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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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被忽视的先声——重温殷海光的“共产党问题”论述(上)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31日 转载)
   
    作者:康正果
    (博讯 boxun.com)
   

   

如果在共产主义与绞刑之间叫我有所选择,我宁愿选择绞刑。

   
   

——张东荪反动言论

   
   
   
   

在一长远的过程中,因追求经济的繁荣而否定人的自由和尊严,是不会使一个国邦长久存立的。

   
   

——尼赫鲁

   
   
   
   
   
    一
   
    殷海光一向以他在台湾的威权恐怖下倡导民主自由的言论和勇气而著称于世,至今已被公认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师级人物。自台湾解严以来,他负气含恨而殁的遭遇,他不屈服当局压力的铮铮风骨,一直受到他那些自由主义学者门徒的广泛宣扬,其遗作的结集出版,纪念活动的一再举行,以及其思想学说的研究和传颂,近年来已越过海峡,热到了大陆。
   
    我直到最近因台大柯庆明教授的推荐和赠书,才初次接触到他的个别著作。为全面了解殷海光言说的研究现状,这两天上谷歌搜索一番,泛览了不少相关的网上文字。令我颇感失望的是,众论者不是文本式地泛论他批判传统文化和发扬五四精神的言说,就是表彰他抗拒国民党当局的勇气和人格,至少就我读到的材料而言,还没看到有人突出他早在西南联大读书之日就旗帜鲜明的反共言行,更未见有文章聚焦他现存论著和译著中在剖析赤潮根源和警告中共势力的危害性等问题上所发的先声和洞见。纵观殷海光的人生经历和大量论著,我们不难看出,显然存在着一个从热心拥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反共政策转向直言指出国民党政权的危机之所在,进而在急切的批评后愤然抗拒当局的发展变化过程。应该肯定的是,不管他怎样含恨而殁,不管他对国府迁台后的政局多么失望,从他留下的文字可以看出,面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在大陆的倒行逆施,他自始即持强烈批判的态度,至终都在作深刻解剖的努力。这一点乃是殷海光与某些以他的弟子自居者因反蒋反国民党威权而逆反到迷误左倾,甚至公然谄媚中共的做法判然有别的亮点,是绝不可与此辈之偏激混为一谈的。
   
    “自由主义”这顶大帽子加冕下的人物及其言行向来都很庞杂,特别是奢谈自由主义文本者,因理不清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轻信了共产党人倡言的平等和所许诺的民主,最终走上左倾歧途的人士并不少见。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强调指出,仅仅把殷海光塑造成一个反蒋反国民党的英雄,却无视或回避他的反共根底,难免有削弱和局限这位自由主义斗士的言说锋芒之嫌。本文的草就,即从弥补这一缺欠的目的出发,意在勾画他思想言说前后一致的线索,点出他身上那种中国的文人学者普遍缺少的intellectual integrity 素质,进而显示这样的素质如何有助于他拒斥左情左思的感染,使得他对赤潮的泛滥始终保持了警觉的态度。
   
    intellectual integrity这个概念要孤零零直译成中文,一时还很难准确措词,仅可勉强译之为“知性的真诚”。用中文语境中容易理解的说法来表达,那就是一个正心诚意者所具有的一种不为妖孽所惑的判断推理能力,一种求真的诚挚,一种性情与学养浑然交融的底气。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可算是与之相近的态度了。同样是热血青年,爱国志士,在抗战胜利后那种明暗交迭,正邪错乱的年代,其中大量的“知性真诚”质量偏低者多容易凭一时之冲动,因不满现实而迷惑于延安土窑洞闪烁的红色光环,遂怀抱各自靠书本喂养起来的肤浅理想,盲目投入了革命队伍的洪流。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则是像殷海光这样“知性真诚”质量较高的洞察者,才不过二十五、六的年龄,竟能够秉持清醒的理性,透过那阴差阳错的时代迷雾,看出了形势的诡谲和国家民族的危机。1945年末,国共重庆谈判后不久,他便发表《光明前之黑暗》那样纵论胜利后时局险恶的长文,紧接着又出版专著《中国共产党之观察》(均见《殷海光全集》5,台大出版中心,2009),深刻揭示了中共的反国家反民族本质。也许对不少厌烦了国民党戒严戡乱期“反共”老调的台湾人士来说,殷海光那些激越的警世明言已显得过时而不值一提。但对于历史意识尚在觉醒中的大陆读者(包括笔者本人在内),我还是坚持认为,殷海光所有的早期旧作仍有温故知新的价值,因而也有必要专文评述,在此作进一步的发挥。
   
    二
   
    十几年前或二十年前,提起对中共集团进行历史追究的问题,从民间到学界尚局限于批评1949年以来各项政策路线的错误及其遗祸,而对49年以前那一段被描述得光荣壮烈的夺权斗争革命史,还很少有人明确地站出来发表否定的论断。但最近十年来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随着国民政府的抗日功绩被官方部分地公开承认,更被通过个别的影视制作再现于大陆观众的眼前,共产党自封为抗日“中流砥柱”的形象已受到冲击而有所动摇。一个从根子上清算中共集团的历史还原工作正在从四面包抄而来,其不可阻挡之势已使当局用以壮胆的唱红闹剧显得心劳力拙,弄成了一场滑稽的自慰。需要清算的问题的确是多方面的,进行清算的方式更可以多种多样,就笔者近来的阅读感受而言,重温陶希圣、胡秋原、郑学稼等老牌反共作者久被遗忘的论著,也不失为一可获教益的补课之举,特别是对大陆背景的读者,多少都会起到调整视角以消除盲点的作用。在这批反共遗产中,特别是殷海光相关的论著和译著,在剖析共产主义病症和中共集团的本质及特征方面,力度尤深,属同类著述中的上乘,至今仍有发聩振聋的价值。
   
    在六十多年后的今日重温殷海光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论述,我们首先需设身处地,回溯到他所处的时代氛围之中,对他在国家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所怀的担忧和焦虑有所体会。抗战胜利后的中共集团已不同于当年从江西逃窜到陕北的红军残部。西安事变后,他们被迫放弃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匪作为,取消了分裂国家的苏维埃政府建制,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旗号下,红军和延安的边区政府都纳入了国民政府的编制。七七事变后,中共顺应时势,在其所发表的“共赴国难宣言”中提出了国人有目共睹的四项承诺,正式投入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抗日战争。更由于人民阵线和救国会等中共外围组织四处作鼓噪性的宣传,这一支从江西打家劫舍发展起来的队伍遂逐渐洗刷掉他们的流寇名声,半实半虚地担当起抗日救国的大任。斯诺等美国左派人士到延安采访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和各国访问团的报告更在西方传播一时,为那些对中国前途怀有民主期盼的西方舆论制造了一种新中国的生力军似乎就在中共这一边的浅薄幻象。特别是中共作为生存和统战策略而建立的“三三制”——即毛泽东所谓“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边区政府组合原则——尤为各界津津乐道,以致让这种在党权严格控制下按比例分配的选举方式在一定的程度上刷新了中共的面目,更配合国统区发起的宪政运动,以边区政府的“民主形象”对比得国民党政权十足的专制。由此可见,经过了八年抗战,焦头烂额的国民政府已让战争拖累得穷于应付而衰相毕露,与之相反的则是,中共集团侥幸获得起死回生的转机,在几经调整之后,开始以新的面貌向国内外的民主和平期待释放了富有迷惑力的愿景。
   
    中共集团确实是一支建立民主宪政的生力军吗?他们后来取得的胜利果真证明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正义性及其终获成功的历史必然性吗?殷海光从中国历史的根源和国际国内的背景三个方面作出诊断性的分析,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中国社会之生理产物。恰恰相反,它是病理的产物。”是中国社会的“宿疾”在新的国际形势激化下的产物,是在国内的民主和反民主两种势力消长的裂缝中壮大起来的军事机会主义势力,是贫困、落后和混乱的社会土壤所滋生的孽障和恶果。“贫困则利于宣传‘阶级斗争’。混乱则利于‘浑水摸鱼’和暴动破坏。落后则利于宣传煽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利用破产农民,失业工人,没落的中产阶级和游散分子,中国共产党于是乎长成了。”(《全集》5,页84-86)由此可见,中共自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纯粹是在国家民族的苦难中捞取了有利于他们发展的动力,是在老旧的农业社会发生病变的过程中巧夺了良机,不管他们多么强调这个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实际上落后的中国既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无产阶级,也不具备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任何条件。然而,在第三国际的一手安插指挥下,受到苏俄在金钱和人员上的大力资助,这一批从国民革命中分化出来的歪苗子竟得以日渐壮大,结果把中国搞成了苏俄扩张其国家势力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屠场。正是根据这一不可否认的背景,殷海光确切地定义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底共产党”,而是“第三国际驻华支部”。从它的建立及此后的一系列盲动——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苏维埃运动,以及高喊着“保卫苏联”的口号而北上抗日的长征——都是为实施共产国际的路线而策划,为谋取苏俄在华的利益而发生的,包括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决策,也是按斯大林的旨意,让可能殃及苏联的战火单方面蔓延在中日之间。应该进一步指出,共产国际指令中共与国民党联合抗日,并不只是在促使八路军和新四军全力以赴去打日本鬼子,为避免中共集团被拖入兵员耗竭的境地,按照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训令,国际还要求中共扩大解放区,在与国民党合作的同时,趁机建立更广泛的人民阵线。正是遵循这一方针,毛泽东变本加厉,进而提出“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决策,确定了与国民党长期周旋的三个阶段:先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再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进而深入中华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在毛所谓“蒋、日、我,三国志”的形势下最终夺取政权。所谓实现民主,那只是他们向国民党妥协时的自我掩护,也是向国民党挑战时使用的先进武器,更是煽动其他党派跟着他们摇旗呐喊有力而动听的口号。实际上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向党内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那个报告,满口自夸中共的 “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万民兵”之时,他们已做好武力夺权的准备,更自信他们具备了打一场内战的实力。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想起网上最近哄传的一个贴子,其中有毛泽东在1937年8月22—25日洛川会议上的一段讲话。现把这段话照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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