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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27)

二  中共认宗苏俄、分裂祖国并制造两个中国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这个长达十年的时期内,苏俄命令并指挥下的中共叛乱叛国有三个阶段:即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武装叛乱阶段,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八月的武装叛国阶段,与一九三四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制定假抗日真图存阴谋策略的阶段。
   
   第一、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中共武装叛乱

   
     本阶段中共武装叛乱的特征及手段,是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认宗苏俄、背叛祖国”的城乡俄属苏维埃政权。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为转变中国革命,首先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招回了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并不指定新的总书记或临时负责人,所以,在紧急时期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继之而来的罗明拉兹,就取得了更高的决策地位。罗明拉兹被授予全权“纠正过去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同时,“共产国际考虑以瞿秋白代替陈独秀……因为瞿秋白同意按共产国际方针实行中国革命的政策转变”。 26
     由是,在罗明拉兹的决策和指挥下,中共掀起了武装叛乱的第一个浪潮,即发动“八一南昌暴动”。罗明拉兹和新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这次武装叛变。是时,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共产党掌握的武装有: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张发奎的叶挺第二十四师,由原叶挺独立团改编的周士第第七十三团,贺龙的第二十军,卢德铭掌握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部,和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大队,以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部分学员。27 叛乱发起后,乃推出宋庆龄、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人组成主席团,并仍盗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由贺龙任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参谋长,号称下辖三个军,总兵力三万人。但是,不数日,只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发兵平叛追剿,叛军乃逃出南昌,逃至广东,兵败潮、汕。嗣后,千余残部乃迂回逃窜,于翌年四月由朱德、陈毅带至井冈山落草,为毛泽东所接纳。
     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二个浪潮是在八七会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中共八七会议,决策了中共叛乱的三大政策,或曰三大手段、即武装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于是,该次会议首先批判了前中共中央“不敢发动武装暴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指责了大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武装队”,因此,号召要“造成真正的革命的工农武装队”,以实行武装叛乱。28 其次,因土地革命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给中国革命提出来的路线和任务,所以,本次会议不仅确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针,而且,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自罗明拉兹来华后,土地革命变得异常激进,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派赴各省组织农民暴动,土地革命真正变成了全党的革命行动。”29 八月九日,由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指示,于是,九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决议”。决议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是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该成立苏维埃”。同时指出“苏维埃组织应当首先在广州、长沙这些确实取得胜利的关键地方建立”。嗣后,“只是因为攻打长沙没有进展,所以没有提出苏维埃,而广州暴动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
     八七会议决定的另一个大规模武装叛乱行动,便是派毛泽东赴湖南发动秋收暴动,以攻打长沙和武汉。毛在湖南招降纳叛,于九月初建成了四个团的叛乱武装。第一团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备团部分叛变军人和平江、崇阳、通城农民武装组成,第二团由安源一些工人武装和附近各县的农民武装组成,第三团由浏阳农民自卫军、平江农民自卫军及部分警卫团叛军组成,第四团由原夏斗寅残部组成。计划分三路进攻平江、萍乡、沣陵,然后共同进攻长沙。九月九日,秋收暴动从破坏铁路交通起,一团进攻平江,因四团叛变,惨败;九月十日,二团在安源起义,在浏阳遭围歼,损失三分之二;九月十一日,三团进攻东门市遭袭击,亦败亡。九月十九日各残部败聚文家市,认为“革命已经暂时没有可能在城市取得胜利”,所以“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败走赣粤边界以求存,然后落草井冈山中。
     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三个浪潮,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上海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动。如前所说,这次仍由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会议,通过了罗明拉兹为中共起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等。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一就是“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坚持城市中心,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要努力使暴动的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30 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二,就是“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阶段,现时革命阶段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并称,“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政策,在党领导的全国各地革命斗争中,都得到了实施。特别在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时,已把这个口号公布于全国”。31 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三,就是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动派,应当采取毫不顾惜的消灭政策,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要极端严厉绝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 32 中共中央于会议结束后第三天发出了“致两湖省委的信”,明确指示“在城市中当战争激烈以及某一部分军队败溃时应……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在汉口长沙如是工人群众的行动,可领导其打外国人。在乡村中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目前主要口号应当是:工农兵大暴动起来,消灭新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杀尽土豪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33 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湖南特委代表曾到井冈山批评这里的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阶级,然后再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34 此后,在由中共所发动的武装叛乱中,大都执行了烧杀政策,其情景惨绝人寰(参见本章第四节)。
     会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布置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布置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上海起义,武汉起义,顺直暴动。武汉暴动计划,因无以执行而被取消;长沙暴动虽有中共湖南省委“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总动员通知,亦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敢死队,但瞬间败亡。上海及顺直等地区的暴动,非迅速惨败,即无以发动。主要的武装叛乱,乃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指挥,苏俄驻广州领事馆直接参预,和由张太雷、叶剑英等参加指挥的广州暴动。参加暴动的主力是叶剑英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约一千三百人。另有周文雍指挥的工人赤卫队,约三千人。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叛乱爆发,当日即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又称“广州公社”,由苏兆征任主席,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并发布政纲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收归国有”,“打倒反革命国民党和各式军阀,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等。暴动竭尽烧杀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尸”。 35 暴动和暴行延续了两日,迅以惨败为告终。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几于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的同时,因苏俄出钱出力,中共亦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中共“六大”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实际是俄式共产革命在中国失败的教训。中共“六大”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以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准备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36 中共“六大”提出了十项政纲,主要有“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和银行,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等。大会认为,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到来。但“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无可避免的”。“党的总路线是先争取群众,要团结无产阶级的群众,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准备武装暴动。”中共“六大”还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在准备武装起义中,就要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起义后要坚决、敏锐地成立政权机关;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装起义队伍的基础上,变成常备红军。党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要在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工农革命军……”大会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第三党是“反革命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奸细”。国民党的各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37
     中共“六大”以后,中共的武装叛乱几已全部转移到了农村。但各地农民在中共煽动下的暴动和暴乱,却呈现出一种时起时消、瞬间败亡的景象,并且发动不易。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38 所谓的新革命高潮非但没有到来,失败的景象却随处可见。
     据中共现代史教材和中共党史著作称,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暴动,其中大型的暴动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广州暴动外,其余都是农村暴动。主要有:一九二七年九月至十月的两次海陆丰暴动 曾于十一月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一九二七年十月的广东琼崖暴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的湖北麻城暴动。一九二八年一月赣东北弋横年关暴动。一九二八年一至二月由逃窜在湘南的朱德、陈毅所发动的年关暴动。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春的洪湖和湘鄂西暴动。一九二八年三月的湖南平江“扑城”暴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的陕西渭华暴动。一九二八年春的闽西龙岩、永定暴动。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平江暴动。以及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五月红四军的两次入闽和一次入赣。39 这些暴动,除掉一时烧杀无度、血溅山野之外,大多数遭到了惨败。其后,若不是以李、冯、阎为代表的残余军阀大规模武装叛变,为中共的武装叛乱带来了机会,则不仅是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无由存在,即便是由苏俄所直接命令和指挥的武装叛国以保卫苏联,都只能是有令难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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