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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13)

第五章
   
   ——————————————————————————–
   革命与复辟的持续较量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发展
   

     北伐打倒军阀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十七年护国护法反复辟的胜利;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华民国终于获得了初步的和平与统一。当是之时,中华民国理应迎来一个民主建国的大好历史时期,但是,一因她外有两个恶邻:一个自拟定“东方路线”为始,即决策了要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阴谋,并且诱逼不成,便颠覆为继;一个因阻挠中国北伐不成,破坏中国统一不果,乃决策“先吞满蒙、再谋中原”的侵略政策。二因她内有两个宿敌:一是在苏俄直接指使下从叛乱走向叛国的中共;二是连续发动了大规模叛乱的新旧军阀。由是,革命与复辟的较量并未因北京政府和吴、孙、张等大军阀的垮台而轻落帏幕,相反,恰恰因为两家恶邻的欺我,害我,因为残余军阀势力的迭呈反叛和中共的持恒叛乱叛国,而再现革命与复辟的持续较量状态。这一持续较量,虽然本质与前者无二,但在表现上,则由显性过渡为隐性。由于中华民国的再生,民主革命的再胜,袁、张的公然复辟帝制固已为历史所不许,即便是北洋军阀式的假共和真复辟,也早已为国人所看穿,因而军阀残余势力才不仅要顶着中华民国的名号,更要顶着中国国民党的声望,以行叛乱之实。中共则在苏俄的直接指挥下,并在发动共产革命的旗号下,不仅以中国国民党为“敌党”,更以中华民国为“敌国”,务求颠覆中华民国直至作成俄国的附庸而后甘。因此,荡平前者,便为“护法”的继续;围剿后者,则为继续“护国”所必须。只是因为这一番继续“护法和护国”的斗争,特别是反对中共的叛乱和叛国,乃是一场革命与以“革命名义下的复辟”所进行的残酷较量,从而才迷惑了不少“错把复辟当革命”的善良民众,少数激进的或有野心的民主派知识分子,一批失意和失路的知识青年,和土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流氓无产者们”。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却正是在这一持续的较量中,并在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历史条件下,外抗恶邻谋我,内除国贼叛我,坚定地遵循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继军政而训政,决心捍卫北伐成果;矢志推进民主化进程,于训政期间筹备宪政;努力进行民生建设,积极从事全面抗战的准备。委曲求全,忍辱含垢,竟在此一艰难时世之下,创造了民主建国的巨大成就,甚至博得了“十年黄金时代”的美称。
   
   一  荡平新旧军阀叛乱是“护法”的继续
   
   第一、新旧军阀叛乱的内在情由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中国同盟会 —— 中国国民党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推倒了袁、张的公然复辟,击败了北洋军阀的长期混战与统治,已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革命政党,我们同样不能说,它的每一个组成者,每一个领导成员,都一定是一个民主革命家,都是一个坚定而又彻底的民主革命派。既然绝对的纯洁本来就不存在,那么,随着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和失败,高潮与低潮的不等与不同,加之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又交相并作或交相一体,其革命队伍、尤其是领导集团自身发生分化,分裂,甚至党争,也就史所不鲜。同时,革命成功以后,为旧有的专制权力意识所影响的某些民主革命家们,有的自然会为争名夺势,而使自己丧尽一个民主革命家的风采;有的则为争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不惜背叛民主革命本身。这既是世界民主革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也是一九一二年以后,国民党 —— 这个在辛亥之后以统一战线形式组成的政党,所难以避免的问题。辛亥前,因谋炸清摄政王而名享天下的革命英雄汪精卫,盖因“夸夫死权”,不仅成为孙后国民党党争的党内祸源,而且成为一期北伐胜利后分裂国民革命阵营的党中祸首,和中华民国统一之后参加并利用新旧军阀大规模叛乱的罪魁之一。尤其是后来他为了做“第一把手”而堕落成为一个卖国汉奸的事实,更证明了这个认知的正确。01
     其次,再生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虽是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一个直接成果,但它的和平统一,却是统一战线的一个间接产物,即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又是以和平手段而获得的统一。因为,在北伐军中,原就有一些旧军人和旧军阀,他们有的是因为略知共和而参加了北伐,甚至成为北伐的功臣,如李宗仁、白崇禧等;有的则因北伐的节节胜利和即将告成,才投机国民革命而参加了北伐,如冯玉祥和阎锡山等。他们既深受辛亥之后十数年军阀混战的影响,甚至亦是参加者之一,又因积习难改,一旦野心膨胀,或私欲不能达到满足,便动辄称叛,从而成为中华民国爆发内乱和内战的祸胎。由李宗仁所挑起的桂乱,和由阎、冯为主体,联合李、白等其它新旧大小军阀共同反叛的中原大战,实为中华民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与恶果。再就是北伐的成功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再生,曾迫使一批地方封建军事势力附庸中华民国政权。因子承父业而成为东北王的张学良,固然因“易帜”而成为中华民国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但是,政权既是张姓的政权,军队也是张姓的军队,为时为势所迫,愿意归附中华民国,他便是中央政府的封疆大吏;为时为势所诱,一旦不愿意服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他便是有钱、有枪、有人、有政权、有黎民百姓的封建王国。张学良如此,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广东的陈济棠,新疆的盛世才,陕西的杨虎城以及一切大大小小的地方封建军事势力莫不如是。因此和平统一与以“和平手段得来的统一”,便不能完全划上等号。其于前者虽是国家之喜,皆大欢喜;于后者,则可能埋伏着朝附夕叛的危机。李、冯、阎大规模叛乱失败后,相继而起的粤变,闽变,两广六一事变,直至西安事变,前三者虽然被及时荡平,但由旧军人、旧军阀出身的张学良与杨虎城,于中共唆使下所发动的阴谋武装政变,却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无穷尽的后患。至于在一九四五 —— 一九四九年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叛将们基本上全是军阀遗孽的事实,就更是证明了这个危机的严重性(参见上卷第七章注九)。
   
   第二、新旧军阀叛乱的外在原因
   
     因新旧军阀有如是的内在情由,因而,当统一后的中华民国,为了国家的和平与建设,而理应实行“军队国家化”,并实行“裁减军员与削减军费”之时,盖因新旧军阀“拥兵自重和拥兵割据”的私利受到损害,反叛便次第发生了。
     中华民国意在军队国家化和削减军队及军费的决策,无疑十分正确。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召开的“国军编遣会议”也是相当及时的。这是因为,北伐完成之际,国民革命军实际已扩充至八十四个军,三百个师,兵员总数超过二百二十万人。东北、四川、云南等地方军队尚未包括在内。彼时国家年度收入总额为四忆五千万圆,但须逐年偿还满清和军阀政府留下的外债一亿圆,实际可资用者大约三亿五千万圆,但其中八成以上需用于军费。诚如蒋介石在国军编遣会议上所言:“军费占了全国收入的十分之八以上,那国家是一定要破产的。如果到了十分之九,这个国家就象灭亡了一样了……现在我们军费的总数已经占了十分之八了;我们国家就是不能建设,经济亦没有一点基础,民生问题无法解决……我们把国家支出最多一部分解决下来,国家经济才可以稳定;经济稳定之后,政治和社会才可以上轨道。”02
     由是,蒋介石才在“国军编遣会议”上用六十年前日本军人“倒幕还政、化藩归统”而致国家强大的历史事实,03 号召中国军人学习日本军人的“废藩”之举,裁撤冗军,削减军费,拥护军队国家化,并且剀切陈词曰:“编遣会议是救中国的一个会议,也是救我们个人的一个会议。我们的使命是要共同救中国,共同建设新中国,共同地行使中华民国的一切权力,并不象从前的把戏,专集中权力在一个人手中……照现代国家的通则把军队集中到中央来,由中央统一管理,并不是谁集谁的权,也不是谁来统一谁,是我们大家在中央联合起来……我们不想实现三民主义,把中国做成一个现代式的国家,那就罢了,如果要实行三民主义,要做成一个现代式的国家,就非首先造成一个健全稳固的中央政府不可。而要造成一个健全稳固的中央政府,就得把构成现代国家条件的军队,首先集中起来、统一起来才有办法……十七年纷乱如丝的军事现象,应该完全革新,即一切附两于军事恶制之旧观念,旧习惯,亦必加以根本之扫除……”04
     诚然,就历史的教训而言,将彼时在相当程度上分属于个人的军队转换成国家的军队,归中央统一指挥和节制,不仅是现代,即便是在古代,也是建国立基的应有之为。唐代藩镇割据的结果,便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唐王朝的衰亡。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本,便是借“废藩倒幕”而达成了“王政复古”的成功。辛亥之后,正因为袁世凯拥有兵权,才织就了他一心要做中华帝国皇帝的复辟之梦。袁死后,之所以能够绵延十余年的混战和混乱,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军阀要以武力来复辟专制和统一中国,小军阀要以枪杆子实现割据以自保。因此,退一万步说,即仅仅是为了看取前车之鉴,不再重蹈军阀混战的局面,也同样必须“削藩”。
     一九二九年元月二十五日“国军编遣会议”闭幕并作出了决定:一、全国划分为六个编遣区。二、全国保留陆军兵力为步兵六十五个师,骑兵八个旅,炮兵十六个团,工兵八个团,合计员额八十万。三、军费不超过国家总收入百分之四十。同时撤销原各集团军。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国国民党“三大”议决并通过“国军最高统帅权完全属于国民政府”,将军队国家化正式纳入国家体制建设之中。
     然而,如前所说,当时的军队虽然统称为国民革命军,但在各军将领中,军阀的派别仍多有承袭,而裁军便是要削减各派和各地军阀所掌握的兵力,也就是在削弱他们的军事势力。所以,在他们对于国家统一的理念尚未成熟之时,其积习和野心,便可能促使他们不会安安份份地接受“国军编遣会议”的决定。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
   
   第三、新旧军阀叛乱的发起、经过、规模和失败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李宗仁公然违反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关于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的规定,和“国军编遣会议期间,非编遣会议之命令不得擅自调动军队”的决定,竟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05 同时派第五十二师师长叶琪与第十五师师长夏威率军进攻长沙,在“护党救国”的旗号下策成“湘案”,从而诱发了桂系军阀反叛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内战,首倡乱国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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