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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3)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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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名义下的复辟
     如前章所论,随着民主革命在欧洲的胜利发展,不仅引发了种种不同性质的革命,而且导致了不同形式复辟的产生 —— 他们或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复辟之实;或“以革命的名义”来掩盖专制复辟之心;或利用传统农民革命以打击民主革命;或号召一个新的“革命”,去颠覆民主革命的成果。由是,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便呈现出更加复杂和艰难的状态。因此,如何识别不同性质的革命及其本质,如何鉴别不同形式的复辟及其危害,如何从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找出名义与事实的根本区别,便成为民主革命能否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一个重大前提。但要从传统革命和现代革命中找出最具复辟本质、又危害最大的“革命”,则莫过于“传统农民革命”和“现代共产主义革命”这两家。本章即是对这“两家革命”的由来、内容、本质和危害,所作出的探讨、分析与论辩。

   
   一  传统农民革命是“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造反
   
     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在一个以传统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传统农民革命无疑是最能引起同情,却又最能够与专制复辟要求一拍即合的革命,特别是它只能“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历史本质,和它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上,能够促成历代专制统治屡死屡生、周而复始的历史特征,以及它与现代共产革命在思想基础、暴力形式及革命主体力量上所拥有的历史关系,就更加使之成了我们必须予以探讨的重大课题。
   
   第一、专制制度是传统农业社会自身的政治形式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到原始社会的后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男女在生产地位上的变化,而导致父系氏族逐渐代替了母系氏族,个体家庭亦随之而逐渐成为社会的一个基本经济单位。一方面,一夫一妻的家庭关系由此而被逐渐地巩固下来;另一方面,对家庭小生产的管理,直至家庭权力的形成,包括对财产的管理、分配及继承的方式,亦逐步地形成了以男子、即丈夫在家庭中的“家长式”地位。从此,这个由家长式地位所逐渐形成的家长式管理方式,便在以小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农业社会里,成了政治与经济管理架构的原始胚胎。此后,不仅传统农业社会之基本管理形式,诸如宗法家长制等均由此衍变而来,并且,由家长制发展起来的,传统农业社会之社会政治形式—— 专制制度,及其发展、沿革、完善和强化,也无不以它作为细胞与雏形。皇帝固为天下至尊的大家长,而“父母官”一语,更是形象地凸显了家长式专制政治的本相。因而,不论是分封式的贵族政治、即封建专制,还是中央集权式的郡县政治、即君主专制,只要他们家长制的形式和内容并未改变,则他们作为专制统治的本质便不会得以改变。而企图反抗、反对甚至推翻专制统治的种种欲望和表现,亦只要他们不能最终地推动传统农业社会自身的解体和消亡,并最终地改变以小生产与家长制“作底”的专制制度本身,就同样只能造成专制统治的自我复归,甚至强化。历代农民革命只能推倒现存专制统治,却绝不会改变整个专制制度,充其量只能实现“改朝换代”的共同历史现象,早已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认知的正确。
     然而,农民确曾反抗过专制统治。农民对于专制统治的造反,其作为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更引起过无数人的同情、支持、甚至利用。但是,农民革命却是农民在绝境下的被迫造反,而非要求变革社会制度的主动变革,是打倒了皇帝便要自己做皇帝,因而才与近现代民主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戌卒陈胜、吴广之所以揭竿而起,盖因为反秦是死,不反秦也是死。《水浒传》对于种种“逼上梁山”的生动描写,实在是对历代农民革命起因的高度文学概括。历代农民造反英雄个个都是“早称王”,即便是“缓称王”,也绝不是不称王和不要做皇帝的事实,就更是证明了农民造反革命的基本性质。
   
   第二、天命观和大同思想是传统农民造反的思想理论基础
   
     历代农民革命之所以共有着上述这样一些鲜明性质,其根本原因,无非是以家长制与小生产作底的专制制度,恰恰是传统农业社会自身的社会政治形式,即传统农民自己的政治制度罢了。由是,专制制度以及它所内涵和外涵的种种专制观念,才获得了统治和被统治两个方面的“同一”。诚所谓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加之,在整个传统农业社会缓慢的发展与长期的自守维持之中,一方面固因维系专制统治的要求,一方面则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又造成了文化发展的巨大限制。农民由于被迫长期处于无文化、无思想的境地,还因为观念本身的“简单明燎性”,而使他们世代相沿地接受、并传承了一整套“专制思想和专制政治”的简单观念。诸如“天命、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等等。这一套简单的专制观念,对于只能“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农民,因能起到“灭人欲”的作用,才会迫使他们甘守被统治和被压迫的地位;相反,也正是这一整套的简单专制观念,又在农民身处绝境、决心铤而走险之时,反而能够成为他们揭竿而起的“思想动力”。其中最为重要者,或曰恰恰成了农民革命造反的第一杆思想旗帜者,便是“天命”观。在中国,“天命”虽是历代专制统治者实现统治的依据,却同样是改朝换代的根据。所谓“顺天应人”,所谓“天命难违”,所谓“天人合一”等等,无非是将人间王朝的兴废指为上天的意志。因为只有“顺天命者”才可以“治”;亦只有“顺天命者”,才可以“反”。这又是一个“同一”。由是而把统治者和造反者推向了同等合理的境界。所以,天命的观念不仅支配了专制的统治者们,也支配了农民的造反者们。是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才需要从鱼肚里剥出一幅写着“陈胜王”的黄绫,以彰示“天命”所归;汉末黄巾起义,也才会喊出“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之变革天命的呼声,以呼喊天道已改。俄国十八世纪农民革命领袖普加乔夫,于造反伊始便自称“彼得三世”,亦无非要为自己挣得一个“真命天子”的身份,藉以标明他对于叶卡特琳娜王朝的反叛,乃为“天命”所使然。
     传统农民革命造反的第二杆大旗,乃是要求绝对平等的大同思想。它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一是由家长制与小生产而来的专制制度,在权力和财富的占有、分配及继承上,产生了严酷的等级划分。二是意在维护这一严酷等级制度和极端不平等社会生活的专制统治者们,常常又剥夺了被统治者 —— 广大农民赖以生存和生活的起码条件,尤其是在时难年荒之时。这就刺激了传统农民及其代言人 —— 传统型知识分子要求平等思想的产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诉求,既表达了诗人对不平等生活的愤怒和痛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无限期望,就更是表达了诗人对于人间平等的明确追求。由是,失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才会在他们的“桃花源梦”里产生对于大同思想的热忱向往;由是,传统农民每遇铤而走险、揭竿造反之时,才会把要求平等的思想剧烈地演化成为要求绝对平等的大同理想。陈胜有“苟富贵、无相忘”的许诺。王小波、李顺倡言“均贫贱、等富贵”。李自成宣称“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洪秀全则将西方宗教的教义与传统中国农民造反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鼓吹起义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天堂里的平等生活”。十七世纪英国民主革命历程中,曾出现过的“掘地派”农民,便被称为“真正的平等派”。十九世纪在俄国号召到农村去的民粹派们,尤倡言“俄国农民的身上有着天生的共产主义本能”。在东方,人人都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固已成为传统农民革命的最高理想;在西方,人人都能“大块吃牛排,大碗喝啤酒”,亦干脆成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理论来源和巨大革命动力”。 因此,要求绝对平等的大同思想,固然已经成为整个传统农业社会严酷等级观念的对立面,同时亦成了它整个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所以,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它才既成为一种思想追求,又成了传统农民及其代言人 —— 传统型知识分子,对于等级社会和不平等现实进行批判和反叛的思想动力,更成为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特别是马克思要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思想依据。
     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在东方,由天命观和大同理想的交互作用,所带来的中国传统农民对于不平等社会的造反和革命,固无一家曾真正建立过“天下大同”的社会;在西方,由马克思所发动的共产主义革命,其结果,更只能在东方的落后农业社会,制造出了一个个更加不平等和更加等级化的残暴专制极权制度。由此可知,这个要求绝对平等的理想,不过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永恒空想而已。这个永恒空想的悲剧,虽在于它永无实现的可能;这个永恒空想的魅力,却在于它太美好也太刺激;而这个永恒空想的巨大危险,则是在它一旦成为思想武器之后,所能诱发的原始冲动性和宗教式狂热,恰恰能够激起传统农民的炽烈造反精神,及其可怕的破坏力量,甚至能够开辟一条崭新的专制复辟的死路,即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全面复归或再生。
   
   第三、传统农民革命的命运、特征和危害
   
   一、传统农民革命的历史命运
     天命观和大同理想虽然是传统农民造反的双重思想动力,然而,恰恰是这一双重思想动力相互间的矛盾性和悖反性,才既决定了传统农民革命理想的永恒空想性质,又决定了传统农民革命历史结局、历史本质和历史特征的共同性。因为只要“天命观”作为传统农民最为重要的观念而不能改变,则任何一场传统的农民造反,都势必会成为一场“变革真命天子的革命”。“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结局无非有三:一是起事成功,由农民革命领袖当了皇帝做了江山;二是革命的力量或果实,为旧统治集团中人所利用、所篡夺,并出现改朝换代;三是农民造反革命的失败。”01
     上述三个结局中,以第三种为最,第二种次之,第一种为凤毛麟角。
     并且即便是第一和第二种结局,唯其仍然是改朝换代,并不改变君主专制制度,是打倒了皇帝,自己便去做皇帝,或有人做了新皇帝,因而,它才是一场君主专制制度的复辟。即农民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君主制度复辟之时。由是,农民革命要求均贫贱等富贵的理想,也就随着新“天命”的确立,旧制度的恢复和新等级的划分,而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在欧洲,十四世纪之后由封建领主所发动的农民战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宗教战争,固因宗教意识和宗教权力的过分浸染,而在表面上模糊了农民战争的性质,从而使得单纯由农民革命而导致的改朝换代难有事实可寻;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纯然由农民革命的成功而造成改朝换代的事实,亦唯有秦末刘邦和元末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方可作为它的例证。然而,亭长刘邦所领导的农民革命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一是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旧贵族意在复辟封建制的反叛,为刘氏夺权的成功廓清了道路;二是由刘邦为代表的农民革命力量,在本质上又是对六国旧贵族企图复辟分封式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击,和对秦始皇“罢分封、置郡县、实行中央集权”的肯定及继承,从而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朱明王朝的建立,却是有赖于异族统治这样一个直接的前提,即它的革命对象,乃仅仅是代表着蒙族贵族利益的元王朝,并不涉及到汉族地主和士人的利益,或曰恰恰是与汉族地主及士人的逐渐合流和共同造反,才使它为汉以后两千年间的农民革命,留下了唯一成功的佳话。然而,那个真正贫雇农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一旦身登龙廷,当真做成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在他家乡的民歌里所歌唱出的,便非但不是他了不得的“革命功绩”,却是“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凄婉绝唱。朱明王朝,非但没有丝毫改变与削弱已经在走下坡路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反而为了挽救和强化这个专制制度,而将它推到了空前的专制水平之上。这对于农民革命即便成功,也只能是造成“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悲剧结局,即追求大同理想的彻底破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最为有力的历史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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