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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历史的阴影和回归佛的精神

第四章 走出历史的阴影和回归佛的精神
    ——达赖喇嘛尊者为人类点亮一盏心灵之灯
   
   
   袁红冰著

   
   
   唯有走出历史的阴影,才可能拥有现实和未来的希望——无论对于一个人,一个族群,或者一个时代,都是如此。然而,不知由于蒙昧,还是对过去的生命残迹的留恋,人常常在历史的阴影中活着,并同时间一起腐烂。
   
   当代,人类几乎都以不同的方式,活在死去的时间中,犹如历史墓地中的鬼魂。十余亿阿拉伯人当中最炽烈炫目的情感,依然是已历千年的对异教徒的仇恨,千年之中时间都应当干枯了,仇恨之情却由于对血的渴望而充满生机;遮住妇女如花容颜的黑纱则是遮住伊斯兰命运的历史阴影。十五亿中国人活在早已化为枯骨的马克思的思想铁牢之内,而那思想铁牢的根基座落在西方极权文化的数千年历史废墟之上。欧洲和美洲仍然执行数百年前的“文艺复兴”关于自由的遗嘱,然而,即便是自由的遗嘱,也属于死去的时间。
   
   这是一个活在历史阴影中的时代;只能在历史阴影中蹒跚,是因为失去了精神的目标。时代不可能像一个以浪迹天涯为理想的流浪汉那样,只要从酒醉中醒来,就能立刻找到前行的方向,因为,荒凉的地平线是他永远的召唤。时代需要精神目标的引导才能走出历史的阴影,而设立精神目标需要丰饶的心灵和哲学,但是,当代缺少的正是心灵的圣者和哲学的智慧——这是一个心灵艰难而哲学贫困的时代。
   
   就在这个精神荒凉的时代,达赖喇嘛尊者引领藏民族走上流亡之路。那是心灵的流亡,也是文化的流亡;更具历史意义之处在于,对于藏人,白骨和红血铺就的流亡之路,同时也是走出历史阴影之路。之所以能走出历史的阴影,是因为忠诚于心灵和佛学哲理的藏人具有精神的目标——达赖喇嘛尊者在苍穹之巅点亮了一盏心灵的金灯。历史将证明,那盏心灵的金灯不仅属于藏人,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于人类。
   
   许多人都兴致盎然地从政治上解读流亡藏人同历史阴影的诀别。达赖喇嘛废止贵族称号,主持制订民主宪章,创建议会,流亡藏人获得了以自由、公正、定期的选举为根据的政治选择权。虽然由于历史的惯性和藏民族对佛的深情,民主程序中,僧人仍然相当程度上主导流亡政府,但是,民主与法治的原则已经成为流亡藏人的政治之魂,政治的未来将取决于多数藏人的意愿。流亡藏人正形成一种类似于西方君主立宪的民主政体。当然,类似就不是相同。最显著的区别在于,西方君主立宪的精神象征是世俗的王;流亡藏人政治民主的精神象征是心灵的圣者。如果最终能够形成“法王立宪”式的民主政体,那或许是最适合藏人文化传统的现代法治形式。当然,“法王立宪”必须通过强调精神的多元化以及宗教的自由与宽容,作为其合法性的第一块基石。
   
   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没有领土作为依托。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悲壮。藏人背负流亡的全部苦难,仍然顽强地走向民主。金圣悲只是不能确定,这种高贵的顽强属于真理,还是属于藏人的民族人格。不过,他知道,除非人类历史全部朽坏,藏人,这个古老民族在通向政治现代化之路上留下的艰难足迹,将永远不会磨灭。
   
   虽然现在还没有领土作依托,但是流亡藏人的民主制度却蕴涵着巨大的政治能量。流亡中的民主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它预言西藏高原的民主化前景;它也预言,藏民族终将会由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变为骄傲的自由人。
   
   由于中国和西藏都处于中共极权统治之下,中共暴政是汉人和藏人不自由的共同根源。所以,流亡藏人实现民主政治的历史性努力,定然会在十五亿汉人政治奴隶的心底里激起对自由的渴望,从而为整个东亚大陆的民主化,提供精神的召唤和实践的典范。金圣悲意识到,流亡藏人的民主化进程,犹如从九天之上飞降而下的火流星,溅落在中共极权专制的死海之中,并激起自由的波澜。当然,波澜的强度究竟会有多大还有待观察,不过,历史已经在屏息期待了。
   
   二零一一年西藏流亡政府首相换届选举的程序,半年前就拉开了帷幕。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被风吹散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通过网络、电波等现代信息交流方式,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而首相的换届选举是藏人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关注焦点。列宁曾说:“革命是无产者的盛大节日。”然而,共产主义的实践却告诉历史,那个属于列宁的盛大节日,对于人类意味着百年大劫难。在观察藏人选举的过程中,金圣悲想说:“民主选举才是人民的盛大节日。”在流亡的苦难中,藏人热切地关注着并希望着——希望选出一个能够为藏人重建祖国、再获自由提供政治领导的英才。在流亡苦难中的希望,这难道不是盛大的节日庆典吗。
   
   同流亡藏人一起沉浸于节日的气氛之余,金圣悲也在感受着另一种又苦又甜的心绪。他向上苍祈祝,愿流亡藏人的民主化,能够成为汉人政治命运的典范和启示。他相信,只要汉人意识到,汉人与藏人不自由的根源都来自中共暴政,那么,藏汉两族在为自由而同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将会结成战友之情。这种以自由的名义形成的友情,或许会相当程度上消融汉藏两族已历半个世纪的仇恨。
   
   流亡藏人的政治变革成就值得尊重,不过,政治并不能真正深刻表述藏人走出历史阴影的意义——意义的极致超越政治,并只属于心灵的范畴。走出历史的阴影意味着走出已经死亡并枯朽的时间;达赖喇嘛尊者的无量功德在于引领佛教回归佛的精神,也在一定意义上引领人类回归心灵。在此,回归精神和心灵同走出历史的阴影和死亡的时间是同一回事,因为,历史背弃了佛的精神,过去的时间死于心灵的湮灭。
   
   古犹太智慧是犹太教、基督徒和伊斯兰教的三个上帝的智慧之源。如果以佛学作为东方宗教意识的象征之一,那么,同古犹太智慧相比,可以明确看到东方和西方宗教哲学的根本分野。
   古犹太智慧设立创造世界和人类的唯一真神,并将唯一真神的意志奉为绝对真理。古犹太智慧的宗教意识至少产生三项效应:首先,人类作为被创造者永远失去了成为宇宙精神主体的可能,并卑微地处于客体的地位——被创造者即客体,创造者才配享有主体的权威,于是,人就与心灵自由无缘,因为,心灵自由是主体的特权;其次,只有在精神多样化的自由状态中,真理的璀璨星空才会升起,而绝对精神之神的意志成为绝对真理,人类真理的星空就被精神专制的铁幕所遮蔽,人的心灵也就失去了自主创造精神命运的可能;另外,当世界和人类被描绘为唯一真神的创造物之后,这个神的世间代理人必然要以绝对真理阐释者的权威,要求对人类实施从心灵到肉体的绝对控制,而极权主义文化由此发源。
   
   宗教存在的原因在于人需要终极安慰。科学理性可以在永恒和无限中不断扩展知识的界限,却不可能穷尽永恒和无限,达到极致,所以科学理性不可能给人以终极安慰;终极安慰只能来自超越逻辑和实证的宗教情怀。如何让人在获得终极安慰的同时,不失去主体性和自由创造精神命运的权力,并最终走出试图绝对控制人类心灵的极权主义文化意识,乃是当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必须解决的问题。
   
   佛学认为宇宙本质是自在的丰饶的虚无:生命和万物从虚无中涌现,又归于虚无,所以虚无丰饶;世界不是神的创造,而是由无数因缘推动的命运之轮——不被创造,所以是自在的。人苦恋现象世界中的重重欲望,而欲望以及人的苦恋最后都归结为虚无——欲望与虚无的宿命之间的撞击,正是人类根本命运悲剧性的根源。佛教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对虚无的理解,给人以终极安慰,并赋与虚幻的人生以意义和美。佛学智慧中没有唯一的神,也没有造物主,因此,佛学的终极安慰不需要用对人的心灵的绝对控制来交换。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唯一真神的信仰化;佛学则是虚无的生命哲学的信仰化。
   
   当达赖喇嘛面带圣洁的白莲花般的微笑,劝诫一位想皈依佛教的女基督徒要慎重时,尊者不仅是表达尊重其它宗教的情怀,更是超越“不二法门”一类佛教极端主义的荒谬,回归佛的虚无的精神意境——万法皆空的虚寂,是一种极致的丰饶,也是一种可以容纳万物的极致的宽容精神。金圣悲觉得,应当把那一刻尊者白莲花般的微笑摘下来,供奉在时代精神之巅。
   
   当达赖喇嘛宣示所有的宗教都以爱和慈悲为宗旨时,尊者实际是在召唤。因为,除了爱,对异教徒的恨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经典中,仍然被奉为神圣的情感。金圣悲曾从达赖喇嘛的眼睛里看到炽烈的悲愁,炽烈得犹如铁匠铺炉火烧成深红的铁块;那一刻,尊者正用沉思凝视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话题。金圣悲为尊者眼睛里的悲愁所震撼——世界虚无的哲学理解者,眼睛里似乎只应当有属于万里雪原的宁静,而不会被悲愁覆盖。不过,金圣悲很快就领悟到那悲愁的原因。
   
   “人类的所有悲愁都凝结在佛者的眼睛里——那正是悲悯天下苍生的佛的精神。”金圣悲用思想来礼赞佛者的悲愁,他想要用浩荡的长风从尊者的眼睛采撷一片深红的悲愁,送上太阳之巅。从那能炽烈得能灼伤太阳的悲愁中,世界或许会得到启示:人类有许多理由互相屠杀——为财富或美女,为土地或尊严,而其中最不应该的,是以宗教的名义实施的杀戮,因为,宗教的必要性只在于给人以终极安慰。然而,由于宗教的仇恨和不宽容已经流了太多的血,那让太阳都窒息的血海,只是为强权控制人的心灵而动荡;在宗教不宽容和对异教徒的仇恨中,宗教必然由心灵的终极安慰,异化为罪恶的渊源。
   
   当历史听到现代中国伪基督徒要把“神州变成上帝之州”的野心宣示,以及“中国只有基督教化才能得救”的宗教不宽容的另一种表述时,人类会意识到达赖喇嘛关于人类宗教多元并存的理念的时代意义。中国的地下教会由于受到中共强权的摧残而获得普遍的道德同情。可是,伪基督徒们却仍然行走在千年之前的历史阴影中,试图再次把基督教推上一个历史逻辑的循环。当年基督徒曾受到罗马帝国残酷的迫害,而一旦成为国教,即罗马帝国因为“基督教化”变成“上帝的帝国”之后,基督教就由心灵的受难者,变成精神的暴君。中世纪黑暗由此而生,十字军东征由此而起。
   
   中国的伪基督徒仍然追求属于历史罪恶的价值目标,根本原因在于,“文艺复兴”中基督教的上帝虽然放弃了世俗的权柄,却没有从宗教精神基点的角度作出忏悔;控制人类心灵的绝对愿望仍然如一片古老的血锈,附着在基督教的宗教精神之上——基督教的上帝,一只脚还留在中世纪的历史阴影中;基督教的上帝不愿作一个只提供终极安慰的大慈悲者,他在施舍精神的终极安慰的同时,索要放牧人类的权力,索要人类对他的侍奉,即索要控制人类心灵的令牌。佛教的最高意境,则只是以满月般明澈的虚无为生命哲理之镜,让人类从虚无之镜中映出生存的真谛。佛教不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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