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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悲与佛哀

第六章 佛悲与佛哀
    ——太阳会因此变成黑色的顽石
   
   袁红冰著
   

   
   生铁铸成的黑色大地上,一位年老的圣者拖着犁,艰难前行;他宽大的僧衣在荒凉的风中飘舞,像一团猩红的火焰,又像燃烧的鹰翅;圣者正在铁铸的大地上播种顽石,并用他心头滴落的血浇洒干裂的顽石的种子;他一生都在作这件事,而且还要作下去,直到荒原之风把他的生命吹散,犹如吹散一片紫色的雾;他希望,这铁板上的耕种,还有他的血浇洒的顽石,能生长出自由的花海——这是时时出现在金圣悲冥想中的达赖喇嘛的形象,因为,哲人意识到,尊者所作的,可能是人类万年历史中最艰难的事业之一。
   
   达赖喇嘛能感动苍天和大地的笑容,已经成为这个不相信心灵的时代最著名的心灵象征。然而,金圣悲却从达赖喇嘛的眼睛里看到了漫天野火般的悲愁。佛之悲,源于苍生的苦痛;人类心灵苦难深重的时代,佛的悲情怎能不炽烈如火。不过,当遇到一个藏人之后——达赖喇嘛曾把他当作藏人的青年才俊着意培养,而他由于内心深处对中间道路的反感从尊者身旁走开,到美国去留学——金圣悲才意识到,除了为苍生苦痛悲愁之外,达赖喇嘛还有另一种个人哀愁,那类似于一个慈悲的王者,尊者本就是精神之王,因他深爱的子民的背弃而伤心。尊者的后一种哀愁更令哲人心神黯然,因为,这种哀愁更接近诗的意境:随风漫天飘落的红叶和金叶;红叶似干枯的血迹,金叶如佛破碎的心。
   
   对尊者个人哀愁的关切,使金圣悲思想的目光凝注在中间道路的理念之上。
   达赖喇嘛的中道哲学,是藏传佛教送给当代人类的一种生命哲理,这种哲理通过平衡、宽恕、慈悲的生活态度,呼唤人类之间的和平,以及心灵的宁静——心灵的宁静,即幸福。“中间道路不过是中道哲学的政治表述,或者说是用中道哲学思考西藏现实命运的一种政治论述。在中国国家范畴内确立整个藏区的藏人自治——这是对“中间道路”的最纯粹而明澈的阐释。至于诸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解决西藏问题”、“承认中共的政权是中央政府”等一系列引起广泛困惑的观点,都是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对中间道路的过分解读,而不属于中间道路的原初理念。
   
   面对挟持了十五亿汉人的中共铁血强权,以及这个强权实施的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六百万藏人怎样才能保持藏民族作为一种伟大文化存在的地位;由于中共一直刻意撕裂汉藏之间的关系,利于汉人为主体的军队大规模屠杀藏人,藏汉之间已经结下血仇,如何才能消弭藏汉之间的血海深仇——这些艰难得近乎绝望的问题,无疑是达赖喇嘛思考西藏前途时必须给出答案的问题。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大良知者胡耀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主导中共政治趋向的权力。这是一个奇迹。而胡耀邦本身就是一个中共血腥政治中出现的人道主义的奇迹。奇迹就意味着偶然。了解到中共数十年对藏人的屠杀、迫害、酷刑、监禁以及经济与资源的掠夺之后,胡耀邦面对中共在西藏的官员沉痛地说,“我们对西藏人民是犯了罪的”;他主张绝大部分中共汉族官员要退出西藏,让藏人真正实施自治。
   
   胡耀邦这个高贵的人道主义者奇迹般的出现,给了达赖喇嘛解决那些绝望问题的希望。于是,从中道生命哲学中延伸出一条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道路——中间道路。邓小平曾说过,同藏人,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有人据此认为邓小平对西藏问题持开明态度。这种认知不符合事实。当时中共主张对西藏实施开明政策的政治家,是胡耀邦。邓小平与胡耀邦的根本区别在于,邓小平是一个精明的实用主义老政客,对于他,任何观念都可以根据政治实用主义的要求而改变,就像他愿意同藏人谈判的态度,又在一九八九年三月,改变为支持并赞赏胡锦涛把西藏僧人淹没在血泊中的反人类罪行一样;胡耀邦则是真诚的人道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他忠实于自己的理念,不肯为实用主义权衡而背叛良知。
   
   奇才与绝世美人都必遭天妒。胡耀邦,这个中共官员中的美而高贵的人格奇迹,犹如灿烂的流星,迅速陨落。他的生命在中共政治铁幕的夜空中划出一道明亮的轨迹,随后又湮灭在复活的中世纪古老黑暗中。伴随胡耀邦的生命之火一起熄灭的,是中间道路在中共政治时-空范畴内实现的希望。朱厚泽,曾任中共宣传部长,中共高层的另一位良知人士,胡耀邦当年期许他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果可以将胡耀邦喻为人道主义的皓月,那么,朱厚泽就是皓月旁的一缕彩云。他的存在曾使中国的政治夜空给人以美的希望。他生命凋残之前,用这样一句话告诫关心政治的中国人:“有人因为我们这些人存在,就认为有希望。其实,没有希望。”他的这句话也是对藏人的告诫。
   
   中共是一个血腥气浓烈的现实存在,达赖喇嘛当然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不过,当中共通过整肃胡耀邦和六.四北京屠城使人类的良知失望之后,又经过二十多年的徒然期待,尊者显然已经开始超越中共的存在,准备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同中国对话,讨论中间道路问题。对于中国万年历史,中共只不过是短暂而且必将消失的过程,既然中共对于藏人只意味着绝望,藏人便可以无视它的存在,准备同一个没有中共暴政的未来中国谈判。达赖喇嘛向中国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发出良知召唤,乃是冲破绝望的现实的囚禁,同未来对话的高瞻远瞩之举。
   
   中间道路在中国被中共堵死,却在国际社会中成为通衢大道。凡理想主义枯萎的时期,国际政治必定呈现出对铁血强权的绥靖主义趋势,尽管绥靖主义的理由不尽相同——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向德国纳粹绥靖,是为了缺乏正义的和平;现在向中共暴政绥靖,是为了缺乏良知与理性的短期经济利益。中间道路蕴涵的宽容、慈悲的理念,使一个绥靖主义泛滥的时代,也不得不通过对藏人命运的普遍关注,来证明它还没有彻底堕落。在藏人走向时代中心的过程中,中间道路的精神能量起到了重大作用。
   
   如海的智慧使达赖喇嘛不仅具有历史的大视野,而且具有生命意义的大视野。他在超越现实的绝望,开始同中国过去与未来双向的万年历史对话的同时,也超越单纯的政治范畴,俯瞰过去与未来。复国独立或者高度自治这类概念,在政治范畴内属于最高层次,然而,政治却不是人的意志之巅。心灵才是人类的最高范畴,而自由是心灵的意境之王。同时,信仰自由,又构成藏传佛教,这个藏民族的主要文化表述的生存前提。所以,达赖喇嘛通过中间道路显示出的对西藏政治命运的关注,恰以超越政治的视野为前提。达赖喇嘛关切至深的,首先不是独立或者自治这类政治形式,而是西藏的自由,以及与自由相连的藏传佛教的生存权,或者说是藏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存在的生存权。
   
   一位藏人朋友曾向金圣悲提出一个问题:“中共铁血强权比古罗马帝国更凶残——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缺少文化素质的暴政。两千年前,基督徒最终能用为信仰而承受的苦难感动了罗马帝国,可是,中共是不可能被人性的苦难感动的。被感动首先需要具有文化素质。面对这种情况,藏人的机会在哪里?”那位藏人提出这个问题时,目光下意识地垂落在一朵枯萎的野花之上,那朵花摇曳在黑石裂缝间,而他眼睛里的困惑比枯萎的花更悲凉。
   
   当时,金圣悲如此回答:“藏人的机会来自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一个是精神意境,一个是政治范畴。达赖喇嘛正在创造精神意境的机会;政治范畴的机会则要由命运的必要性和偶然性共同创造——属于藏人的精神意境的机会在于,让藏传佛教成为下一个时代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拯救心灵的精神导师之一;属于藏人的政治机会在于,中共暴政由于内在矛盾的必然逻辑发展,在一个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偶然性作用下,如前苏联共产帝国那样,被全民大起义所摧毁,而自由的中国,就意味着藏人自由的机会。”
   
   只借诸天启的灵感,金圣悲就确信,达赖喇嘛一定以明澈的大智慧,洞察了关于藏人的机会的问题。尊者正推动使藏传佛教成为人类精神导师的命运之轮,“东方需要自由拯救,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时代精神危机的表述,也在召唤一次心灵的拯救运动,而召唤心灵拯救与呼唤精神导师是同一回事。
   
   藏人同清朝皇室曾经形成精神信仰之源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当然,在自由和民主的时代,仅有同权贵阶层的关系是不够的。中国自由之后,如果藏传佛教能够在广泛的社会意义上,引导中国人腐烂于物欲的心灵,重归精神的家园,并成为中国人道德重建的精神背景之一,那么,藏人与中国之间的一切政治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即使像达赖喇嘛设想的处于高度自治的状态,而不是复国独立,藏人也会获得尊严,而且,那种尊严高于政治领域,属于心灵的荣耀。
   
   “这一切现在还只能用‘如果’表述的可能性,或许已经呈现在达赖喇嘛的历史大视野中。”金圣悲同那位藏人朋友的交谈,最后变成了哲人的沉思:“… … 达赖喇嘛如此作为,绝非只由于对藏传佛教生存的实用主义策划,而是基于佛的悲悯之心。尊者思考的重心之一,可能是如何消弭藏汉之间的血海深仇,尽管这种血海深仇本质上是中共暴政卑鄙的政治阴谋的结果。”
   
   “爱和恨是情感的双翼,‘以血还血’的原则所表述的仇恨,具有情感的正义性;对罪恶进行正当程序的审判,是法的正义。然而,佛的慈悲之心超越世俗的爱与恨,也超越情感和法的正义。佛不希望仇恨主宰命运,即使那种仇恨与情感或者法的正义一致;佛只愿人的心灵在虚无的生命哲理中得到凈化,凈化为一缕忘却仇恨的宁静的微笑。噢,仇恨充溢的生命必然野性勃勃,生动如暴风雨,但是,仇恨中没有幸福感。就算手刃仇敌,痛饮罪人之血,也只能体验报复的欢悦,那血腥浓烈的欢悦,只意味着情感的兴奋,而不是幸福。幸福只在心灵的宁静之中,佛之悲就在于给虚幻的人生以心灵的终极安慰,而心灵的幸福需要用忘却仇恨来换取… … 。”
   
   就在金圣悲以幸福的名义否定仇恨的思想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个用炽烈的激情证明仇恨魅力的生命。他就是那位达赖喇嘛一度着意当作青年才俊培养的藏人。同时,他也是金圣悲所认识的藏人中,对中间道路持最激烈否定态度的青年,至少在情感上最激烈。他对金圣悲说:“在藏人中,背叛达赖喇嘛是一项极为严重的道德指控。我的父亲都从西藏境内打电话告诉我,如果我反对达赖喇嘛,他就同我断绝关系,不要我这个儿子。所以,达赖喇嘛在世时,我不会公开反对中间道路,但是,我将实际从事复国独立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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