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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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就是我的祖国

   在2010年的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一抬眼,一低头,不经意地望去,常常会发现,在展馆的墙上,报纸的内页里有双黑眼,在沉静地回望着看着他的人,眼睛的主人有一副清瘦的面孔,留着半长的头发。这就是旅英华人作家马建。
   
   马建的新作《北京植物人》的德文版在书展上正式面世,这是今年他出版的第二本德文书籍,第一本是德语版的《红尘》。在书展上约马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停地在接受着一家又一家的媒体采访。
   
   10月15日上午10点,马建来到《大纪元时报》设于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展位,与读者座谈,并就其新作《北京植物人》接受了本报德文版记者Florian Godovitsd的专访。

   
   《北京植物人》是一部时间跨度十年、长达600页的小说,描述了主人翁从1989年到1999年的生活,涉及了诸如天安门事件、法轮功等敏感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成为此次书展最受关注的中文译著之一。但该书被禁止在大陆出版。
   
   记者:非常高兴您今天能够来参加这个活动,《北京植物人》这本书刚刚出版了德文版,所以非常高兴能和您谈一谈这本书的情况。
   
   马建:这本书写的是十年间的故事。在这十年,除了描述植物人从昏迷中慢慢苏醒的过程,还描写了中国社会十年来的变化。比如:植物人的妈妈,一开始相信共产党,后来信法轮功,再后来被镇压。这里反映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现实。
   
   问:这本书的书名非常醒目,叫《北京植物人》。为什么把“北京”和“植物人”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一个植物人,他已经失去了对外界的认知,可是您又描写了他内心的生活。可以讲一讲您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吗?
   
   马建:这个名字有象征,就是中国人关于“六四”的记忆被抹掉了,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中国人的灵魂被麻木了;其三,中国人失掉了信仰。那么,在这部小说里,人们发现,植物人用自己的肉体保护了记忆。当他十年后醒过来,他恰恰是唯一一个“活人”,因为整个社会的人都丧失了记忆。这就是小说的象征。
   
   记者:刚才您讲到,整个那段历史被抹掉了,也就是“六四”这个话题在中国是禁区,您的意思是说在中国,整个一代人是真正的植物人,而这个植物人——书中的主角是一个真正清醒的人,是吗?
   
   马建:是。因为我认为人只有保存了记忆,才能保存自己,记忆不止保存了情感,记忆更是每一个人唯一的财产,而这恰恰是共产党要极力抹掉的。原因在于,共产党在不断地往前发展,不断地要抹掉自己的罪行。与极权社会的斗争,也是争夺记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会始终存在。
   
   问:您刚才谈到了共产党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消灭记忆,都包括哪些方面?
   
   马建:我想,从毛泽东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就开始了。你会发现在当代年轻人中,在中国历史里,包括共产党“六十周年”大庆,连毛泽东时代都不存在了,“六四”也不存在了。(中共建政后的)运动一个接一个,死了很多人,这都是共产党犯的罪行。
   
   那么我们反过头来看一看,“六四”为什么对中国共产党那么重要呢?我认为这里有个最大的问题,其一、坦克在天安门广场压过了中国人的身体;其二,共产党通过“六四”也失败了。看起来是胜利了,但实际上是失败了,因为紧接着,共产主义阵营一个一个的都倒了。你会发现在这二十年里,中国的报纸很少出现共产主义这个词了,马列主义会出现,但是我想,包括共产党的官员,也不会再相信了。
   
   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它们又要用信仰做民主招牌,它不愿意这个谎言被揭穿,所以历史还将掩盖。每年“六四”的时候会抓人,每年“六四”的时候会封锁“六四”这个关键词,就是因为害怕。他们内心知道,一旦这个谎言被戳穿,中国政府就非法了。
   
   记者:您刚才提到,在书中的这个植物人的妈妈,原来信仰共产主义,后来信仰法轮功并且遭到了迫害。历史的记忆是有延续性的,有过去,也有对现实——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这种记忆,那么对比如说现实发生的这些事情,很多人也没有去感知它,涉及到现实时,也有集体失忆的现象出现。您能讲讲这种现象吗?
   
   马建:书籍就是用文字反映我们的生活,反映历史,更是记载我们的思想。那么,书之所以成为生活中的重要部份,就是因为它保住了记忆。但是你会发现,在中国的书展上,无论是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还是关于法轮功,都不存在,我甚至怀疑他们连气功都不敢(让其)存在了。
   
   集体失忆只有一个受益者,那就是统治者,统治者希望所有人,最好都是一样。这样的话,控制一个人跟控制一亿人是没有什么区别。它最怕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它最害怕每个人有自己的性格,更害怕每个人要求自由。
   
   在中国社会,我们会发现,集体失忆换来了代价,就是生活是有保证的。因为共产党说,如果你听话,就可以过上好生活;如果你反对党,要么进监狱,要么把你边缘。对于中国人来讲,他当然就会选择失去记忆了。因为他并不认为过去和未来有什么重要。
   
   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会慢慢地发现,社会问题出现了,就是道德缺失,我们的价值观念不见了。失忆是丧失价值观念的开始。
   
   西方集体失忆源于经济利益
   
   记者:我提一个非常标准的西方人的问题。刚才我们讲到的中国人集体失忆的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他不去讲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我注意到在西方的媒体当中,“六四”还是报道的。但是一些现实问题,比如法轮功问题,在法轮功被镇压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西方主流媒体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现象?那么西方有没有一个对中国现实事件的一种集体失忆的症状呢?
   
   马建:我想这个事情的发生主要是取决于西方和中国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德国总理怎么跟中国打交道,但是起码我们看到法国的总统是怎么选的。在这个时代,我们发现非常危险的问题,就是身处一个文明和道德正在下降的时代,政治家们正在变成赚钱老板,我们正在被出卖。
   
   道德危机,或者说是信仰危机正在身边徘徊,我们不敢说未来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只依赖物质;我们也不敢保证精神信仰、共同的文明价值是否要跟物质世界、跟金钱要有一场决战,但我相信,这个事情正在我们身边发生。
   
   中国政府用金钱收买了文明,收买我们的道德价值,成了各国的书展主宾国,难道这不是严峻的现实吗?当然,我相信文明会忍受侮辱,但不会被消灭。
   
   中国正在展出他们消灭思想的成果
   
   记者:您刚才说到书籍承载价值,书也是商品。那么在这些书籍当中,您认为哪一些价值是书籍必须要去承载的,而哪些东西是书籍不应该去传播的呢?
   
   马建:一个书展的书林林总总,包括人类所有的方面,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家,我更加注重书的人文哲学的一面。这样的书,除了保存记忆和保存思想,也保存我们的生活。书是不可以吃的,但是我们得“吃”书,如果没有书的话,我想我们没有办法生存下来。
   
   中国馆正在告诉大家一个信息,那就是:一个查禁书的国家,一个消灭思想的国家,正在展出他们的成果。
   
   问:您生活在海外,在流亡当中写作,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您愿意回到中国去吗?还是愿意继续留在海外。
   
   马建:这个问题对流亡作家不太重要,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我的国家,走到哪里可以带到哪里,谁也没有办法消灭。作为中文作家住在伦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有句话,山隔的越远看的越清楚,北京发生的事情可能北京市民不知道,但是我在伦敦可以知道,所以我更加能够感受到在中国的生活,因为我没有被麻木过。
   
   记者:谢谢您!
   
   (德文记者Florian Godovitsd)
(2011/08/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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