候,却被警察阻拦带走。
   
   在特殊情况下,监听电话一般是地市级以上的公安机关才有权批准监听。但是,《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却将监听批准权下放到县级公安机关。如果有关条款得以通过,那么,警察窃听公民的电话将基本不受限制,任何一个级别的公安机关都可以随意窃听公民电话,这等于是将窃听合法化。不管你是真正涉嫌犯罪的嫌疑人还是被警方和官员视为眼中钉的各类敏感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将毫无隐私可言。
   
   监视居住是法律规定的一种惩罚措施,在一般案件上,监视居住应该都是名副其实的监视居住,但是,在一些政治案件上,“监视居住”却不伦不类,其场所并不在被监视居住者的家中。如刘晓波、艾未未、野渡,他们都曾被警方以监视居住为名秘密关押。刘晓波在被判11年重刑时,判决书显示他被“监视居住”的时间并不能折抵刑期。显然,不在家中的“监视居住”实质上是非法羁押。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称:“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看完这一条,笔者感到,这似乎就是为刘晓波、艾未未这类政治犯量身打造的一条法律,不难想象,如果这一条能在以后通过的话,警方秘密限制政治异议人士的自由将理直气壮,因为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从网上中国网民对该草案的反应来看,对其持批评和反感态度的占据了绝大多数,而赞誉的声音则主要来自于那些御用专家。所以,对一部分条款的争议其实是官方与民间的争议,在民间,其实态度和立场非常一致。该草案中有关逮捕和监视居住的条款之所以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是因为这些年公民遭到警方非法羁押的案例层出不穷,即使不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的人,同样可能会被警方以这类涉嫌罪名或“无法通知家属”、“不便通知家属”为有秘密羁押。
   
   在司法实践当中,的确存在无法及时通知到犯罪嫌疑人家属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少之又少,在交通发达,通讯发达的今天,及时通知家属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不会有问题。如果万一有问题,警方也应该在接触到家属的时候说明情况,表示歉意,相信家属也能理解。从草案的有关条款看,为警察秘密关押犯罪嫌疑人的口子开得太大,如果有关条款得以通过,不仅是违法犯罪分子,没有违法的人只要得罪了官方就同样没有安全感。假如在被秘密关押期间被警察酷刑逼供致死,就等于是人间蒸发。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虽然不乏值得肯定之处,但最为关键的条款却和国际人权准则格格不入。总体而言,该草案是在为官方服务,凸显了官方法治意识的倒退,如果真的获得通过,那么就标着中国法治水平的大倒退,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警察权的进一步膨胀和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在看到《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后,异议阵营的反应十分强烈,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认为:“刑诉法修订本应限制日益扩大的警察权,但公布的草案却大大地强化了警察权,明显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警察国家和特务国家,如获通过必会造成人权灾难!”北京万圣书园经理刘苏里认为:“刑诉法修改案极其反动的第三十、三十六和三十九条。若通过,中国无疑倒退到黑暗的中世纪,任何人都可以因相同(似)的理由被拘捕而‘失踪’和‘下落不明’。相关条款必须无条件废除,否则国将不宁”。维权律师张鉴康则认为:“不给任何法律文书、拒不通知亲属的秘密拘押实质上就是强迫失踪,秘密窃听与秘密拘押是刺向人权的两把利刃。”在互联网上,对此的批评言论可谓恒河沙数,让人眼花缭乱。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暴露了中共当局的统治危机感,在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当局的治国思维依然没有根本转变,而是继续推行不合时宜的铁腕政策,企图以强压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以及自己的专制统治。《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能够向社会公布,并向公众征求意见,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在阻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那些倒退的条款被通过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因为表决权并不被真正代表民意的人所掌握。在这一个月之内,相信反对意见会源源不断地抵达全国人大这一橡皮图章机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命运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并做好迎接黑暗新时代的准备。
   
   2011年9月1日
   
   转自《民主中国》
(2011/09/03 发表)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