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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16)

二  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日的艰难使命
   第一、九一八枪响之际就中国国内的状况而论
   
     一、中华民国政府刚刚荡平了阎、冯、李大规模武装叛乱,中国正处在“外求和平、内求进步”的艰难发展之初。
     二、一九二七年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又在苏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挥下,持续地发动叛乱和叛国,使刚刚荡平了新旧军阀大规模叛乱的中华民国政府,又面临着必须平“俄祸”的巨大困境。

     三、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虽然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已经被荡平,但“九一八”以后,新旧地方军事势力的小规模叛乱和阴谋发动叛乱,仍时有发生。所不同的是,这一伙地方军事独裁者,在以“反对独裁”名义反蒋失败之后,从此竟为“死了有板子”,04 而死死地抓住了“抗日”这块牌子,即以抗日为旗号,动辄发动叛乱,或动辄图谋发动叛乱。他们或伺机揭竿,如一九三三年在中共策反下,于福建建立“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原十九路军陈铭枢部;或乘机而动,如在两广六一事变中打着抗日旗号以再图反叛的李宗仁等;或梦想改朝换代,如曾宣称“不但日军占了北平,就是日军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江西剿共”的陈济棠;05 或为争夺党中权力,而数度制造粤变的两广军人等。诚然,正是日本帝国的侵略,中共的武装叛国,大小地方封建势力的军事叛乱,以及国民党内争权者的分裂行径,尤其是他们的遥相呼应,乘机勾连,合纵连横和狡黠多变,方使民族危机和国内动乱不独祸患连连,而且险象环生。
     四、面对着日本侵略,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此时此刻,不仅承继了数十年晚清腐败和十数年军阀复辟混战所丢下来的一个“穷中国和弱中国”,而且又面对着国家初获统一和法统初获重建时期的“乱中国和忧中国”,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又要“吃定东方”,既不愿看到中国真正地统一强大起来,又不愿看到日本真正能够称霸亚洲以对抗美国和西方。相反,他们的希望是,只有日、中不和,甚至交恶或交战,才能使亚洲“自削其强,自致其弱”。可以说,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战所遭遇的,实质上仍是一个“敌有人援,我无人助,生死无人过问”06 的恶劣国际环境。欧美列强非但要“坐山观虎斗”,甚至是“坐山要虎斗”的东方战略,实在是将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推向了“苦撑与孤战”的悲壮与悲愤之中。
   
   第二、“九一八”枪响之际中、日国情与国力的对比
   
     一、如前所说,当日本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成为一个崭新的和统一的专制帝国时,我国已经绵延了数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制度,恰恰走向了它的衰亡期。是故,同样的世界条件下,日本重在借机发展新专制帝国的国力。中国则一分为二,即借改良来维护摇摇欲坠的专制大厦,和藉革命以进行对于专制制度的根本变革。因而,当日本迅速地强盛起来时,我国恰恰处于革命前的腐败及衰落,和革命后的混乱与内乱,即历史的“阵痛”之中。由是,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才造成了国情和国力的巨大差异。换言之,就是当满清王朝日趋衰亡和堕落之日,却恰逢日本国力日渐发展和强大之时。蕞尔之邦的日本,既在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中打败了老大的中国;又在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战争中,打垮了同样在走向衰亡的庞大俄国,并取代了它在中国的部分权益。此后日本才逐渐地成熟了它的“大陆政策”,即“霸世必先控欧,控欧必先取亚,取亚必先侵华”的侵略和扩张政策。这个“大陆政策”,在性质上虽是一个岛国因暂时的强大所膨胀起来的疯狂野心;但在战略上却因它将“取亚必先侵华”放在第一位,因而它对中国的野心,便于近百年间日渐地形成起来,和日渐地付诸于侵略的行为了。
     三、正是中、日两国如是差异的国情,才带来了中日两国国力和军力的巨大悬殊。如果说,一八九四年中国的战败,实非军事弱势所致,而为国势之衰所决,那么,三十余年后,在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则两国的实力 —— 主要是军力的对比,已是天地之差。据资料统计: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陆军可使用兵力已达四四八点一万 —— 包括预备役、后备役和补充兵;而我国除补充兵源外,仅有二三零万。日海军吨位一九零万吨,已超越一九三零年伦敦海军会议所规定的英、美、日海军吨位的五:五:三之比,而成为五:五:五,是我国海军吨位的十九倍,亦有资料称三十一倍或三十二倍。日本作战飞机有二七零零架,我国仅有六零零架。而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于战争之初曾相当于我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三倍;于战争之中、后期,已相当于我八倍甚至九倍。中国军人数人合用一支枪的情形随处可见。同时,日本能制造各种兵器,我仅能制造轻武器。日本国正是恃于这样的武力优势,才不仅敢于“取亚必先侵华”,而且敢于叫嚣“三个月内一定灭亡中国”。
     综上所述,正是在国力与军力的悬殊对比之下,我国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才必须周详考虑,措置适当,既要制定科学的大战略,又要先求国安而后能制酋,方才能克敌制胜,非亡我而亡敌。一言以蔽之,即以当时自身的国情与国力计,倘若没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坚定意志,和指挥对日抗战的正确战略,并能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种种颠覆和叛乱,则中国人民不但会付出更大的牺牲和痛苦,甚至完全可能招来亡国灭族之祸。
   
   三  蒋介石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被迫性与正确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辞典里,在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关系史”中,大约除掉由“四一二”所代表的国民党“清党”,曾使共产党对国民党恨之入骨以外,大概只有国民党于三十年代上半期决策并实行“安内攘外”的国策,方为它所痛恨不已的了。由是,中国唇每一本御制的现代史教科书,从标题到内容都必把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狠批臭骂一通。其恨恨之言,何止溢于言表,确是涌自肺腑。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究竟从何而来?究竟正确与否?是否如中共所经年谩骂的那样,乃是一个“卖国”的国策呢?
   
   第一、“安内攘外”是为现实逼迫所产生的正确国策
   
     如前所说,自一九二八年北伐告成、中华民国初获统一,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间十年,外有苏俄和日本对我国的颠覆与侵略,内有军阀残余势力的武装叛乱和中共在苏俄指挥下的武装叛国。由是,日本帝国因中国的内乱而扩大侵略,国内的叛乱者又因日本的侵略而扩大叛乱。诚所谓“叛徒军阀唯恐赤匪之肃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变以应之;帝国主义唯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如是而给中华民国“外求和平与内求统一”的历史要求和她建国、治国与继续护国、护法的历程,带来了内外受敌、交相煎迫的艰难时势。然而,如前所述,也正是这样一个艰难时世,才逼使国民党和蒋介石因警觉而产生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并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即九一八事变前夕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始号召“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为不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安内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国民党于南京召开“四大”,蒋介石于会上提出了要“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思想,指出“我们要对外面不屈服、不妥协,唯有对内讲求团结的方法”,并认为“党内团结,熄灭党争”同样是“攘外安内”的重要前提。彼时,既因锦州一战而致东北全境陷日,又因日军挑衅上海而爆发第一次淞沪抗战。此后国民党虽因国难当头而党争渐息,粤乱渐平,但中共却乘国难当头迭生叛乱,公开叛国:非但乘机建立“国中之国”以附苏俄,以乱祖国,所建乡村俄属“苏维埃”政权,更已扩张至豫、鄂、皖、赣、湘五省。时因国人已渐能明燎中共“乘国难以发难”的意图和作为,蒋介石乃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宣布了“安内攘外“的国策。是年六月十八日蒋又于江西庐山召开上列五省剿匪会议,决心剿共以求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先求国安而后能御敌。由是可知,在荡平了新旧军阀叛乱,熄灭了国民党内部的党争,平息了粤乱之后,应该说“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之对内所指,就主要是剿灭“乘国难以扩大叛乱和叛国的中共”了。
   
   第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具有历史的正确性
   
     纵观自晚清至民国的历史,于中国人民意在图强御侮的艰难奋斗岁月里,亦无不浸透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精神和策略。晚清时代,面对着“外敌骎骎内向和内乱此起彼伏”这样一个艰难时世,清王朝能员大吏李鸿章所提出的“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主张,以及由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们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富国强兵之道,乃是最早地浸透了“攘外必先安内和攘外必先强内”的精神。及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殇之情,方使孙中山等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先推翻“洋人的朝廷”即满清王朝,才能“安内”与“强内”,然后才能去争国际间的平等,才能达成民族独立的革命目标。由是孙中山才为中国同盟会制定了一条“先治国本,再御外侮”的革命方略,即以建立共和的中华民国来取代专制腐败的满清王朝,彻底革命以求新。这无疑又是“攘外必先安内”之精神与思想的重大体现。及至辛亥首造成功,袁氏复辟乱国,日本迫我接受亡华的“二十一条”之际,虽然民主力量中,尤其是海外华侨曾反其道地提出过“助袁以强国,方可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糊涂思想,然而,一是孙中山先生坚持必先除国贼才能御侮,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二是袁逆为谋公然复辟帝制,竟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从而才使国内外幡然共识“攘日必先去袁”的正确性。一九二六和一九二八年的两度北伐,虽然遭遇日本和西方列强于公开、于暗中的种种挑衅和阻挠,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亦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精神,或化解冲突,或忍辱负重,甚至绕道北伐,方才迅疾地达成了北伐推倒军阀的成功,然后再迫使日本在“济案”的谈判中让步,并迫使列强承认中华民国的统一。相反,历史的事实亦告诉了我们,只有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的一切公开和暗藏的敌人,只有他们,才会“揭橥对外之旗帜,以动摇统一之根本”,以要求“先攘外而后安内”,其意乃在挑起列强对我国国民革命的干涉和阻挠,与对我国和平统一的破坏,以便乘机扩大叛乱和叛国。由此我们竟可以说,“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不仅因现实的被迫性而获得了现实的必要性,而且因其历史的科学性而获得了现实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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