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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字斷案用筆殺人---評點《一葉一菩提》(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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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沉渣其來有自---評點《一葉一菩提》(之九)

文革結束至今32年了,儘管當局的“紅頭文件”早就宣稱:要“徹底否定”毛“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運動,但談何容易!《菩提》的出籠,便表明“戰鬥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襲用”(魯迅語)。蕭某羅織罪名構陷抹黑等種種手法,在“十年浩劫”中比比皆是,司空見慣。該員作為文革沉渣,正是在那“史無前例”的動亂中脫穎而出的。
   
   “十五年”名不符實
   
   與京版相類似,港版《菩提》封面主圖案也是舉世聞名的敦煌莫高窟。不同者是書名左側有一尊佛像,半跪半蹲,雙手合十作誦經裝。下方的副題《我在敦煌十五年》,比京版大了幾個字號,甚為醒目。給人的印象是作者憶述其在敦煌研究所15年的經歷。《自序》中更以“曾在莫高窟生活了十五年的真正莫高窟人”(8頁)自詡。

   
   而書末蕭功秦的《跋》首段亦稱:“這是家兄蕭默(蕭功漢)在敦煌莫高窟十五年生活的回憶錄”(388頁)。次段又謂其兄“1963年……調到敦煌莫高窟從事建築歷史研究,在那裡度過了整整十五年”。(同上)
   
   事實上,兄弟倆都在胡說,書中所記前後矛盾,蕭某本人在敦煌莫高窟實際生活不足十年,其間更非完全“從事建築歷史研究”。所謂“實話實說”(8頁)摻雜了不少謊言!
   
   頻頻外出不務正業
   
   如若不信,可將作者1963年底至1978年秋(比“整整十五年”少3個月)的行止大致列出:
   
   (1)“12月,已經是隆冬了。1963年,就在這個月的下旬,我離開我留戀的伊犁,去往嚮往中的敦煌。”(45頁)
   
   末尾一句便不免令人質疑:既然留戀伊犁,何故要調走?再者,“去往“一詞乃屬生造。
   
   (2)“1966年春節剛過,我和所裡好多人一起,參加敦煌縣農村四清工作,到酒泉集訓。”(89頁)
   (集訓畢)“我被分配到敦煌新墩(文革中改名紅星)公社八戶梁小隊”(91頁)
   “大概這年四月中,就調回縣城,參加縣四清工作團階級教育展覽館的籌辦工作了。”(95頁)
   “我要等展覽組工作全部結束,到了冬天,才回到所裡,”(102頁)
   
   這就是說,1966年全年至少有10個月,蕭某既不在所裡,也不務正業。
   
   (3)“1966年冬天回所以後,卻面臨著這麼一個奇特的景象:工資照發,食堂照樣管飯,而工作全無。”(103頁)
   (因1966年8月起大串聯成熱潮)“我一個人到了北京,……在京看了幾天熱鬧,……便南下長沙、湘潭,……最後到了上海”。(105頁)
   “回到敦煌,已是1967年2月”(108頁)
   “三月間有一天”,在縣委禮堂舉行控訴工作組的公開會,會後自發成立“敦煌縣人民武裝部抓革命促春耕宣傳小分隊”,“下鄉吹拉彈唱”。作者積極參加。“一個多月,勝利完成任務”。(108-111頁)
    “1967年春末,我回到所裡”,“自己成立了一個戰鬥隊,名曰‘韶山’,連隊長帶隊員,敝‘戰鬥隊’只有敝光桿一人。”(116-118頁)
   “1967年,可以說,研究所就是在兩派派仗的炮聲隆隆中度過的。在派仗中,我的確是發揮了大家原本忽視了的‘實力’。”(130頁)
   
   此段提到的“長沙、湘潭”,是蕭某家鄉。假串聯之名行省親之實,沒有上班而薪水一分不少,路費全部報銷,好不愜意!
   
   最後面說的“實力”,則是作者寫大字報的刀筆工夫。由於該員曾到過京、滬等地“大串聯”,耳濡目染學到了舞文弄墨信口開河的那套本事。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蕭某遂成了對立兩派競相羅致的筆桿子。而他本人也夜郎自大,以能夠掉點書包為榮。
   
   不過,僅以“敝光桿”一語為例,即可見其文字不通之一斑。“敝”乃謙辭,通常冠於其他名詞之前,如敝國,敝校;或者(自稱)敝人,不能單用一個“敝”字代表自己。如“敝深為之憾也”(249頁)就簡直貽笑大方!
   
   (4)“1968年夏,一紙借調令,我被縣委借去,到宣傳部工作。”“當時我還不是黨員,更從沒有與黨的宣傳工作沾過邊,派性大字報雖然寫得有氣勢,,那也不過是信馬由韁,隨意揮灑之作,並不需要負多大責任。”(146-147頁)
   其後,“1968年夏秋之際”調去縣樣板戲劇團,歷時兩個多月。(151頁)
   秋天回所,“我就被革委會派往酒泉和蘭州……‘押解’常書鴻到酒泉繼而到蘭州治傷。”(152頁)
   
   當時並非黨員的蕭某能被縣委借調,先後“到宣傳部工作”和“調去縣樣板戲劇團,歷時兩個多月”,可見知名度不低兼表演功夫了得。後者有照片為證。(114頁)而那種“信馬由韁,隨意揮灑,並不需要負多大責任”的惡劣文風,遂牢牢附著於蕭某身上,如影隨形, 36年後誣高之作,其源蓋出於此。
   
   至於充當解差“董超薛霸”,(蕭默《《祁連山下》之外的常書鴻》)則被蕭某作為今日“附庸民主”之政治資本。書中將此經過冠以《《祁連山下》外篇》之名,分上下兩章,濃墨重彩,寫了30頁,約23000字,佔全書約十二分之一!
   
   按《祁連山下》本屬徐遲所撰膾炙人口之報告文學篇名,主人公乃常書鴻。如果說,《《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是借《尋找家園》的影響力為己作造勢;那麼,《《祁連山下》外篇》也如出一轍,其命名同樣旨在附庸風雅,“拉大旗作虎皮”,但內容則迥異。《尋》肆意攻訐舊同事,《祁》極力美化自身。一言以蔽之,打擊別人,抬高自己!
   
   (5)“1968年秋冬之交直到次年開春,就和另一位‘革命群眾’,還有一大群男性被揪鬥人員下農村勞動了。”(156頁)
   “1969年3月我在蘭州結了婚,”(195頁)“夏秋之交的一天,……專職幹起了農活,”十來天後奉命放羊。(200頁)直到“冬天羊都關進了圈裡,開始了冬圈。”(210頁)
   
   這裡前一段起碼有四個月不在所裡,第二段至少一個月在外放羊。
   
   (6)“1970年,軍宣隊.工宣隊還在,我還是修理地球。”(214頁)
   “1971年春夏之交,農宣隊剛走,所裡街道縣委一個文件,又來借調我,這次是到黨和水庫工作,即日報到。……我在水庫待了近一年,1972年春節以後才回到所裡。”(229頁)
   
   修理地球即幹農活,再到水庫近一年,都不是做什麼建築歷史研究。並且後者離開了莫高窟。
   
   (7)“1973年秋,省文化局正式將我從研究所借出,參加麥積山加固工程工作,這一幹又是三年多,……1976年秋天回到所裡。馬上又借調”外出,“1977年春天才最後回到所裡。”(303頁)
   
   1973年秋至1977年春為三年半。以上全部累計,蕭某調敦煌研究所後,未滿15年間至少有五年半沒在莫高窟。餘下的九年半中,不務正業的時間超過三年。換句話說,他充其量只有六年半是“從事建築歷史研究”!而所操副業則包括炮製派性大字報。
   
   大字報寫手的禿筆
   
   當然,若與江青手下御用班子“梁效”(內有清華文科名教授)相比,蕭某筆鋒自屬望塵莫及。試看下面兩段:
   
   “‘文革’中有一天,在高爾泰處境最艱難的時候,我偷偷溜進他的房間。他拿出一幅不大的油畫給我看,笑著問我:‘你看這畫的是什麽?’畫上展現出一幅北國嚴冬的景象:一片傾斜的雪原上,有幾株掙紮著的枯樹和幾叢被寒風壓倒的枯草。背景是一片淒厲的冷色,一抹殘陽,透出恐怖的血紅。地平線上站著一頭失群的仰頭嗥叫的狼。我當然看得懂畫裏的意思,沒有說話,他笑著等待,忽然他自己說了:‘不,這不是狼,這就是我!’
   是的,高爾泰是一頭被追獵的狼,同時也是一頭追獵的狼。”(249-250頁)
   
   以上對油畫的描繪和對高氏的評論,似乎不無形象思維在內,當屬其嘔心瀝血字斟句酌的結果。清華建築系畢業的蕭某,全靠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因緣際會練就一套依附權勢筆伐“弱者”的伎倆。但若論文字功夫,畢竟難登大雅之堂。
   
   人所共知,文章也好,藝術也好,首重真善美。這兩段文字的最大弊病不在缺文采而在於虛假。借用毛批黨八股的話,叫做“無實事求是之心,有譁眾取寵之意”。
   
   對此,高氏兩年前已經尖銳地指出箇中要害:
   
   “你說,‘高爾泰是一頭被追獵的狼,同時也是一頭追獵的狼。’我想這兩句話,是來自詩人黃翔。黃翔著名的《野獸》詩,就是這樣開頭的:‘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獸……我是踐踏野獸的野獸。’你把後句緊接著‘踐踏’二字的‘野獸’二字去掉了,很有意思。所有的狗,都有一種同野獸劃清界線的需要。(《昨日少年今白頭—一頭狼給一隻狗的公開信》2009-1-30)
   蕭抓住高所作之一幅油畫借題發揮,惡狠狠地咒高為“狼”,高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回敬稱之曰“狗”。當時處於“牛鬼蛇神”地位的高,是否可能成為“一頭追獵的狼”,讀者自可判斷;而蕭之對權貴搖尾乞憐、對弱者耀武揚威,正好暴露出一副狗的嘴臉。
   “沒想到的是,你會以我的親密朋友的身份,來劃這線。所謂‘研究所裡關系最密切的人,’所謂‘多年的情誼,戈壁灘上的漫步,傾心的交談,學問的溝通,風趣的玩笑與相互間的關懷與同情’,所謂‘文革中有一天在高爾泰處境最艱難的時候我偷偷溜進他的房間’,這種憑空虛構的逆向迂回,已超過了劃線的需要。那些半真半假的趣聞軼事,隱私八卦,摻雜著駭人聽聞的道德指控,在不了解真相、特別是不了解文革真相的年輕讀者那裡,也真的可以造成,一個老朋友在懷念故人的印象。而這個故人,是一頭‘身子在二十世紀,頭還在中世紀’的、到處亂咬的惡狼。
   好在任何事情,都有個歷史背景。‘橫掃一切’時發生的事,‘化消極因素’時不會發生。紅衛兵著舊軍裝走遍全國時發生的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不會發生。‘揪軍內一小撮’時發生的事,‘還我長城’時不會發生……你的許多歷史言說,放在當時的客觀背景中來看,還是可以證偽的。比如你說你在文革中我最艱難的時候偷偷溜進我的房間與我相會,你可能是忘記了,那時我人在牛棚。房間已被查封。“”(《昨日少年今白頭—一頭狼給一隻狗的公開信》2009-1-30)
   謊話連篇漏洞百出
   半真半假,真真假假,捕風捉影,疑幻疑真,正是文革大字報一大特點。當然也有不少大字報出於百分之百的捏造虛構,但其殺傷力有時不及“摻真”的貨色。蕭某對此自然頗有心得,所以將近四十年後再度祭起此一法寶,針對昔日‘研究所裡關系最密切的人’大舉攻訐。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兼擅哲學與美學的高氏應付蕭某這種跳梁小丑,高屋建瓴,游刃有餘:
   “我愛畫狼,這是真的。但是這個真,不能為你那個假作證。那幅油畫,抄家時已經失去。抄家是群眾性的,你也來了。你提到了那幅畫,沒提抄家。這種任意剪接情況——不提的事比提到的重要——文中常見。你的剪刀很大,歷史被整段整段地剪掉。提到八三年,不提‘清污’。提到社科院,不提八十年代……這些切斷了因果鏈條、絕緣於泛文化背景、加上虛構細節的小故事,漏洞多,矛盾大,不待與事實對比,你早已自我證偽。”(《昨日少年今白頭—一頭狼給一隻狗的公開信》2009-1-30)
   舉一可以反三。蕭某自我證偽之處不勝枚舉。例如鄭紹榮就高爾泰檢舉蕭某“偷聽敵台”一事審高,京版詳細徵引鄭、高對話,被高拆穿純屬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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