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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26)

四  苏俄指使中共反对、利用、破坏北伐,背叛国民革命
     苏俄显然明白,中国共产党,这个在它的扶植和教唆下,并在国民党怀抱中尚未长大的中国共产政治集团,是无论如何也禁不起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的。因为,只要国民党和蒋介石决心抽身北伐,就极有可能将中共这个包藏祸心的“政治寄生儿”甩到一边去。因为在广东,共产党仍因国民党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只有把中国国民党拖死在广东,以将之逼迫在任其窃夺的境地,或将蒋介石彻底打倒,以从根本上阻断北伐,等到中共羽翼已丰,气候已成,到那时,便不是国民党要甩掉共产党,而是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了。这才是苏俄与中共要坚决反对北伐,并且反对不成便利用之,利用不成则破坏之,破坏不成就干脆背叛之的根本原因。
   
   第一、苏俄与中共反对北伐
   

     一九二六年元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已正式提出了北伐的建议。蒋的北伐建议,立即遭到了全体苏俄顾问的一致反对。鲍罗廷更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为理由,坚决反对北伐。随后,以季山嘉为首的俄国军事顾问团所有成员,立即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竭力鼓吹“北伐必败论”,中共更于广州市区到处散发传单,广贴标语,公开反对国民党北伐,并散布流言,首指主张北伐的蒋介石为“新军阀”。三个月后,当夺回了相当权力的国民党已经决定北伐,半年之后,当蒋介石已经领导北伐胜利出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杂志仍然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不仅猛烈攻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个人,而且公开反对北伐,并以所谓“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以暗指由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不是“革命的北伐,而是反革命的北伐”。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就曾明确指证中共是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
   
   第二、苏俄与中共利用北伐
   
     早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已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变蒋介石和国民党提出的北伐“难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一方面决心反对北伐,一方面却要“从各个方面以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并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参见本卷第二章),明确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特别要注意组织农民,以建立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一九二六年七月,当国民革命军刚刚胜利出师北伐,中共又召开了扩大会议,进一步认定“农民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地进行,就在于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一九二六年九月,鲍罗廷又根据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一再指示(参见本卷第二章第一节),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演说,再一次强调“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苏俄顾问和中共一再地要在中国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和北伐已经胜利进军的最初日子里,在反对北伐不成而只好顺应北伐之时,一再地将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层次,其目的,无非一是要将全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军阀”改变为发动工农革命、实际是煽动农民造反,以造成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二是要借用国民革命的名义,并以混淆两种不同的革命为手段,偷换国民革命的内容,以夺取发动共产革命的成功。正是在这样一个阴谋方针的明确指导下,苏俄和中共才在反对国民党北伐失败之后,变反对北伐为利用北伐。由是,在北伐胜利进军后的湖南,由中共煽动起来的农民运动不仅声震全国,其“实绩”,便是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把军阀已经打倒的湖南逼进了遍地暴民造反夺权的红色恐怖之中。据北师大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湖南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了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四月十日,由中共操纵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告全省农民书”,提出农民运动不是减租减息,也不仅仅是要打倒土豪劣绅,而是解决土地问题。武汉国民党中央遂由毛泽东和国民党极左派邓演达等成立了“土地委员会”,颁布“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和“处分逆产条例”。规定“凡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财产,皆为逆产,一经合法发觉即行没收”。这个决议草案,因谭延悖等的反对而未能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但是,盖因中共发动与建立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枪,而且自设公堂刑狱,动辄批判斗争,随意逮捕杀人。中共领袖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亦因农民协会将之游街示众、批判斗争而被整毙,北伐军中许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其惨毒之状,实与四十年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人民横遭荼毒的情景极为相似。
     同样,在建立了国民政府的湖北和武汉,工农运动亦闹成了“如火如荼”的局面。据同一本中共《中国现代史》教科书称: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经成立农民协会三十四个,会员已有二十八万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汉登记的工会组织已有五百多个,会员达八十万之多。武汉工人运动的声势之大,“适如北伐军取得武汉、江西与福建之震动于全中国、影响于全世界一样”。17 而武汉工人运动给武汉地区和武汉国民政府所带来的破坏,更是令人触目惊心。犹如这部《现代史》所“揭露”的那样,由中共发动的武汉工人运动,“不仅随意罢工,随意要求增加工资,而且自组法庭监狱,随便捕人施刑,动辄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随意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的现象,更是随时可见……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两个月中,工人、店员罢工可考者达三十六次之多……频繁的罢工,不仅加剧了劳资纠纷,而且为武汉国民政府带来了重重困难:一是日本和英国关闭了在武汉的全部企业,二是民族工商业主因工人运动而不能聊生者纷纷抽逃资金,关厂罢业,举家潜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汉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经营者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汉商人罢市,各家商店全部关门谢业,拒绝售货。三是工人大批失业,至四月底已达三十万人之巨。四是武汉国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仅一百五十万圆,支出却达一千三百万圆,只能靠大量发行纸币以熬度艰难……”。至此,为北伐军胜利占领并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武汉,几乎被苏俄和中共一手煽动并操纵的工农运动,闹成了一个死岛。
     武汉如此,上海亦无例外。如前所说,中共不仅为了夺权而抢在北伐军前面发动了三次武装暴动,以图谋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义下,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而且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擅自组织工人武装以横行沪上,甚至威胁称:“如军政首长有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18 由是,整个上海祸心包藏,阴谋待发;世面混乱,人心不宁。上海商界更只能哀叹“自国军临沪以来,我商人乃处于憔悴呻吟之下”。19 北伐军虽然能够打倒军阀,却因为苏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机发动共产革命,煽动暴民运动,推倒国民革命,非但不能给人民带来北伐打倒军阀之后应有的和平安宁生活,却反而只能陷人民于更大的“混乱、动乱和暴乱”之中。这个后果,实在是将北伐打倒军阀的意义,抵消到了令人思之惘极的地步。对此,如果不是一个在中共“革命暴政”下生活过来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其时,亲共近俄、并得到了苏俄好处的冯玉祥,正是因此才作出了“远俄送共”的决定。他的名言,即指苏俄与中共乃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实为此一阶段苏俄与中共所蓄谋制造的“共产革命”景象,提供了明确的证词。
   
   第三、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
   
     诚然,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一个手段,就是利用北伐,以发动共产革命。
     苏俄与中共破坏北伐的第二个手段,则是阴谋挑起“迁都之争”和决策“拥汪反蒋”。一九二六年十至十一月间,蒋介石曾数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称:“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中央及政府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电请迁都武汉,不仅合情,而且合理。当时负责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张静江,在屡接蒋介石电报后,遂决定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以讨论迁都问题,并使之获得通过。但中共却认为:“召开此次大会用意,据我们观察,乃在蒋欲迁都,转移中央政府。”为不造成“得不着湖北,反失了广东”的局面,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中共遂决议“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决定采取措施,努力使联席会议延期举行”。20 如前所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因广东各级国民党党部仍有三分之一以上为跨党的中共党员所把持,再加上中共的阴谋决定和阴谋运作,因此,参加联席会议的代表,便以中共身份的国民党人占多数,由是而在联席会议上击败了张静江,否决了迁都案,并形成决议称:“现在国民政府之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首要工作,应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广州。”蒋介石请求广州中央和政府迁都的要求,遂因苏俄顾问和中共的反对而失败。一个多月后,当苏俄和中共已经明确意识到,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迁都武汉已成为势所必然之时,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又开会决策曰:
     第一、迎汪速回,以与蒋分权。第二、尽力发展湖北革命力量(按:指共产党力量)。第三、确定唐生智在政府中的一定地位(按:旧军阀出身的唐早有图据两湖之心)。第四、巩固左派在广州省政府的政权。21
     四个月后,当武汉已经成为工农革命的中心,鲍罗廷已经深信“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时,在“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已经对迁都武汉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22 为他们所把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又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决定,并在迁都武汉途中坚决反对蒋介石敦促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暂驻南昌,再一次借迁都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为重新夺取国民党领导权做足了舆论准备。蒋介石由是而再一次遭遇了失败,并迅疾迎来了苏俄和中共对他发动政变的厄运。特别是汪精卫在苏俄和中共“迎汪反蒋”阴谋下回国以后,他非但不听取蒋介石和一批真正国民党人的劝告,不仅大言“我是爱护工农的呀”,而且与中共党魁陈独秀发表了“联合宣言”,随后便赴武汉“俄国政府”去做第一把手去了。由是,中国国民党的再一次分裂岂但不可免,北伐军的分裂和内战亦终于爆发。若不是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在此关键时刻痛下了“清党”的决心,则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已经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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