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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11)(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

第六卷 二、国中之国
   
     中共在“九一八”以后不久在江西所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而消失了。但是借助西安事变而获得的合法机会,利用抗战的形势,以军队为后盾,在短短的八年期间,迅速在华北、华中,甚至华南,建立了内容基本一样而名称不同的实质上的苏维埃国家──中共一直叫做“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在中华民国之内的国家。
   
     之所以实质是国家,因为其思想指导原则与中华民国完全不同,有完全不受国民政府领导的独立的政权,有独立的财政系统,有独立的军队,其一切宗旨、战略和策略完全是在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一、立国的指导思想根本不同
   
     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及建国大纲。其民族主义在推翻满清以后,主张吸收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作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发扬民族精神,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其核心是仁爱的生活哲学,以便从根本上振兴中华民族;其民权主义,主要是吸收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精华,再根据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优良传统方面而创造出五权分立,并且根据中国老百姓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心理,提出要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民主素质和内在要求,以便逐步实现民主,而不是把西方思想简单地搬过来;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互助和谐,历史的重心是民生,是老百姓生存问题,因此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具体改革现行经济制度的政策。不同政党之间有不同的政治主张是正常的形象,但是这里已经不是不同的政党的主张问题,而是都拥有武装的国家机器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中共的国中之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的两个政权之间完全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只是中共一直声称其信仰三民主义,而实际是利用三民主义来进行统战工作,掩盖其搞苏俄式的共产主义的实质。中共对三民主义的态度有三个阶段,在联俄容共的武汉时期,将中共自己发明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叫做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一切著作中都没有这个所谓“三大政策”的名词;在其所谓“土地革命时期”,即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七年,用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所说的,那时“把孙中山丢开”了;抗战开始以后才又宣布“信仰”三民主义,其实是随心所欲地尽情利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是有内外之别的,对外的常常是策略的需要,是为了骗取人民好感以便获得支持。例如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通篇都是要搞三民主义,而不见搞社会主义的影子。然后这个外国记者就回去写访问记,为中共的形象做免费宣传。毛泽东对他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可是什么是毛泽东的民主主义呢?他仍然是随心所欲地说:“农民是喜欢共产的,共产就是民主。”(注1)不仅仅如此,抗战初期中共在接受改编时,在正式文件中自己所提出的第一条,就是放弃共产主义而实行三民主义,这也仅仅是为了欺骗中国人的。不会对中共的政策形成什么约束。何况毛泽东常常随意窜改,把三民主义解释成他所需要的东西,中共的真正指导思想,只有在内部的讲话和实际政策中,才能找到。例如在整风运动之中,最重要就是统一思想,一方面毛泽东把他作为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一切以他为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理论上,统一到毛泽东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面,而绝对没有三民主义的踪影。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所提倡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主要是斯大林主义的专制主义著作,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整人哲学,从来没有提倡过学习三民主义。两个政党的根本思想是不一样的,中共根据地和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是泾渭分明的。
   
     因为根据地内从来没有立法、司法系统,只是根据毛泽东等的思想意志指导一切,所以这里的立国指导思想差别,又更为重要。
   
     二、完全不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领导的、在中华民国内部独立自主的专制政权
   
     中共建立的所有政权,从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抗战时期的边区“民主政权”,到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建立的所有共产党政权,没有一个不是独裁专制政权,这已经不用浪费笔墨去做任何说明,并且这本身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实行的。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的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已经明确地在其经典著作《歌达纲领批判》中主张在夺取政权以后一定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专政的时期相当长,直到所谓阶级被消灭为止;马克思并且指出,只是承认阶级斗争还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者,才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列宁、斯大林主义的重点,就是发展马克思的专政思想,为他们的铁腕统治服务。所以,中共的统治思想是被孙中山先生批判过的,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格格不入的,是对民权主义的倒退。但是,毛泽东知道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知道三民主义的广泛影响,所以毛泽东在他的军事政权还弱小的时候,特别需要利用三民主义来对专制政权加以掩饰,居然声称根据地内以民权主义来建立政权,提出了中共一再加以宣传的所谓“三三制”。什么是“三三制”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集中有作为宣传用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开始就说:“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边区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完全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原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政府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坚决执行之……。”关于“三三制”解释道:“本党愿与各党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保持包办。”但是中共中央在内部对“三三制”指令就与公开的作为宣传用的纲领就不同了:“关于三三制,一方面应注意我党领导权的确立;另方面应吸收党外联共的和不反共的人士多多参加……”(注2)这是中央书记处的具体指示,第一点就是要确立共产党的领导权,第二点是,参加政权的人必须是“联共的和不反共的人士”,即只能唱歌颂者,而且这些参政的特定人士只能够由共产党来选择吸收,共产党高高在政权之上,由共产党来指定人士来组成所谓的“民主”三三制参议会。共产党凭借什么权利来指定“参议员”呢?军队。所有的根据地都是由共产党的军队夺取的,军队的领导者就成为边区政权的实际决策者。这样的政权,就是边区──中华民国中的国中之国。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一再鼓吹边区的民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三三制”实践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等等。这军事专政政权的遮羞布就是“三三制”,就像现在中共的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一样,不伦不类。
   
     三、建立了独立于中华民国以外的全套财政系统。
   
     为什么蒋介石委员长指责中共建立新的封建割据?中共以抗战的名义参战,立即建立了包括军队、政权的议会、政府,以及银行等作为一个国家才能够有的全套行政、立法、司法系统,而独立于中华民国之外,只是在口头拥护国民政府。这当然和中国历史上的军阀割据一样。以财政来说,中共的边区政权,自己发行货币,自己建立边区银行,自行收税。现在以最大的晋察冀边区的例子来说明:“边区银行,是边区人民自己的银行,它为边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服务。放款、存款、汇兑等业务的开展,对于边区经济的活跃、人民生活的调剂与改善上起着极伟大的作用。从二十八年以来,边区银行为救济水灾、开展合作事业,放款达一千八百余万元。……边区银行是边区的金融中心,五年来,边区发行纸币如下:27年,100;28年,396.34;29年,835.75;30年,844.53;31年,1,229,95。这样一点数字,在反攻以后,是不足应付市场需要的,因此,今天我们就需要准备反攻阶段以后的工作。边区钞票靠着边区人民政府作后盾,它会继续壮大,继续在广大人民中树立更高的威信。”(注3)这正是中共在中华民国内部建立小的割据政权的证明。关于边区银行,《聂荣臻回忆录》说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晋察冀边区的货币政策也非常重视,一九三八年八月指示我们: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作为扩大军费的主要来源,以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的斗争,纸币发行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需要的数量……。边区银行成立后,在擅长理财的边区政府主任兼财政处长宋劭文同志的领导下,很快开展了银行业务,同敌伪在货币上展开了一场‘白刃战’。”(注4)中共自己的金融体系遍布华北、华中,以及华南的根据地,这不是割据政权又是什么?
   
   【注】:尚有更多钞票图片在《附录·中共1949年以前发行的钞票辑录》中。
   
     并且每一个根据地内部都有着中共绝对控制的行政系统,做装饰用的司法系统;至于立法系统则没有,由中共领导人说了算,毛泽东的指示,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已经基本成为中共的法律。“三三制”就是中共建立的一套制度,来掩饰和保护中共领导人制定的政策和策略。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些根据地的基层政权的性质。这些由中共建立的村、乡、县级基层政权,许多都是只为日本和中共服务,而只反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汉奸政权。过去因为史料缺乏,不足以证明,现在用中共边区首长的内部报告,将历史的真实情况罗列出来。以下主要以中共中央文件来证实之(按:以下凡是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集者,不另外加注);
   
     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城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里《如何组织群众》的第一条是:“经过上层汉奸关系,在日寇允许下,组织汉奸形式的群众团体,或打入敌伪已组织的群众团体中进行耐心的埋头工作,在可能限度内,为群众谋些利益,逐渐取得群众信仰。”
   
     一九四一年六月九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第五点是:“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隐蔽自己),群众团体及政权只能采取隐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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