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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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的“憲法之父”——張君勱

一、誰是張君勱?

   “誰是張君勱?”

   就此問題,我曾問過好幾位年輕朋友。面對的,竟是一臉茫然。不得已,進一步提示了前些年風行一時的電視片《人間四月天》,他們才逐漸順藤摸瓜,摸到了張君勱名下。

   當代中國青年人竟要借助徐志摩、林徽因和張幼儀的感情糾葛才知道張君勱何許人了。君勱先生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二、何以張君勱?

   三天前是張君勱先生的42周年忌日。 42年前,1969年2月23日下午6時40分,張君勱,就在我們開會的這個城市——舊金山的一所療養院裏,寂寞地走了。臨終前,回望一生,他說自己是一個“失敗者”。不過,我們要記住他說此話的時間——1969年。身處當時此地,遠觀那時台海兩岸中國人的生存狀況,一邊是文革的血腥暴政,一邊是雷震等人組黨被鎮壓後的恐怖沈寂;近思他一生的憲政理念,恍如鏡花水月,在海峽兩岸都無處落腳,只能漂洋過海,郁郁後半生。其蒼涼無助的心情,42年後,似乎猶可觸摸感受。

   不過,身處九泉的君勱先生沒有料到的是,當他孤寂地去世後不幾年,台海兩邊都發生了重要變化,白雲蒼狗,令人眼花缭亂。從今日看,特別是從中華民國憲法法統在台灣的複活、承續和安身立命看,他絕不是失敗者。我相信,在將來的中國史書上,張君勱將占有他的位置,那是一個類似法國人供奉在《賢人祠》裏的先驅位置。

   有鑑於辛亥百年的歷史關口,在此會議上回望並重估張君勱先生,是有其特殊意義的。對我而言,是兩重緣由,一為公共緣由,一為私人緣由。

   所謂公共緣由者,是必須還“中華民國憲法之父”一個公道。必須還中國立憲派一個公道。必須還中國政治的第三種力量一個公道。這既是尊重歷史,也是著眼於中國的未來。

   所謂私人緣由者,是因為筆者的舅父歐陽達先生, 曾經擔任(張君勱為主席的)民主社會黨地區負責人。吾舅一介書生,純粹因理念的契合而加入民主社會黨。誰曾料到竟至以身相殉,居然於1950年在鎮反中殉難。 當代中國純因政治理念不同而橫遭荼毒者不知凡幾,他們的公道亦是必須有人伸張的。

   今年是中華民國建國百年。 值此富於象徵性的世紀性年關之初,筆者曾為文提出:

   目前“中國民間,海內海外,‘革命與立憲’之爭再次洶洶而起,恰如一個多世紀前康梁與孫文的那場著名爭論一樣。然而,今日之中國,猶是晚清之神州,仍會再次陷入宿命式的歷史循環乎?不。2011的今年,是辛亥百年。它提示國人,畢竟,當下已不是晚清了。最顯著的區別,就是它留下的政治遺産:中華民國——她的百年存在。她的憲政法統。她的民主轉型。” (1)

   而涉及中華民國的憲政法統,張君勱其人是繞不過去的。他起草的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中國憲政法統的書面基地,也是中華民國民主轉型的法理依據。從歷史的眼光看,中國的憲政事業,張君勱居功甚偉,無法抹殺。

三、張君勱其人:雙重身份

    張君勱(1887-1969),名嘉森,字君勱 (英文名Carsun Chang ),出生于江蘇嘉定縣。1902年,他16歲應寶山縣鄉試,中了秀才。1906年,張君勱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學修習法律與政治學。留學期間,結識了具有師友關系的梁啓超,並參與發起梁啓超主持的“政聞社”。1909年6月,創辦《憲政新志》雜志,鼓吹議會政治。1910年,張君勱于早稻田大學畢業,獲政治學學士學位。回國應試于學部,次年經殿試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為暫避袁世凱的迫害,在梁啓超的安排下,張君勱于1913年取道俄國赴德入柏林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1915年底回國,先後任浙江交涉署長,《時事新報》總編輯。1918年,張君勱等隨梁啓超去歐洲考察,之後留在德國師從倭铿(Rudolf Eucken)學習哲學。後回國參與一系列重大事變。1951年移居美國。1969年2月23日在舊金山病逝。

    張君勱曾表示:“自身興趣,徘徊于學問與政治之間,政治不需要我時,學問的興趣足夠消磨歲月”。觀察其一生的行迹,此番夫子自道應是所言不虛的。這就是他的雙重身份:政治家與學者。

四、作為政治家的張君勱

   有五種角色,是界定張君勱作為政治家的必不可缺的元素:

   1)中華民國(1946)憲法起草人, 2)作為中國立憲派第一代梁啟超的直接傳人,張君勱是立憲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3)創建非武裝的國社黨、民社黨並任黨魁,4) 中國民主同盟發起者之一,5)1945年簽署聯合國憲章的中華民國代表。

    其中,起草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是張君勱對現代中國最重要的貢獻。迄今為止,它仍是近代中國最好的一部憲法。從政治後果看,中華民國(台灣)憲政民主轉型的成功是奠基在(解除戒嚴令之後的)該憲法之上的。 由於此一卓著成就,張君勱被廣泛稱為“中華民國憲法之父”,該憲法是他留給中國最大的政治遺產。

   憲政,是張君勱一生堅韌不拔孜孜以求的中國夢。成為立憲之先驅——如美國的漢密爾頓、日本的伊藤博文一樣——是他對自己生命的期許。為此他仔細研究和比較各國憲法,對1919年德國通過的《魏瑪憲法》格外用力。他在國外剛得到該部憲法文本,便第一時間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人。而《魏瑪憲法》中所含社會主義成分也深刻影響了他的制憲思想,促成了他“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問世(雖然同名,但須注意,此“國家社會主義”絕非希特勒式的彼“國家社會主義”)。

   不惟如是,他不僅僅局限於學理上研究憲法,張君勱還有過幾次制憲實踐。1922年,他應邀參加在上海舉行的八團體“國是會議”,草擬過《國是會議憲法草案》等文本,並著《國憲議》加以說明,有相當豐富的制憲實際經驗。

   因此,當1946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際,作為憲法學家,作為獨立於於國共兩大黨之外的張君勱,眾望所歸,受命起草中華民國憲法。當時他描繪各派力量的政治主張時說:“政府要三民主義,我們要歐美民主,青年黨要責任內閣,共產黨主張司法制度各省獨立、國際貿易地方化”。值此復雜而蘊含內在衝突的情勢,張君勱如何落筆?

   他的應對之道是:居中斡旋,對各方面利益和主張進行平衡,在起草時竭力避免憲法染上過於濃厚的某一個黨派的意識形態色彩。作為制憲者,君勱先生賦有廣闊的視野,虛懷若谷,廣納眾議,努力尋找各方訴求的交集。落筆起草時,他先從此交集著手,然後邊協商邊擴展。他清醒地體認到,在各種政治訴求的碰撞中,固執一端,痛快則痛快矣,卻極易導致僵局乃至引向戰爭。

   1946年四月至五月間,修憲小組白天開會。(2) 眾目睽睽之下,各方都不敢示弱讓步,於是往往變成顯示各自對所屬黨派忠誠之表演,難於妥協,不得要領。真正的協商,全賴張君勱每天晚上奔走各委員的住處,折衝樽俎,尋覓共識。

   在當時各派關於憲法問題的爭論中,國民黨主張以孫文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為核心,同時在民主國家實行的立法權、行政權和行政權三權分立的基礎上另加上監察院、考試院兩權的的五權分立的憲法,即希望以《五五憲草》為藍本。而已然割據了一些地盤的共產黨,在當年則強調地方的權力——地域性的司法獨立和地方的國際貿易權力。青年黨對內閣制情有獨鍾。而其他多數黨派及人士則傾向采取國際社會主流的英美式憲法。

   張君勱仔細傾聽各方意見,折中整合,寫出了一個妥協式“十二條原則”,即對《五五憲草》提出了十二條修改原則。該方案提出後,“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贊成”,國民黨的代表孫科也不得不表示支持。當時,梁漱溟曾贊嘆說,這“十二條原則”是張氏“用偷梁換柱的巧妙手段,保全五權憲法之名,運入英美憲政之實”。 (3)

   在這一過程中,還有一段聲色俱佳的插曲:某日,共產黨的周恩來跑到張君勱住處哭訴:你怎麼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列入憲法第一條了呢?這樣我們還能有什麼作為呢?張君勱不急不緩地回答:你有沒有看清楚?第一條是「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所謂「三民主義」,這裡其實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啊!這三民不就是美國林肯總統的三民嗎?你有什麼好反對的呢?於是周恩來說了聲:「我懂了」,就走了。(4) 有鑑於此,中共的周恩來後來對張君勱方案一直表示“佩服” 。

   “十二條修改原則”通過後,張君勱在此基礎上草擬了一部“憲法草案”。當時,國共兩黨日益對立,國民黨主政的國民政府,在各方共識尚不充足的條件下,執意要召開制憲的國民大會。因此,參與還是抵制國大,成為國共兩大黨決裂的標誌。中共聯合了社會民主派與左翼自由派為主導的民盟,抵制此一國大。國府為爭取中間派,決定制憲會議採用張君勱起草的憲法草案。而作為憲政專家和民盟重要領導人的張君勱個人雖然沒有參加,但他組建的民社黨卻和青年黨一起參加了這次國民大會, 從而導致了張君勱與民盟的分手。 國共兩黨就此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兵戎相見。 當時,君勱先生對其民社黨參與國大有如下解釋:“我們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希望民主與和平二者均能實現,但在二者不能得兼時,只有先爭取民主的實現。得到一點,總比沒有好。”(5)

   對國大,是參與還是抵制?是當年中國政治派系劃分的分水嶺(如多年理念相近情如手足同創政黨的二張——張君勱、張東蓀——即因此而分道揚鑣)。此事的是是非非,至今猶聚訟紛紜,並影響了中國人的基本政治命運。

   人所共知,當年參與國大者,在不久後的內戰中成為戰敗者,退守台灣。而當年抵制國大者,在內戰中取勝,造就了毛氏黃袍加身,入座龍庭。然而歷史的弔詭是,絕大多數戰勝者後來的命運,比戰敗者諸公要淒慘悲涼得多,(如他的創黨好友張東蓀、羅隆基以及儲安平等謙謙君子)很多人在大陸死於非命,而當年的戰敗者,在一隅島嶼上,臥薪嘗膽,砥礪奮發,先是經濟起飛,後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晚期,又掙脫了綁捆在(君勱擬的)中華民國憲法之上的“戡亂戒嚴法”緊箍咒,使1946年憲法呈現其真身,迸發出其基本功能,使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轉型為憲政民主制度,首次開闢了中國人政治生存方式的新紀元。

   歷史命運的神奇轉折,常常非人們可預先逆料的。

   書歸正傳。作為政治家,除制憲外,張君勱另有值得一提的事功:建黨。他是在國共之外的第三條道路的踐行者。作為梁啟超的嫡系傳人,對二十世紀中國政黨政治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早年追隨梁啓超從事立憲活動,是政聞社的骨幹人物,倡導君主立憲。張君勱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創中國國家社會黨,藉以落實政黨政治(切勿與德國的國家社會黨混淆,二者迥然不同)。一九四六年國社黨和中國民主憲政黨合並,改為中國民主社會黨,張君勱仍任主席,成為一支獨立的有自身理念的政治黨派。他參加過兩次民主憲政運動,是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參加發起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稱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1945年出席聯合國會議,任聯合國憲章大會組委員。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張君勱代表中華民國簽署聯合國憲章。1946年任政治協商會議代表,並起草了《中華民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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