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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言逆耳 旁觀者清---評點一封“日本人寫給中國人的信”

魯迅曾經對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痛加針砭,《阿Q正傳》便是一個文學範例。可惜,炎黃子孫積重難返,90年過去,吾國同胞似無寸進。近日網上瘋傳的一封東瀛文化人的信,對此慷慨陳辭,實在振聾發聵,令人猛醒!
   
   以下對該信試作評點:
   
   “作為一個日本人,我想在這裏和你們談談我對中國人的一些看法。我以前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留學生,在中國呆了五六年了,因此我完全有資格來說說我的看法。”

   
   作者肄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且“呆了五六年”,的確“完全有資格”說三道四。
   
   “日本和中國地理上很近,但兩個民族的性格卻是差得很遠的,中國人給我的開始印象是很好的,但時間一長,許多缺點暴露了,中國人膽小、恭順、懦弱、虛偽、圓滑、愛耍小聰明,尤其是讓我無法理解的是中國人為什麼對自己的同胞那麼無情,卻對一個外國人恭善有加。”
   
   筆者年逾古稀,從小所受教育便是“中華民族勤勞勇敢、刻苦耐勞”。1949年10月以前官方出版物如此說,60多年來北京當局更以此激勵民眾。事實上阿Q堪稱大多數同胞的代表:“真能做”(《魯迅全集》第一卷,490頁)、能吃苦都不假,勤勞有之,勇敢則絕對說不上。“膽小、恭順、懦弱、虛偽、圓滑、愛耍小聰明”這些評價,全中!
   
   比上述“缺點”更糟的是媚骨。用慈禧的話叫做“寧贈友邦,不與家奴”。毛曾稱“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毛澤東選集》一卷本,1966年3月,691頁)毛本人則否,他“對自己的同胞那麼無情,卻對一個外國人(斯大林)恭善有加”!
   
   “我剛開始來中國時,不過一個窮書生,但我卻能受到超國民待遇,幾年的經歷讓我深刻感受到中國人的確一盤散沙,中國人團結一心是有的,但那是在非常時期,比方說民族就要被滅了,不過那也不是什麼徹底的團結,”
   
   “超國民待遇”到底什麼樣子,作者沒交代,但可以想像。起碼吃好住好,勝於人大的中國學生。跟農民工尤其判若天壤。借用梁漱溟的話,“九天九地”之差。說到“一盤散沙”,那是日本人歷來對中國人群體的評語,至少可以追溯到百餘年前的甲午戰爭時期。
   
   “在外鬥和內鬥中似乎更傾向後者,中國人更恨的是漢奸,卻不是侵略者(在侵華問題上,我比較尊重歷史,承認這是日本的過錯),”
   
   對日本天皇和崗村寧次這樣的元兇戰犯,中國人會恨嗎?天曉得!而汪精衛則是“國人皆曰可殺”。足見國人心目中“侵略者”並非首惡。作者的眼光準確之至。
   
   不過他只“承認這是日本的過錯”,用詞值得注意。自稱“比較尊重歷史”的作者,大概並不認為侵華是“罪惡”。到底非我族類啊!
   
   關於“外鬥和內鬥”,不妨以北京當局炮製的經典影片《東進序曲》為例。那裡面的新四軍孟器宇(據說以中國開國上將葉飛為原型)縱隊,從頭到尾沒向日本鬼子放過一槍!卻以所部千餘兵力縱橫捭闔,軟硬兼施,大耍統戰手腕,成功瓦解國軍蘇魯皖游擊總指揮部數万官兵。
   
   如果說八路軍在朱德、彭德懷統率和指揮下,排除毛的干擾浴血奮戰,在抗戰之初先後取得平型關戰鬥和百團大戰的勝利;那麼,項英、陳毅為首的新四軍全部戰史,就沒有痛殲日寇的任何戰例。其最彪炳之“黃橋之戰”打的是中國人—國軍韓德勤部,韓時任江蘇省政府主席。而彭德懷為1940年的“百團大戰”觸犯毛的逆鱗,先在1941年華北會議“被罵娘”43天,毛還不解恨;19年後的廬山會議老賬新帳一起算。對待一名抗擊外敵入侵的有功將領、民族英雄,如此不饒不休的“內鬥”,古今中外均屬罕有!
   
   “中國人民養活我們在戰爭中的遺孤,卻可以在文革中無情的迫害自己的同胞,(甚至是親情之間),這些我都無法理解,”
   
   真要感謝作者,否則我還不知道大陸西南師大編的小學課本第七冊,收入《聶榮臻與日本小姑娘》這篇課文。其樣板教案中有一條啟發題:(百團大戰中)“聶榮臻正在指揮部隊向日軍發起全線進攻,為什麼還要救兩個日本女孩呢?”答曰此乃出於人道主義情懷。被救者之一名叫美穗子,返國幾十年後特地專程來華向聶致謝,不失為國際佳話。第七冊是小學四年級學生用的。孩子們是否理解那種人道主義情懷僅可出口,不可內銷?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寫解放軍長春圍城,林彪嚴令不准市民出城,即使餓死20萬老百姓他也無動於衷!拿破崙的詞典裡沒有“失敗”這個詞,共黨、共軍的詞典不會有“人道主義”一詞。資深共幹兼宣傳部門負責人周揚文革後覺醒,1983年談人道主義導致大禍,落得個癡呆五年後鬱鬱而終的下場。
   
   “如果不是中國人可能誰也不理解,你們中國人是怎麼理解的,如果說中國人善良,虛偽什麼,我不知道怎麼回事,如果單純的沒有中國人的自相殘殺,也許可以說這是善良,但有了文革,情況就不同了,老實說,我對你們的做法沒有什麼感謝的成分,只有不理解和疑問。”
   
   看來作者只知道文革,不知道50年代初的鎮反、土改即已草菅人命,殺人如麻。其實中國人也無法理解:為何可以善待敵國且屬侵略國的戰爭遺孤美穗子,卻不能善待(名義上)自己“選舉”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作者對中國人給予他的厚待毫無感謝之忱,這只能怪“偉光正”違反人性,一貫“自相殘殺”和“內鬥”不已。
   
   “還有我同樣不理解你們對日本戰後賠款的放棄。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再像中華民族這麼對外隱忍,對內殘酷的了。”
   
   關於日本的賠償問題,據2002-8-23“明報專訊”報導,國共當局均處理不當,加以美國政策偏幫日本而致如斯局面:
   
   “最新出版的中共《黨史文匯》披露,中國放棄一千二百億美元對日戰爭索償,是國民黨政府放棄在先,中共從大局出發,顧及民族利益才跟隨放棄的。文章同時強調,中國政府從沒宣布放棄一千八百億美元的國民賠償要求,從而給人民留下一個符合國際法向日本提出受害賠償的機會。”
   
   上述“中共從大局出發,顧及民族利益才跟隨放棄的”純屬為北京當局推卸責任。實際上,蔣政權當年受到美國極大壓力;而毛周面對的國際形勢則全然不同:
   
   “這篇署名‘王先勇’的文章指,二戰之後,美國操縱和包攬了日本賠償等事宜,初期態度相當積極,甚至發起‘先期拆遷’行動,將日本工業設備實物拆遷,三成作為受害國賠償,中國獲分一成半。但隨後賠償範圍一減再減,中國只得到微不足道部分。
   
   據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估計,中國戰時損失按當時價格超過六百二十億美元,但中國分得賠償物資才值二千二百五十萬美元,其中分得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是一套一點五萬千瓦的發電設備,其次是一具二百噸碼頭式起重機。美國於一九四九年五月取消了‘先期拆遷’計劃,停止日本對各盟國的賠償,戰後對日索償實際已被腰斬。
   
   隨後美、蘇對立日益尖銳,加上中國內戰進展,美國外交政策發生根本性轉變,扶持日本、抵賴賠償,成為美國的基本方針。而台灣蔣介石也一改對日索償的態度,對日採取寬大、不報復政策,同時,日本也以‘要與大陸談判’相威脅,迫使國民政府讓步,放棄戰爭賠償,與日本媾和。”
   
   “弱國無外交”。作為其最大對頭毛也承認並欣賞的民族主義者,蔣之放棄索償實乃國際間角力的結果,情非得已。
   
   “一九七二年七月,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就放棄對日戰爭賠償問題作下述表示﹕一,中日邦交恢復前蔣介石已放棄賠償要求,共產黨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二,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日本靠近我們﹔三,如要求日本賠償,負擔最終將落在日本人民頭上,日本人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生活,這不符合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
   
   周的表態冠冕堂皇,卻經不起推敲。什麼叫做“共產黨肚量不能比蔣介石還小”?如前所述,蔣是逼於美、日聯手之壓力,而田中訪華與北京建交時,毛、周並無面臨類似壓力。相反,斯時美國要聯中反蘇,日本也要利用大陸抗衡北極熊,二者都有求於中南海。所以,共黨不過是故作慷慨,拿七億中國人民的利益牟取一黨的“面子”而已!
   
   說到“採取寬容態度”,未必一定要放棄索賠,減少索償額也是“寬容”。至於第三點,不知周是無知還是打腫臉充胖子!難道當時的日本民眾竟然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比在文革造成的物質極度匱乏之中苦苦掙扎的大陸百姓還“艱難”?什麼叫做“與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願望”?莫非那就意味著必須分文不要,以便一衣帶水的鄰邦國民可以“長期”繼續吃香喝辣,而神州大地芸芸眾生只能“長期”衣衫襤褸勉強果腹地苟且偷生?周如此表態自然出於毛的決策,或至少經毛首肯。“毛始皇”對日之這般舉措跟晚清的慈禧有何兩樣?
   
   這裡面有個背景作者可能不清楚,那就是毛當時曾向田中表示感謝日本皇軍的侵略,因為如果不是抗日戰爭爆發,“長征”到達陝北的毛共殘餘早就被蔣消滅了。所以,毛放棄戰爭賠償,可能是以之回贈日本皇軍的救命之恩!
   
   “這讓我想起了以色列和德國的關係,說實話我很佩服以色列人,他們對德國人不依不饒的態度,這表明他們重視自己的價值和權利,他們沒有原諒德國人,但德國人卻很敬重他們,”
   
   人必自尊,然後人尊之。以色列人自尊自重,故得人尊重,包括其宿敵德國人在內。而德國人本身也同樣是自尊自重、頂天立地的偉大民族。二者惺惺惜惺惺,都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相反,在東方,現實是日本人很瞧不起中國人,你們放棄賠款,你們原諒我們,我們依然恨你們,瞧不起你們,鄙視你們,原因不在我們,在你們自身,你們自輕自賤,別人也沒辦法,中國人沒有血性,意氣都被磨光了,剩下的是暮氣,自卑,和你們所說的崇洋媚外。”
   
   這段話直陳胸臆,一針見血,舉凡中國大陸同胞,均應痛切自省!憤青尤應三思。港台同胞則宜發揮各自優勢,揚長避短,一面在政治上爭取與深化民主,一面在經濟文化領域與日本人競逐,不卑不亢,為炎黃子孫爭光。
   
   “你們號稱文明古國,但是除了那些死的建築,博物館裏的文物,現實在中國人的生活裏,哪還有傳統文明的影子?”
   
   此處可以借用五十年代周恩來關於賣淫現象的警句作答:“有,在台灣!”,後面再補充一句:“還有在港澳!”
   
   “不錯,日本受過中國文化的長期影響,但現在保存這些文化鮮活性卻在日本、韓國、新加坡,不在中國大陸,”
   
   用孔聖人的話就是:“禮失求諸野”。作者沒提港、澳、台,可見他也沒否認此三地之“中國文化鮮活性”依然保存。
   
   “你們把誠信、節義、禮儀、四書五經看作四舊掃到垃圾堆裏,聲稱建立一個新社會,卻不想是現在這個樣子,”
   
   胡錦濤的七一講話,真應該參考作者的這封信。不過,清華大學政治輔導員出身的胡,可能連“誠信、節義、禮儀、四書五經”為何物也答不出來。但他應當記得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中所言:“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武裝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四書五經絕對屬於中華先賢創造的寶貴知識財富。對此他理應加以惡補,溫家寶無疑可以充當他跟其他七常委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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