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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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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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主义与道德主义

   物质主义与道德主义----在红尘中修炼

   一这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特权至上的社会取向、经济挂帅的政治导向、利益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生活态度等等,都是物质主义的表现和特征。物质主义的人,轻则为小人,重则为恶人;物质主义的社会,轻则为小人社会,重则为恶社会。

   如果说儒家社会是“有耻且格”,自由社会的是“民免而无耻”,马家社会的民,是既不免又无耻,作恶犯罪,毫无底线。自由社会是好人社会,但好的程度有限,实质上仍然属于小人社会,只是因为有法治作底线,可以有效阻止大多数国民下堕,所以比中国的丛林社会强得多。(注意:法治既符合道德精神,亦符合功利原则。只有一味损人以利己的恶人才会排斥法治、追求特权。)

   导之以义,制之以法,民犹可能见利而忘义而违法,在制恶法劣的情况下直接导之以物、诱之以利,道德能不沦丧吗?民众能不变坏吗?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能不成为普遍现象吗?人心一坏一切坏,官心民心坏乱至此,中国想不大乱大坏,不可得也。

   前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导之以恶,后三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诱之以利。后者虽有所“进步”,但有限得很。现在GDP第一、政绩第一、速度第一、投资第一、的畸形发展模式,就是经济挂帅造成的。

   物质主义与唯物主义有异,但两者本质相通。唯物信仰等于没信仰,因为物质不足以提供生命信仰,故唯物主义最容易堕落为物质主义。唯物主义与物质主义会严重败坏人的心性,纵有学问也无头(王阳明言:学问无头。)纵有道德也无根(好也是浮在表面的),纵有智慧也不高。

   日本研究管理学的大前研一说,中国的按摩店比书店多很多倍,中国的人日均读书不足15分钟,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这与唯物主义的洗脑和物质主义的泛滥密切相关。

   同时,在制度不良的情况下,权力落入唯物主义、物质主义之集团及人物的手中,很容易成为营私工具,形成利益集团,成为制度改良、社会进步的巨大阻力。“把悲剧当做喜剧来演,把耻辱当做奇迹来炫,把罪恶当做功勋来夸,把邪说当做真理来煽,把丑陋当做美丽来吹,把盗贼当圣贤做来赞,把公众当做傻瓜来骗,把国家当做监狱来管…”这一切唯有“信仰”唯物主义的利益集团才能做到。

   二中国人普遍缺乏幸福感安全感,贫贱者缺乏,富贵者同样缺乏,甚至更加缺乏。人们总是不停地不停地追逐,贫贱时追求富贵,富贵又追求更大的富贵,为了权力和财富不择手段,结果更加危机重重、忧患深深,更加没有安全感幸福感可言,一个个都像俄狗似的,被眼前、表面的一点利益引诱得一刻不宁地团团转。

   这是缺乏文化、道德和信仰的必然,是物质主义的必然。比较前三十年而言,现在物质丰富多了,至少绝大多数人不至于饿肚子,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反而不如以前,根本原因就在于此。物质、利益是最不可靠、最靠不住的东西。

   另外,特权和恶势力同样也是靠不住的。它们在垮台之前往往强大无比不可一世的,但都没有好下场。在政治上,古有秦始皇洪秀全,外有希特勒斯大林,人和势力都够恶够大,还不是说垮就垮了,其它恶人权奸更不用说了。李二曲指出:

   “言及羿奡俱不得其死,则徒恃权力者,不觉骨悚心灰。岂惟羿奡不得其死,厯观前代权奸,如汉之窦宪、董卓,唐之李辅国、元载,宋之贾似道、韩侂胄,明之石亨、严嵩,当其权力方张,作威作福,势焰非不薰灼,一时趋附者从风而靡,称功颂德,举国如狂,其有安分自守者,鲜不目为迂。迨祸机一发,终归夷灭,奸党之株连不已,即或幸脱,人所羞齿,回视平日安分自守者,果孰得孰失、孰荣孰辱哉?故人之立身涉世,勿苟图目前,要虑及日后结局之善不善,全在平日好尚之正不正耳。尚德?尚力?试自择於斯二者。”(《二曲集》)2011-7-11

   因此,恶人恶势力特权阶级同样缺乏安全感,甚至比普通老百姓更加缺乏。

   内轻则外重,外重必内轻;丧心则唯物,唯物必丧心。利益主义者都是良知不明而缺乏内在栖居的,他们必然文化匮乏、心灵浮躁、精神贫困,必然追逐物质、泛滥物欲、浅薄肤浅庸俗势利,物质的奴隶、利益的跟班,或可以为好人,但不可能成德成圣为大人,也永远没有安全感。

   三安全感幸福感有赖于外境的平安、安全,有赖于外在的良制良法良风良俗,但它更来自于内心的平静淡定圆满满足,来自于对良知本心的信解行证。良知才是安身立命的最佳栖居。良知不安,一切不安。

   儒佛道都能够明心见性提供内在栖居,唯儒家的栖居特别高明和光明。横塘四句教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良知,就是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良知学(孔孟之道、中庸之道)就是往圣之绝学,万世太平之所赖。人类社会,如果能够普遍树立良知信仰,全面建立良制良法,万世太平何难之有。

   内重则外轻。有得乎道,明乎良知,自然淡于物质淡于利益,淡于权力地位名誉财富,易言之,这些外物的重要性会随着道德内存的增加而不断降低,圣贤之乐无所倚。一个社会也一样,文化道德水准高了,制度法律的重要性,对物质、经济及科技的依赖性都会降低。

   物质主义利益主义的反面是道德主义。道德有三重涵义(详见东海旧作),这里的道德,是就根本处、广义上的涵义而言,不仅不排斥、而且涵盖物质、意识、利益、经济、制度、法律等等概念和范畴。

   道德主义就是道德挂帅,在此基础上开发物质和意识,并且追求利益、发展经济、建设制度、制订法律----这一切都是成就道德致良知的渠道、方式和手段。还是自由派的时候,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儒家是民主的贤内助》。其实应该反过来说,民主是现代儒家的好帮手。注意,是“外助”而非内助,制度问题属于儒家外王学范畴,即:儒家为体,民主为用,道德为体,制度为用。

   儒家的仁义本位、诚信第一和中庸之道,实质上就是道德主义,也可以称为良知主义。这个良知,于生命为本性,于人身为本心,兼含物质意识两者性质。所以,道德主义固然反对唯物主义,却也不赞同唯心主义。

   在政治上,道德主义者最能够正当地使用权力,用它来经世济民安百姓,为国民服务,为自己积德。权力越大,意味着对民众对社会所负有的责任越重大;在生活中,唯道德主义者能够安贫乐道。

   四安贫乐道,首先当然要有道可乐,其次,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不是独立的孤岛,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的恶劣,多多少少会对家庭产生不良影响。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力社会地位,治国平天下固然不可能,“齐家”也非易事,或者是有限的。毕竟,孔颜的圣贤之乐和孟子的天爵之贵,不仅外人难以理解,家人也不易分享。儒者固然可以自得其乐,家人的感受却很难一致。

   家庭利益与社会利益、家庭责任与文化责任有别,且容易产生冲突。儒者不会完全不顾家庭,但由于时间精力的局限,终究“兼顾”不好。贫者士之常,家人却未必愿意忍耐和接受。一国之人道德优劣不一,一家人也会品质参差不齐,正如南宋袁采所说,有些问题“虽圣贤亦无如之何”。袁采的原话是:

   “自古人伦,贤否相杂。或父子不能皆贤,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荡,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无此患者。虽圣贤亦无如之何。譬如身有疮痍疣赘,虽甚可恶,不可决去,唯当宽怀处之。能知此理,则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谓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人所难言者如此。”(《袁氏世范》)

   这个时代,真知正见不彰,恶性异端为王,政治文化社会道德各种环境是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儒者的处境会特别艰难。

   政治社会及家庭问题,佛家道家都可以逃避,唯独儒家不可以,无论怎样都应该以中庸之道面对和处理,通过克己复礼的道德践履,在物质主义环境中活出精神来。联曰:持家有道唯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今生今世,世道陵夷,人情狡诈,能够永远存心以厚、率性之真者,必真儒也。

   一般民众无恒产则无恒心,可以理解,儒者不一样,任何时候都必须有恒心,必须致良知,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有一句诗说得好:在红尘中修炼,在苦难中成长,在烦恼中涅槃。涅槃,在佛教是成佛,在儒家为成圣,证入良知心的常乐我净。2011-7-11东海儒者余樟法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儒学联合论坛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升级,现在重新开坛,新址:www.yuandao.com欢迎参观和参加儒学讨论。

(2011/08/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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