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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8))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第二、恶邻苏俄的东方路线、阴谋手段和夺权经验
   
   一、俄国共产革命的目标和列宁的东方路线
     如导论所述,由马克思主义号召和发动起来的共产革命,因声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所以,它才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即要“得到整个世界”,来作为它明确的最终目标。酷似中世纪罗马教廷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共产国际,其宗旨,一是为了统一世界共产革命的组织,二是为了发动和指挥世界各国的共产革命,三是保有对于共产革命理论的权威解释权,以卫护正宗,反对异端。第一、第二国际虽然在不要祖国和祖国也不要他们的马克思及恩格斯领导下,在欧洲并企图在全世界发动共产革命;第三国际则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建立和把持下,将世界共产革命变成了既要忠于苏俄又要保卫苏俄的,没有祖国和不要祖国的革命。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在派兵大举侵略中国时,就曾对中共指示称:“谁决心 —— 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诚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01
     共产国际,至此乃成为一国之私,成了为维护苏俄的利益,而在全球煽动“革命”、实际是进行颠覆活动的巢穴。自二十年代后半期直至全面抗战开始,在中国由共产党所发动的长期叛乱和叛国,就全为第三国际所直接指挥。二战末期,第三国际即已解散,但战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内讧和内斗,均愈演愈烈。尽管如此,在要“得到整个世界”的“共产革命”目标上,他们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继承了列宁和斯大林的遗教及手段,外则对不信共产主义新宗教的国家竭尽颠覆之能事,内则对不服共产教规的人民敢于斩尽而杀绝。这无疑是一桩世界性的新宗教血案。只要你的祖国还没有被纳入“共产国际”、苏俄帝国或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版图,或仅仅是没有去莫斯科教廷“认宗”或“归宗”,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即有冕或无冕的红色沙皇们,就会千方百计地煽动那些不要祖国的“革命者们”造反,或将你排斥在异端的地位之上。而东方第一大国 —— 中国,作为旧沙俄专制帝国一直对之怀有领土野心、并对她犯下过滔天罪行的近邻,就更成了苏俄新沙皇专制帝国,用蒋介石先生的话说就是“赤色帝国主义”,用后来中共的话说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心垂涎之所在。中国由此而成为他们要发动共产革命、进行红色颠覆的最主要国家。换言之,即不论中国自身正处在何种历史状态之中,亦不论中国是否爆发过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或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新苏俄专制帝国都不会对中国等闲视之。何况,其时中国不仅已经爆发过民主革命,而且正处在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历史混乱”中呢?这就更加刺激了苏俄要在中国乘乱发动共产革命的“革命主动性”。更何况,中国已经爆发的民主革命及其初造成功,又与俄国的二月民主革命性质相同,因而也就如是地不合新沙皇列宁的口味。加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欧洲的叠遭失败,又令列宁早在一九一三年就提出了到欧洲去的捷径是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这样一条“东方路线”。至于斯大林所一再警告的“勿忘东方”,就更是说明“东方路线”早已成为苏俄要“颠覆新中国 —— 中华民国”的一条阴谋路线罢了。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其目的和内容,就是“要号召、组织和领导东方革命”。犹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因此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伟大指导力量”。02 共产国际“二大”后,新沙皇俄国便立即从中国的外蒙开始推行它的“东方路线”了。在苏俄的“帮助”下,外蒙的苏哈巴托尔和乔巴山终于开始了“革命”。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苏俄又帮助他们成立了蒙古人民党(一九二五年改名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年六月,苏俄远东共和国军队借追剿逃往外蒙的温琴白卫军人而“进军”外蒙古。七月,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联合攻打并占领了库伦(乌兰巴托)。“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七月十一日,外蒙在苏俄的导演下成立了君主立宪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苏俄又“帮助”外蒙废除了君主制,成立了苏俄的红色附庸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旧沙皇俄国对中国外蒙古的侵略野心,终于由新沙皇俄国“在革命的名义下”如愿以偿。
   
   二、新专制俄国对中国推行东方路线的阴谋手段
     共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一方面膨胀了新沙皇俄国的极大野心,一方面则诱发了东方马克思主义信徒要发动共产革命的热望。然而,俄国共产革命前列宁虽有“莫斯科 —— 北京 —— 加尔各答”之发动欧洲共产革命的迂回战略,但俄国共产革命后,当列宁叠遭欧洲列强威胁,并在对东方、主要是中国稍作诱惑而不得之后,03 乃立即转手,企图西向,干脆直接进攻欧洲。为此,列宁不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建立了第三国际,重建国际共产主义教廷,建立美、英、法、德、奥、捷克、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瑞典和俄罗斯等国支部,而且直接策动并指挥了匈牙利和德国的“共产革命”,谋立由苏俄直接控制的苏维埃共和国。只因为转瞬败亡,才使苏俄要直接在欧洲各国发动共产革命的炽烈欲望,不得不再作收敛,04 而将推动世界共产革命之“莫斯科 —— 北京—— 加尔各答”的旧战略,重新放到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之刻不容缓的日程表上,尤将革命后的中国及其辽阔版图,当成了他首要的和主要的进攻目标。
     这一次,苏俄非但没有再浅尝辄止,而且是锲而不舍了。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声称放弃帝俄时代与中国所订的一切侵害中国之条约,即放弃俄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与庚子赔款,租界与租借地,中东铁路与外蒙以及一切特权。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苏俄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宣言,希望与中国订约,以肯定第一次宣言中宣布放弃的各条,藉以猎取中国人民的好感。05 然后又以“革命的两手”,一面积极与中国北洋政府修好,一面又谋与中国革命力量联合以进行颠覆。即,一边派伏林为代表到北京与北洋政府建交,一边则派第三国际代表维辛斯基、马林、越飞等数次来华,一再主动联络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当时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将反复辟连遭挫折、正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先生,作为他们一心要争取和联合的对象(参见下卷第一章),一边又积极策划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经验,以直接扶植建立中国共产党。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已成为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做法尚未开始,新沙皇俄国就已经将之纳入了它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阴谋策略之中。
   
   三、俄国共产革命的夺权经验对于策动中国共产革命的意义
     由共产革命在俄国的成功所提供的一系列重大“革命经验”中,其最为主要的两条,一是世界共产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即封建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或地区首先发动成功。二是以分阶段革命理论来代替马克思连续革命的理论,即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后,立即发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并在革命的名义下,颠覆刚刚诞生的民主共和政体,全面建立教政合一的共产专制极权制度。这两条,前者固然在表面上违背了马克思所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动成功”的共产革命理论,但在实际上却倡明了“马克思主义复辟哲学恰恰是来源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因而只能够为封建专制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这样一个历史的本质。后者则对于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并正处于革命与复辟较量中的落后农业国家或地区,带来了发动共产革命以背叛民主革命的完全可能性。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又都能够在辛亥之后的中国,找到它广阔的社会基础和同样的时代条件。这自然是苏俄要推行“东方路线”,并首先要在中国策动共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
   
   二  中国共产革命的内在诱因
   第一、共产革命思潮在辛亥之后的中国获得了自由传播的时代条件
   
     苏俄意图推行“东方路线”,即意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之时,辛亥之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正呈现空前自由和空前活跃的状态。一方面,自晚清即已传入中国的西方各种思想、思潮,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文化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思想界仍承袭晚清以来将种种西学都当作“科学”的传统,亟欲将他们在中国发扬光大,却既不问其正确与否,亦无能力判断其是否正确。可以说,“一声炮响”之前既无人重视马克思主义;“一声炮响”之后亦无人去制止马克思主义。待到苏俄有心要来中国宣传它时,则既有欣赏者,亦有反对者,无非是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或思潮而已。这就为马克思学说,共产革命思潮,更为苏俄要向中国传播俄式共产革命的经验,造就了天赐良机。
   
   第二、辛亥革命失败了的错觉导致了对俄国共产革命成功的羡慕和赞赏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及其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犹如孙中山所言:“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这种遗憾和痛苦,既然连孙中山本人也不能免,则其影响之深,压力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它两度伪称“废除不平等条约”,便在相当程度上激起了中国革命家的羡慕甚至赞赏,直至激发了他们对于俄国“崭新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向往之心。一九一八年元旦,孙中山即在其宣言中称:“吾对于此近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同年底,他干脆致电苏俄政府称:“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其时,孙中山尚因不了解俄国共产革命的本相而出此险招,则一般的知识分子就更把俄国的革命当成了一场新式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革命。中国民间团体不仅强烈表示要接受苏俄“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置南、北两政府于不顾地,企图直接与俄国携手结好。06 《新青年》就曾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以宣传马克思的共产革命学说。陈独秀、李大钊等终于成为苏俄青睐和扶植的中国第一代共产党领袖。共产革命因此而在中国获得了它“真正的开端”。列宁的“东方路线”由是“初战而告捷”。自晚清以来,因欧风美雨而崇尚与追求西方民主和科学的中国思想界,亦从此开始了自身分裂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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