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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嶺: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创办始末


    文章摘要: 如果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作家组织(它是作家的精神共同体,平时,它对作家不具任何约束力,因为没有什么比自由和个人性对作家更重要了。)可是,一旦发生了作家的作品受到审查、被禁,甚至作家本人受到迫害的事件,不管它来自哪个国度,除了作家个人的抗议声音,我们还有一个作家的组织可以发声,可以运作,特别是通过与国际笔会、各国笔会及其它国际人权组织的合作,去营救,声援,并为作家的避难、生存和写作提供帮助。这就是我出来筹创这一笔会的主要目的,也是这一笔会的真正价值所在。
   
    (题要:任何一位作家或文字工作者,特别是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假如因为文字、文学,因为争取写作、表达、出版自由而受到审查、迫害,甚至被捕入狱,我们,作为他的同行,特别是作为他的中文写作的同行(不管彼此的私人关系好坏或政治见解是否异同),不能沉默、无动于衷。或者,只是等着国际上的作家,国际间的作家组织表示公开的抗议或呼救,等着别国的政府、国际组织去努力营救,那不正常,也令人蒙羞。如果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作家组织(它是作家的精神共同体,平时,它对作家不具任何约束力,因为没有什么比自由和个人性对作家更重要了。)可是,一旦发生了作家的作品受到审查、被禁,甚至作家本人受到迫害的事件,不管它来自哪个国度,除了作家个人的抗议声音,我们还有一个作家的组织可以发声,可以运作,特别是通过与国际笔会、各国笔会及其它国际人权组织的合作,去营救,声援,并为作家的避难、生存和写作提供帮助。这就是我出来筹创这一笔会的主要目的,也是这一笔会的真正价值所在。1990年代初,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遭遇,这世界上其它许多作家的遭遇,2000年,我本人的亲身经历,在在都给我上了这一课。) 
   

   
   笔会成立缘由
   
    中国的地下作家和流亡作家,为了成立自己的作家组织,以争取和守卫创作自由、出版自由,有过逾几十年的努力。
   
    假如不健忘,或历史中的记忆不那么容易被抹掉的话,人们一定还记得,1989年北京6.4惨案后,许多中国作家流亡欧美,另一些已在国外的中国作家,或自愿或被迫滞留海外。十年前,国际笔会一直希望海外的中国作家能够成立流亡笔会,并先后邀请过当时的中国流亡作家参加国际笔会会议,商讨此事,但从末实现。
   
    1989年底,旅美中国诗人菲野请我协助他筹划「中国流亡作家联盟」,想把以上背景的海外中国作家,以1989年六四后的流亡情境作为共同点,聚合在一起。但由于过程的匆忙、粗糙乃至作家们的恩怨、多疑和私心,此一努力失败了。为此还造成了部分作家长久互不往来的结果。
   
    1992年,我和居住在上海的诗人孟浪、默默等人,曾尝试筹组过「中国作家维护写作自由国际委员会」。以声援和营救许多尚在狱中的诗人和作家,为此,还起草了相关文件,并曾由我筹钱,通过孟浪等人将紧急救助费送给在中国的入狱作家家属。
   
    1996年,我和孟浪主持的流亡文学刊物倾向杂志曾协助美国布朗大学举行了「写作自由国际作家会议」及随后的「中文作家长桌讨论会」。曾邀请了在中国的诗人、作家芒克、王家新、唐晓渡,台湾作家廖辉英、陈若曦、应平书、林焕彰,定居香港的中国作家马建,与在海外的学者、中国政治异议者、流亡作家和侨居作家雪迪、郑义、仲维光、陈军、严力、杨小滨、苏炜、张郎郎、王渝、张真、郑愁予、荣伟、邵薇、寇致铭(Jon Kowallis)、高英茂等,和小说家拉什迪、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罗伯特‧库弗(Robert Coover)、剧作家和导演Aishah Rahman等国际作家,和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Joanne Leedom-Ackerman、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副总监Gara Lamarche、布朗大学校长Vartan Gregorian,及古巴等国的流亡作家共聚一堂,在布朗大学探讨怎样捍卫作家在专制和神权统治下,当代世界的创作自由,也讨论了作家及文学在中国的境遇。
   
    十多年来,由于可以想象的原因,由于我们的流亡已渐渐失去了精神上的纯粹性,以流亡作家为基础的此类笔会未能成立。
   
    在多次短期回国(时断时续的跟踪恐吓、监视和拘留)的基础上。1999年11月,我回到中国定居。2000年8月,我在北京居住期间,因为印刷出版《倾向》文学人文杂志第十三期,被北京市公安局在以「非法印刷出版」的罪名逮捕入狱。随后,我弟弟黄峰也因对外公开了我被捕的情况而入狱。在孟浪日以继夜地内外联络和呼吁下,在美国作家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全力营救、在多位著名西方作家写公开抗议信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情形下,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文学界的声援运作下,美国国务院强力介入此案,后经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本人和黄峰得以出狱,但我被遣送美国。
   
    2000年9月,在我抵达美国后,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纽约曾当面询问我,中国作家们有像美国笔会那样的作家团体吗?她也曾当着孟浪、张真和我的面,善意地询问孟浪,为什么在我入狱时不直接给她打电话或发传真。她说她需要的是关于我境况的详情,她说她不能只是指望从报纸上获得这类消息。
   
    2001年4月,我在洛杉矶遇见拉什迪时,他也询问我作家和文学在中国的情形。
   
    2000年10月,我应邀赴洛杉矶接受美国西部笔会中心颁发的2000年「自由写作奖」。(我和另一位墨西哥(当时尚在狱中)诗人共获该奖)。国际笔会主席荷梅罗‧阿迪哲斯(Hemero Aridjis, 墨西哥诗人)专程前来参加美国西部笔会的文学奖颁奖典礼,他此行的另一目的是和我探讨能否创设一个(不同于中国官方笔会的)符合国际笔会章程、流亡中的中国作家笔会。在那几天,荷梅罗‧阿迪哲斯和美国西部笔会的多位理事均在和我商讨关于筹组此一中国作家笔会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均认为,我及其它中国作家在祖国的遭遇证明,国际笔会需要一个能够真正伸张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中国作家团体。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告诉阿迪哲斯等人,现在已非十年前,如果纯粹是筹创一个流亡作家笔会,似并无必要。因为海外华人社会并不缺乏互助、联谊和交流性质的华文作家协会和笔会。我深知,流亡的中国作家及文人,由于诸多原因和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矛盾深、恩怨多、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另外,来自地下的作家和前官方作家协会的作家之间,由于各自的人生经历乃至美学观念上的差异,彼此之间甚难成立一个作家团体。
   
    但是,从道义和责任上讲,甚至仅仅是为了回报救我出狱之恩,国际笔会主席的这一期望,我也是难以推却的。我是因为文学和出版文学刊物而入狱,也正因此,我才被桑塔格等西方作家营救出来。荷梅罗‧阿迪哲斯是向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出公开信要求释放我的人之一,他正是救我的人,美国笔会和美国西部笔会是参与营救我的主要笔会。我能推却吗?我可以推却吗?我当时无法慨然应允,又不能断然拒绝。
   
    洛杉矶之行之后,我为此事陷入长考,我是一个和中国官方作协无涉、不和所谓文坛参和的地下诗人,作为流亡作家,也没加入任何海外的政治组织或作家团体,不参加任何政治乃至非政治性组织,卓尔不群,已成为我以往人生经验后形成的信条。此刻要我来亲自筹创一个作家笔会,这有违我的信念与行为准则,这使我十分为难。
   
    因为,任何一位作家或文字工作者,特别是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假如因为文字、文学,因为争取写作、表达、出版自由而受到审查、迫害,甚至被捕入狱,我们,作为他的同行,特别是作为他的中文写作的同行(不管彼此的私人关系好坏或政治见解是否异同),不能沉默、无动于衷。或者,只是等着国际上的作家,国际间的作家组织表示公开的抗议或呼救,等着别国的政府、国际组织去努力营救,那不正常,也令人蒙羞。如果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作家组织(它是作家的精神共同体,平时,它对作家不具任何约束力,因为没有什么比自由和个人性对作家更重要了。)可是,一旦发生了作家的作品受到审查、被禁,甚至作家本人受到迫害的事件,不管它来自哪个国度,除了作家个人的抗议声音,我们还有一个作家的组织可以发声,可以运作,特别是通过与国际笔会、各国笔会及其它国际人权组织的合作,去营救,声援,并为作家的避难、生存和写作提供帮助。这就是我出来筹创这一笔会的主要目的,也是这一笔会的真正价值所在。1990年代初,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遭遇,这世界上其它许多作家的遭遇,2000年,我本人的亲身经历,在在都给我上了这一课。
   
    若这一笔会能够创立,能够接纳他们成为会员、甚至有一天,这一笔会是以这些作家为主体,笔会的创设才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而我理想中真正的作家团体,应该仅仅是作家的精神共同体,自由的文学共和国。
   
    但是,因为我的亲身经历已使我不能不去重新思考。我两难,我开始和在中国及海外的作家友人商谈,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2001年初,我告知国际笔会、美国笔会中心及美国西部笔会中心,我愿意尝试筹创独立的(中国)作家笔会,我表示,让我努力试一试。随后,我获得同住在波士顿,多年来和我一起创办《倾向》杂志的老搭挡、诗人孟浪的认同和支持,我开始与在海外的流亡作家沟通联络,并获得了韩秀、万之、京不特、仲维光、洛夫、杨炼、胡冬、茉莉、郑义、刘宾雁、陈军、张慈等作家及友人精神上的支持和许多具体的建议。同时,我特别和在中国的刘晓波、廖亦武、阿钟等异议作家友人为成立笔会的事,进行了沟通和讨论,获得真正的响应和支持。我当时为自已订立的前提是,只有在获得了中国国内的,像他们那样的不依附于官方体制的独立作家的全力支持,我才可能去设法筹创这一笔会。
   
    严格上说,是由于他们要我不可推卸此一历史责任,并承诺愿意去说服国内其它的独立作家成为笔会创会会员的情况下,我才真正开始了具体筹创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工作。
   
    2001年4月前后,我与孟浪开始一个个致电邀请旅居海外的作家和流亡作家参加笔会。在中国国内,主要是由刘晓波承担邀请会员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廖亦武、余杰、任不寐等人均在创会期间参加了笔会。
   
    笔会的筹创得到了流亡美国的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流亡作家郑义、侨居加拿大的杰出诗人洛夫的慨然应允和支持。70年代末便已参与创办地下文学刊物的作家和编辑万之、,学者友人仲维光,诗人杨炼、胡冬,小说家马建在欧洲各地支持并加入。前中国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郭罗基、文革时期四川地下诗人蔡楚等也欣然入会。总体来讲,笔会的创会会员中包括了流亡欧美的作家、学者、出版人、编辑记者以及中国的独立作家和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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