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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15)

兼 论  孙后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新权威 —— 蒋介石
     什么是新权威?顾名思义,就是“老权威”不行了,才会、也才需要一个“新权威”。但是,如果这个新权威所要维护的又仍然是老权威所要维护的,比如旧的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那么,这个“新权威”就丧尽了“新”的意义,无非是“老权威”的再现、翻版和继承而已。相反,如果这个新权威,要建设和维护的乃是进步的新制度、新秩序,要推倒和改变的,乃是老权威所一心要维护的旧制度和旧秩序,那么,这个新权威,才在本质上成了真正的新权威。这才是“新权威”这个概念的应有本义。
     那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保卫和推进了中国国民革命进程的蒋介石先生,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新权威”呢?
     历史的事实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都证明了蒋介石先生不仅是“新权威”,而且是本质意义上的、即真正的“新权威”。
     第一、从中国国民革命事业的传承关系上来看,是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中的领袖地位。并且,这个地位既不是由孙中山先生指定的,亦不是他专靠阴谋手段所攫取的,而是在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进程中所自然形成的。蒋介石“救党”这句老话,实在是道明了这个新权威的本相。孙后中国国民党之群龙无首的局面,孙后中国国民党在苏俄和中共“挖心战术”之下已溃不成党的事实,孙后中国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野心家、阴谋家、反共元勋和有功之臣之争夺“领袖”地位所造成的混乱,和他们或而揭竿反蒋、或而集体倒蒋的种种行径,以及蒋每被逼下野他人便“抵挡不住”,而必请蒋复职的种种“逼蒋请蒋”之为,无不说明这个新权威在其形成过程中的艰难性、自然性和难以动摇性。虽然从苏俄顾问鲍罗廷开始,一切反蒋势力都曾把“新军阀”、“新独裁者”、“新反革命”和“新反动派”的帽子,一顶又一顶地,甚至是一批又一批地“赠送”给了蒋介石先生,但是,历史的事实却告诉我们,是因为蒋介石要北伐,苏俄顾问才率先送了他一顶“新军阀”的帽子;更因为蒋介石领导北伐胜利进军,转瞬之间已解放南中国,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已经胜利在望,苏俄顾问、中共以及国民党中的亲俄派,才又把一顶“军事独裁”的帽子,硬按到了蒋介石的头上。此后,在反蒋独裁的人当中,不仅有苏俄,有中共,有失去了权力的党中亲俄派,还有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杨虎城、陈济棠、龙云等这样一些新旧军阀和地方军事势力,即一些真正的地方封建独裁者们。他们数次打着“护党救国”的旗号来反蒋,其真正的用心,无非是要维护一己之私欲,膨胀一己之野心,反对国家的和平与统一,置国家和民族于不顾罢了。至于一些曾为国民党、中华民国建立过功勋的“前贤”,他们作为“反共先觉”的功劳既不容否认,但他们种种“不让后贤”的做法亦同样不能肯定。因此,如果将苏俄和中共这些旷世未有的专制独裁者们,以及上述大大小小的真正独裁者、即残余封建势力的代表者们,以及一些“前贤不让后贤”者们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言行,全部当作是正确的,甚至借此而来判定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否定蒋介石这个真正的新权威,或指蒋介石是一个“新独裁者”,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然而,正是他们的诬蔑和指骂,才在一个相当长的,并且是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内,使蒋介石这个新权威长期蒙受了“新独裁者”的不白之冤。

     第二、蒋介石是否本质意义上的新权威,自然不能由那些否定者、尤其是那些真正的和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们来评断。而必须由历史的事实来证明。这些历史事实是:首先,从蒋介石的个人历史来看,如本卷第四章所述,蒋介石自一九零七年参加由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就一直作为一个坚定的民主战士,而效命在推倒满清和反对复辟的国民革命战场上。因此,他自然不是“维护旧政治、旧秩序和旧制度”的老权威,或是作为老权威之“翻版”的“新权威”。其次,从蒋介石的思想来看,他自始自终地认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反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倾心孙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反对苏俄的共产革命。当苏俄与中共诋毁孙先生,抛弃甚至反对三民主义时,他便挺身而出,以捍卫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当苏俄与中共诱逼国民革命不成,便要暗中破坏甚至公然背叛国民革命时,他则勇敢地站出来反击苏俄与中共,保卫和推进中国的国民革命;而当部分党人与民众对苏俄与中共的共产革命抱有同情、幻想,全然不能明白它的“洪水猛兽”本质时,他又率先予以说服和批评。他不仅遵照孙先生的军政思想以建国,依照孙先生的训政思想以治国,而且本着孙先生的宪政思想,于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历史时期积极筹备宪政,更于全面内战狼烟四起之时勉力推行宪政。即便是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之中惨遭失败,却仍然遵循着孙先生的遗志,在台湾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致力民生发展,直至为台湾今日的民主与繁荣奠定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基石。
     第三、就现实与历史对他的评价来看。首先,是底定广东、胜利北伐和统一中华民国的历史功绩,才使得人民迅速认识并承认了蒋介石的新权威地位。其次,由他所领导的荡平新旧军阀叛乱和围剿中共叛乱叛国的战争,由于它是在政治上继续护法反复辟、在军事上继续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因此它才不仅具有正义性和正确性,而且也正是历经“两面作战”的胜利,才使得整个国家逐步走上了和平、统一与建设的局面,更为嗣后的全面卫国战争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从而使处于内忧外患下的人民,更加认识到蒋介石作为一个“新权威”的历史重要性。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月刊》就曾这样说道:“多数的民众和党员都承认蒋介石完成北伐的功勋,信服蒋氏的伟大精神与毅力,信仰蒋氏必能拯救国家和民族,完成中国的革命……中国有了独裁的中心领袖,然后所有的革命力量,可以环绕这个中心领袖而凝结起来。”53
     这一段话,不仅道明了蒋介石先生在当时人民心中的地位,而且道明了即便蒋介石当时有所谓“独裁”的倾向,人们亦将他认作是“善意的独裁”,从而赋予他以“新权威”的本质意义。至于嗣后全国人民对张、杨发动阴谋武装政变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情绪,和蒋先生平安返回南京时全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狂欢情状,特别是蒋介石坚持领导伟大卫国战争直至胜利的伟大历史功勋,就更使得这个“新权威”的形象,闪耀着历史的光辉了。
     诚然,这一光辉,也如同国民党英勇抗战的伟大史诗一样,因为蒋在那一场内战中的失败,而被掩去了它炫目的光彩。但是,今天,中国大陆人民却已在对历史的深沉反思中,抖落着历史的尘埃,开始重新认识着这个“新权威”的真正历史形象了。这,大约也是苏俄、中共以及一切为私欲而反蒋和叛蒋者所始料不及的。
   
   第六章
   ——————————————————————————–
   
   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
   
     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平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 —— 它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 —— 它则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它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对速决胜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他们从沿海地区撤退,远离于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他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
     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 —— 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如果历史在一九四五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的英雄史诗来叙述。然而,由于战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败而掩去了光彩。
   
   —— 引自〔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一书 01
   
    
   
   一  恶邻日本对中国和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侵略与破坏
   
     本书上卷第三章和下卷第一、第二章,均叙述了恶邻沙俄曾一再侵略我国,和恶邻苏俄曾长期破坏中国国民革命及颠覆中华民国的罪恶。本节则要将我们的另一个恶邻日本,对我们祖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予以简要的叙述。
     诚如本书上卷第一章第一节所论,当我国绵延了数千年的大一统专制制度,正在走向它最后的衰亡期时,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的日本,却借助近代世界的进步条件,迅速地走向了专制的统一和强大。犹如同样的缘由而迅速走向专制统一和强大的德国一样,这两个崭新的集权专制国家,一个遂成为欧洲的主要危险,一个则成为亚洲战争的策源地。或者说,当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在欧洲发动侵略,企图再造欧洲专制新秩序时,亚洲的日本亦同样要以发动侵略来圆它的“大东亚帝国”之梦。因而,正处在要从专制走向民主,即正在从王朝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并因之而出现民主革命和专制复辟反复较量状态的中国,就以其地大、物博、衰老、积弱和混乱,招来了日本帝国对她在领土以及各个方面的侵略野心。这个侵略野心在政治上便是公然地反对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心要维护中国衰朽的专制制度,一再地支持中国的专制分裂政权。在经济上便是垂涎于中国的丰富物产与广大市场。在地理上则是志在侵夺中国的广阔天地与山川河流。而在其根本方针上,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中国真正地走向统一和强大。于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就已经在国力上先胜一筹的日本,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态,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便日益地公开化与强硬化了。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一一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日本便立即成为维护满清专制政权、反对中国革命的重要外国势力。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日本便诱使袁接受意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作为它支持袁氏复辟帝制的交换条件。一九一七年后袁世凯、张勋亡而北洋军阀兴,它又支持皖系军阀的北京政权和奉系军阀的东北政权,亟欲制造中国军阀的持久混战。一九一八年,它看准段祺瑞想借参战而扩充私家之兵,便立即以贷款支持段参战,从而获得了在中国驻扎军队的特权(参见上卷第二章注十二),为嗣后侵略中国垫定了军事基础。一九一九年,它虽与中国同为欧战的战胜国,却强迫“巴黎和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它。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它又千方百计地讨好美国,从而与美国私定“石井蓝辛协定”,使美国承认它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权益”。一九二五年五月,它在中国上海、青岛等地日资企业的老板竟敢公开枪杀我工人,这便是“五卅运动”的来由。一九二六年春,当奉直、奉鲁军阀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时,它则派军舰护送奉军出关南下,公然炮轰我大沽炮台,是为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源起。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春,当中国国民革命军两次渡江北伐进入山东时,它一则借口“护侨”而出兵,二再借口“护侨”而公然炮轰我北伐军,蛮横阻我北伐,直至辱我军民,杀我大使,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一九二八年六月,因张作霖已成为它侵吞我国东北的障碍,它又公然地在皇姑屯将张炸死。一九三一年,疯狂的侵略野心终于促使它阴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公开地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其后又劫持溥仪,继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制造了“第二个中国 —— 中华苏维埃国”之后,又制造了“第三个中国 —— 满州国”,使之成为日本的“奴隶国”,等于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它终于制造了芦沟桥事变,02 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略我城池,屠我人民,夺我资源,毁我文明,直至其最后失败投降为止。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中,在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历史进程中,可以说无时无处不留下了日本帝国公然反对中国国民革命、公开支持专制复辟政权、阴谋掠夺中国领土、无耻抢劫中国资源、悍然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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