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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的政治

第七章 混沌的政治
    ——命运在谎言和无知中蹒跚
   
   袁红冰著
   

   
   凈化政治,是历代理想主义者追求的目标之一。然而,迄今为止,政治多数时间内都在表述肮脏,而中共极权是肮脏至极的政治存在。在这个政治体中,聚集了阴谋、谎言、背叛、伪善、凶残等等人性最丑陋的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西方极权文化传统的近现代经典,却在古东方文化之冠中国,以中共极权的名义,获得最强悍而血腥的生命形式——这个事实构成东方文化近现代失败的铁证,而且是最具悲剧性的证明。
   
   中共极权将汉文化摧残殆尽,变中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和政治殖民,同时,也把西藏的命运推向前所未有的大劫难。中共使西藏成为当代的一个重大国际政治问题,而中共暴政的政治意志则是西藏问题的根源。那么,中共对西藏的政治意图究竟是什么?或者说,西藏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对于这个历史早已回答的问题,人类却似乎并不完全清楚。不同立场的人们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回答,释放出混沌不清的信息。甚至这一届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重要官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像达兰萨拉暮雾中的树影一样模糊。
   
   西藏是世界的制高点。不需要别的,仅仅“制高点“这个概念,对于人类就具有某种神秘的、超越理性的诱惑力。虽然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已经给人俯瞰地球的视野,不过,伫立在地球的高度之冠,瞭望世界——这个意境仍然会激起征服的野心。
   
   西藏是最具战略价值的水源地。东亚大陆、南亚次大陆、东南亚半岛,以及中亚的部分地区,所有伟大的河流都以西藏高原的万座冰峰为源流。可以说,西藏是苍天赐给人类的水库。据传言,印度的甘地夫人曾讲过,人只要有阳光和清水就可以生存。如果是这样,人类尽管无法征服太阳,但只要控制了西藏,就意味着控制了数十亿人的一个生存要素即水源。与之同时,西藏蕴藏的富饶的自然矿产资源,也是引发觊觎之心的重要原因。
   
   地球的制高点和苍天赐予的水库,这两个因素是中共控制西藏的实用主义的原因。不过,中共对西藏的实用主义考虑,并非造成西藏问题的政治原因。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达赖喇嘛同中共签署“和平协议”,实际是西藏人意志的一种表述:只要能够保证西藏作为藏人心灵的家园和文化祖国的地位,佛心慈悲的藏人愿意为避免流血而作出政治的让步。
   
   西藏青年会会长次旺仁增曾对金圣悲说:“中共统治西藏六十年的所作所为,就是西藏复国独立的理由。除此之外,西藏复国独立不再需要任何其它的理由。” 次旺仁增,这位出生于美国、足迹从未踏上过西藏土地的藏人,不仅用简捷的语言说出西藏复国独立的理由,而且也说出了西藏问题产生的本质原因——中共在西藏六十年的所作所为。中共的所作所为以一句话概括,就是用铁血强权在西藏推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殖民统治,对藏人实施文化意义上的种族灭绝,即消灭藏传佛教和藏族的其它传统文化精神。
   
   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这是问题的要害。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精神的首要特征在于,通过对人的心灵的绝对控制,从精神上奴役人类并征服历史命运。中共虔诚地继承了西方极权文化的这个基因。中共的政治意图,并不是像希特勒灭绝犹太人那样,从生物学的意义上灭绝藏人,而是要灭绝藏人的文化存在。事实上,即使一个汉人同情支持西藏的自由和文化存在,也会受到中共的迫害,甚至监禁和屠杀;即使一个藏人,只要背叛民族文化传统,支持在西藏实施共产党文化的政治殖民统治,也会被中共暴政视为“同志”,并获得高官厚禄的赏赐。
   
   如果说希特勒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那么,中共暴政就是文化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共暴政比希特勒仁慈。且不说灭绝心灵比灭绝肉体在生命哲学的意义上更残酷,因为,人的本质在于心灵,仅就生理学范畴内的屠杀,中共暴政也为西方极权主意文化书写出史无前例的凶残。中共信奉国家暴力,信奉国家恐怖主义。在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的过程中,对于忠实于心灵家园的人,中共总是毫不犹豫地运用铁血强权进行大迫害。而藏人从整体上又恰是一个忠实于心灵的族群。于是,中共大规模屠戮藏人的反人类罪行和藏人的浴血的苦难,就都不可避免。
   
   中共对藏人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的天性,构成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中共暴政必须在西藏坚守极权统治的政治需要,则使西藏问题成为一个中共政治范畴内的死结。
   
   “六. 四”事件之后,邓小平为让历史尽快淡忘他和中共暴政血洗北京的反人类罪行,推行鼓励人民疯狂追求物欲的国家政策。邓小平,这个出身于黑社会世家的精明的老政客,十分清楚人性的弱点——只要中国人的心灵在物欲中腐烂,他们就不会再以良知的名义记住“六.四”之血。邓小平果然成功了。中国人迅速堕落为只能听懂物欲召唤的动物,并不再有兴趣关注中共暴政的罪行和他人的苦难。不过,邓小平或许没有想到,堕落得最迅速,腐烂得最彻底的,首先是中共官员群体。现在,中共的千万贪官污吏已成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经济犯罪集团;中共官僚集团也堕落为实施特务统治的政治黑手党。中共官员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共暴政的腐烂、堕落和凶残。他们最大的恐惧在于,他们的反人类和反社会罪行有一日会受到历史性的审判。因此,中共官僚集团唯一的政治意志就是用国家暴力、谎言和物欲诱惑,来维持极权专制。对于罪行累累、血案如山的中共官僚集团,极权专制是最后的立足点,退一步就会落入历史的深渊。
   
   胡锦涛以及其它中共高官,多次在不同场合公开宣称,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是中共的“核心国家利益”,原因也正好在于此。台湾之所以被中共列为其“核心国家利益”,是因为台湾自由民主化对于十五亿中国政治奴隶的示范作用,已经构成对中共极权专制潜在的致命威胁。所以,中共一定要用“统一”的名义,灭绝《中华民国》的主权,通过控制并进而消灭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来清除对它的这个致命的政治威胁。西藏被中共列为“核心国家利益”则是因为,在各个少数民族反抗中共文化性种族灭绝的正义事业中,藏人的抗争最具精神的能量,最顽强,最卓有成效,同时,西藏自由运动也受到广泛的国际关注。如果西藏自由运动获得成功,不禁会激励各少数民族的自由运动,甚至可能引发中共极权专制在中国的全面崩溃,所以,中共不仅不会允许西藏自由——无论以高度自治的形式自由,还是以复国独立的形式自由——而且追求在国际政治范围内摧毁西藏自由运动。
   
   中共暴政已经制订出明确的战略规划。按照这个战略规划,中共将在二零一二年晚秋,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前,或者用统战的方式,或者用军事的方式,实现对台湾的政治控制。在解决台湾问题之后,立即开始最终解决西藏问题的进程。所谓“最终解决”,在国际政治上的目标就是迫使印度驱逐西藏流亡政府,从而使西藏流亡政府在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共首先将采取强烈的外交措施,甚至通过在各条大河的上游建高坝,控制印度水源的方式,施加压力。如果这些方法不能奏效,中共会发动对印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实现其政治意志。对印度军事行动的最后期限为二零一五年。
   
   极权政治的生存,事关中共权贵阶层的生死荣辱,所以,中共暴政不可能同意任何西藏自由的方案——无论是高度自治,还是复国独立。因为,西藏的自由必将合乎逻辑地成为整个中国自由的先导。西藏问题由此成为死结。解开这个死结只有两个不能共存的方式,一是藏民族文化和西藏自由运动一起,被中共暴政扑灭;一是中共暴政如前苏联共产帝国那样彻底崩溃。藏人自由实现的唯一可能,就在于中共极权暴政被钉入铁棺,沉入大海;藏人的自由同中共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势同水火。属于藏人命运的自由的星辰,不可能在中共极权政治铁幕遮蔽的夜空中升起——这是一个宿命。
   
   金圣悲心系荒野,意在天外,情归落日,本对政治不甚关注。然而,他年轻时代的诸多酒友同学,皆成中共高官,所以,中共政治内幕常通过各种途径为他所了解。正由于此,他对藏人的自由前途极感忧虑。忧虑主要不是因为中共暴政的阴险、凶残和伪善,而是因为本届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官员,一个本该对中共的政治战略具有洞察性理解的群体,实际上对中共的了解连隔着铁皮搔痒的真切性都没有,更谈不到洞若观火。
   
   西藏流亡政府是藏人政治意志的象征。如果它的官员对于中共暴政灭绝西藏自由命运的政治本质懵然不知,就意味着藏人的流亡之路又一次走上了锋刃;夜不能寐时,金圣悲常听到危险在叩击藏人的命运之门。
   
   把藏民族的自由命运寄托于同中共暴政的政治谈判——这是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不了解中共的一项表现。中共战略性的政治目标在于消灭自由西藏运动。之所以还要同达赖喇嘛的代表谈判,是试图实现下列战术性设想:其一,制造中共有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意愿的假象,欺骗国际舆论,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共暴政摧残藏民族人权的反人类罪的抨击。其二,在藏人的自由运动中播撒对中共的政治幻想的种子,以缓解藏人反抗暴政行为的强度。其三,拖延历史进程。而拖延历史进程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按照中共的战略安排,要先解决台湾问题,然后解决西藏问题,所以,台湾问题解决之前,中共需要在同西藏有关的问题上拖住时间的脚步;其次,中共要勒住时间的缰绳,是在等待达赖喇嘛圆寂。尊者一旦圆寂,中共将用本质上反宗教的铁血强权,推出作为他们政治代理人的“达赖喇嘛”,就像他们已经在班禅大师圆寂之后所作的那样。
   
   中共的谈判是一个政治阴谋。对此,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唯独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官员懵然不知。他们把自由西藏的前途置于同中共的谈判桌上,等于把藏人延续了半个世纪的英勇悲壮的流亡之路,引入绝境死地。
   
   每逢想到藏人同中共谈判的情形,金圣悲的意识间都会浮现出一个场景:几只憨头憨脑的牦牛,诚心诚意地同一大群狡诈肥大的耗子商量,试图说服耗子退出草原,不要破坏牦牛赖以生存的草场。根据金圣悲的理解,除了一些已经被汉人教坏的藏人之外,藏民族是世界上最真实的族群,真实得如同荒野上的岩石和花草。藏人同中共的谈判实质上就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人,被世界上最狡诈、虚伪、阴毒的动物欺骗的过程——欺骗的效应不仅作用于参加谈判的藏人,而且还误导西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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