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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争取人心的竞赛

   一场争取人心的竞赛
   
   李江琳
   
   今年有几件看似不相干却互相较劲的事情发生。流亡藏人社区,今年是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换届改选,从上一任的老僧人桑东仁波切改选为年轻的法学家洛桑森格,同时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标注着流亡藏人在政治民主化和世俗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国大陆方面,拉萨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六十周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率领代表团出席,标志着中国政府统治西藏的力量和决心。

   
   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压力之下与达赖喇嘛的官方对话,至此完全停顿,于是双方的活动,看上去成了自说自话。事实上,双方都在把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寄予未来,看未来谁能赢得必要的人心。
   
   未来取决于谁得人心
   
   这是一场争取人心的竞赛。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需要争取六百万藏人的人心,因为它在西藏的统治合法性,最终必须得到藏民族六百万民众的认可。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中间道路”能不能走通,藏人能不能通过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获得他们所诉求的真正自治,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而在今日中国政府拒不对话的 形势下,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转而向中国的民众喊话,展开民间层面的对话,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中国民主化以后,人民有了更大的影响决策的力量,从而达成汉藏之间的和解。达赖喇嘛需要争取十几亿中国人的人心。
   
   汉藏来往已有千年历史,由于地理的隔阂,汉藏之间的对话和理解却从来就非常有限。藏人把自己看成中国一部分的“国家认同”,恐怕只是一些过分迷恋大一统的汉人自己单方面的想像。而很多汉人相信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脑子里想的也只是领土归属,对说着另一种语言、过着完全不同生活的藏人,更深的意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在一百年前,汉藏之间是承认不同,和平相处的。清廷安于朝贡制度,藏人则满足于帝师关系。一个传统,两种表述,双方互通有无,各取所需。从上世纪初开始,汉藏之间非要为“谁是谁的一部分”闹个明白,所谓“主权之争”,从此就有了对话的困难。但是,即使是这种困难的对话,也仅限于高层官方。民众层面的互相沟通和理解,从来也没有真正展开过。
   可见,这一场争取人心的竞赛,对双方都不容易。可是,两边的困难之处却有本质的不同。对中国政府来说,难在沟通的内容。对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难在沟通的手段。
   中国政府的困难在于不敢深究对话内容
   
   中国政府现在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财大气粗,可以说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社会的效果,让中国政府的官员对“民生”的政治效用产生了单纯的乐观:只要把藏人的生活水平搞上去了,猫就抓住了老鼠,天长日久,总有把西藏完全吸纳进来的一天。中国政府是很想“得藏人之心”,往西藏砸钱是中国政府对藏人喊话的主要手段。可是,中国政府弱在喊话的内容,它面对藏人不知说什么好,它不知道藏人在想什么,在盼望什么,在等待什么,在仇恨什么。它只能把对内地民众说的话同样地对藏人重复一遍,看到的却是一张它根本看不懂的脸。
   就说这“和平解放六十周年”,中国政府只说到这里为止,却不敢往深里说,什么是“和平”解放?为什么要“解放”?为什么有了“解放”还要“翻身”,而造就“翻身”的“民主改革”、“合作化”现在何方?面对藏地几千所寺庙的废墟,文过饰非的中国政府不敢给出一个解释,不肯对藏民族说一声“对不起”,只能重复自我表扬,当着藏民族六百万人民却连达赖喇嘛的名字都不敢提,这怎么可能把话说到藏人的心里呢?
   
   当习近平坐在庞大的苏联式主席台上,面对广场上武警森严围护下坐在小板凳上的几万藏人,我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心里在打鼓,他明白他根本不理解藏人,他更明白,他永远也替代不了藏民族自己的精神领袖。
   
   流亡藏人的困难在于缺乏对话手段
   
   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他们的生存空间和物质力量都十分有限,他们是依靠全世界的同情与支持才能生存至今的,沟通和对话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所以,当他们面向中国民众的时候,他们不怕谈论汉藏关系的前因后果,特别愿意深究内容,把话说透。他们的困难在于对话的手段,在当今媒体林立、物质泛滥而大众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他们拥有的媒体手段不占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国内民众信息渠道的封锁。国内民众都知道,西藏问题,特别是来自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任何信息,都是极其危险的“敏感话题”,触犯这一禁忌是很冒险的。
   
   由于这种封锁,藏人方面的沟通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不是一种容易获取的信息来源,而成为一种稀缺物,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稀缺物。这特别不利于打破汉族民众长久来持有的偏见,以及经过几十年宣传而沉淀下来的谬误。
   
   正由于此,达赖喇嘛带领藏人流亡半个世纪,前二十年几乎没有任何信息流入中国,中国民众抱持着完全颠倒黑白的观念而丝毫不自觉。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成为全世界尊崇的崇高精神导师,大多数中国民众仍然懵懵懂懂。但是,达赖喇嘛很早就告诫流亡藏人,汉藏民族作为友好邻居已有千年,总有一天还要互相为友。几年前,我采访一位80年代末流亡印度的青海僧人,他告诉我说,他到达兰萨拉后,第一次拜见达赖喇嘛,那时他还是未满20岁的青年。尊者听说他会说汉语, 叮嘱他“一定不要忘记汉话,以后会有用的”。
   
   流亡政府的驻外机构及时配备了懂汉语的工作人员,担任华人事务负责人,从事汉藏民间联络工作。由此形成一套体系,使得汉藏交流更为广泛,也更加便利。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现在的汉藏对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境内出现了对西藏问题的反思,呼唤“解决西藏问题新思维”的声音。
   
   这是一场尚在进行的竞赛,未来汉藏政治关系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竞赛的结果。不过,从佛教的角度看,因果相连,这场竞赛的结果,就在竞赛者的心里:心有公义者胜。
   
   摘自《动向》月刊。
(2011/09/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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