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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十年的主導性記憶(隨筆)

   
   可以這麼說,警察是我這十年來的主導性記憶,也幾乎是我從青年時代起的主導性記憶。但無疑,這是一種負面性記憶。
   我只是一個為文的人,然而在這個國度里,為文者只要不人云亦雲,保持非主流意識形態姿態,就有可能成為警察監控、盯梢、騷擾的對象,就會被調查、被“請喝茶”,於是,我眼中的這個國家,就是一個時刻在威脅著我的自由的國家。
   
   我疏於寫作已有幾個月了。

   在中國,在上海,我總是缺乏寫作的衝動,和激情,常常會間歇性地陷入失語狀態。
   中國猶如一個大的鐵罐子,雖然這個鐵罐子現在已經被戳出了幾個透氣孔,但從外面進來的新鮮空氣還不能主導這個鐵罐子的主流氣氛,所以,我們能夠感受到的仍然是壓抑,以及缺乏建設性的熱情。
   我們是在毛意識形態灌輸下長大的一代人,所以,我們知道什麽叫恐怖,只要一聽到“狼媽媽”說話,就會下意識地哆嗦。在一種意識控制的長期作用下和氛圍中,你能自由地寫作嗎?!
   於是,過去的是又一個十年,真是歲月蹉跎!
   
   我在這個新世紀的開端很不吉祥。
   那一天的夜晚大概無人入睡,因為午夜12點的那個時刻意味著我們將成為跨世紀的人。我和一位來自貴州的朋友坐在一個小酒館里,一邊喝酒,一邊坐等鐘敲十二下。
   這位朋友當時正在鼓吹中國文化復興,而中國文化復興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制度文明,說白了,也就是所謂憲政民主。當時他們幾個人編印了一本《中國文化復興通訊》的小冊子。然而,這件事很快便進入了上海國安的視線。
   1999年12月31日午夜,或者說,2000年1月1日凌晨零點,新世紀鐘聲敲打了十二下之後兩個星期,這位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積極鼓吹者便被捕了。
   
   第二天,國安也來到我家。
   那天天氣很陰沉,所以屋子里顯得很暗。
   四、五個人敲門進屋之後對我說:“我們是國家安全局的。”其中一人向我出示了上海國家安全局的證件,然而他們都穿著便服。
   “跟我們走一趟吧。”我感到有點恐懼,但我沒有在他們面前流露出我的恐懼。
   我跟隨他們下樓。
   天空灰濛濛的,雖然是白天,但街上卻行人稀少。
   他們的車停在街邊,街邊有一家玻璃店,幾個工人在裝卸玻璃。
   他們打開車門,讓我上去,在我左右各坐了一名警察,我被夾在中間。這種情景通常都在電影里見過。
   不一會,車就在高架橋上了。
   我當時處於一種迷茫狀態,沒在意車是怎麼開上高架的。我在想他們會把我帶到什麽地方去。到了高架橋上后,我才意識到,我應該記住行車線路,以便我今後能夠判斷他們可能把我帶去的那個地方。
   
   我從1985年就開始和警察打上交道了。
   迄今為止超過二十五年的歲月里,警察幾乎成為我生活中的經常項目。
   第一次與警察打交道是因為馬裕武案。
   馬裕武組織了一個叫“未名社”的文學社團,邀我參加。
   但是,未名社的活動只進行了五、六次,馬裕武就被捕了,是因為“投敵罪”。當年的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刊物《支部生活》上曾登過一篇《一封投敵信發出以後》的文章,寫的就是馬裕武案。
   我對馬裕武的底細並不瞭解。後來才得知,馬裕武被判七年重刑是因為他給台灣寫信。
   自然在此過程中,警察來找了我。我進入了警察的黑名單,大概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以前,警察對我而言只是一種恐怖性象徵,這時開始成為我生活中的現實。
   
   1986年發生了一次全國性的學潮。警察找我談話,說是要聽聽我對學潮的看法。我至今沒有想透那次警察找我談話的用意,難道他們真想知道一個年輕人對時局的看法?我當時告訴他們,我對學生的行動是持同情態度的。
   這次學潮的一個直接的後果是胡耀邦的下臺,和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的被開除中共黨籍。
   
   此後警察在我的記憶中越來越被強化,直到最近若干年來被定期地“請喝茶”。
   
   回到前面的話題。
   車開到一家賓館的門前停下。我當時確實沒有意識到這是賓館,但如果這是警方的某個部門的話則未免顯得太豪華了,此時我才看清楚這家賓館的名字:上海建工錦江大酒店。這是一家4星級的賓館,大堂里進出的人很多,其中一個警察走到前臺去辦理開房手續,我和另幾個人則站在大堂中央等候。
   這時,我才算心神稍寧,感覺事態並不嚴重。
   那位開房的警察拿了房間鑰匙,帶著我們一起上樓。我當時試圖記住房間號的,但還是沒有記住,因為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應對警察的提問上了。
   那是一個標間。我查了一下建工錦江大酒店的資料,如果不打折的價格是在一千元以上。房間里,四個警察都在,其中一個女警察,坐在寫字臺前,鋪開紙筆,準備記錄。然而我注意到她并沒有寫下一個字,因為整個問話過程中,沒有問出什麽他們想要的東西來。事實上,他們以為我知情的事情我本來就一概不知。
   以下是我當時記錄的談話要點:
   
   1•“中国文化复兴联合会”是非法组织,我对此是不是知情?
   2•在×××处搜出了一份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是主席,而我则被列入文艺部的负责人。×××在事先有没有就这份名单与我商量过?
   3•创办《中国文化复兴通讯》,经费从何而来?
   4•×××会不会和海外组织有联系?他们和王希哲有联系吗?
   对这些问题,我都无法回答,因为我对这些事根本一无所知。
   
   整個談話進行了約四、五個小時,他們繞來繞去的盤問,使我失去了耐性,我說:“你們不要再問了,我什麽都不知道!”於是出現了一陣靜默,這時其中的一個警察的手機響了(也許是BB機,有點記不清了),只聽他對電話的另一頭說:“沒有……”。我想,這大概是意指他們沒有問出什麽有價值的東西來吧。
   談話已經沒法進行下去了。幾個警察小聲商量了一下,於是我們便下樓來,警察對我說:
   “你可以走了。”
   ……
   
   回到家后我給王一梁打電話。
   他也剛從錦江飯店出來,幾乎與我在同時,警察也把他弄去談了幾個小時。
   王一梁說:“出來吧,我們一起喝酒去。”我說:“現在我們碰頭不合適吧。”一梁說:“這正說明我們沒事,要是我們不敢見面,反而顯得我們有什麽秘密似的。”他說得對,於是我們就在雲南路的一家酒館里,一直喝到午夜。
   
   然而,此後事態的發展卻轉向了另一個方向,那個貴州朋友被警方逐出了上海,並被警告以後不准再進入上海。
   而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上述被警方弄去談話半個月后,王一梁也在春節前夕被捕。
   新世紀竟為我們開了這樣一個頭。
   
   我在這十年的主導性記憶只能以這樣的方式來敘述:21世紀對我而言,始於王一梁坐牢,而在第一個十年結尾的時候,獨立中文筆會前會長劉曉波被判十一年的重刑幷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我之所以要提及他們,並把他們與我關係在一起是因為我們都是獨立中文筆會的成員,我們也因為司法公正的缺失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於是,我把自己的命運與他們聯繫在一起進行計算,我感到自己也是歷史進步的因素之一,而所有的歷史進步都是各種因素累積的結果。因此我相信,中國進入文明進步的時代已經並不遙遠,真正自由寫作的春天也許正在悄然到來。
   
   許巍是中國最抒情的搖滾歌手,我這幾天一直在聽他的歌,他在《藍蓮花》這首歌里這樣唱到:
   沒有什麽能夠阻擋,
   我對自由的嚮往。
   毫無疑問,這應該是我們這個民族內在的主導性聲音,同時我也視此為這個時代的最強音!
   
   2010/12/1
   (原載《自由寫作月刊》第64期)
(2011/08/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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