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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的人——梁山桥老先生和阿兰女士

    我感谢的人——梁山桥老先生和阿兰女士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两个月前离开曼谷的消息,我连梁山桥先生也瞒了,多少过意不去。当我在纽约州重新品味春天的时候,他仍然在那间桂河桥头两百米外的小屋中守望,于雨季的湿热当中,靠孤军墓的一点游客募捐度日。
    为建孤军墓,梁老先生负债一百万泰铢,他在帕隆玛黛乡间的那一大幢农居,至今抵押在银行手中;还不起贷款,他不得不跑到曼谷到处求人帮开存款证明,以换取延期偿还,否则,农居一旦被银行收走,他一家就只有宿于桂河桥头、孤军墓侧的那间“门卫室”中了。

    2009年十月我造访桂河桥。滚滚的桂河水,夹杂着雨季的泥沙浩荡而下,间晴的酷日当中,简陋的中国远征军孤军碑,孤零零地立于江边,与东岸甘扎拉布里镇上如皇家园林一般亮丽的英军墓形成了最难堪的对比,英军墓不远处低调却不失典雅的日军墓,则是来自反面的绝妙嘲讽。
    但是,寥胜于无,2005年以前的六十年当中,这里中国死者的纪念标志,连一块石头也没有,中共和国民党的修养,耻辱性地令人长期错觉:二战东南亚战场与中国人无关,而全靠不战而逃的英国人。梁山桥老先生靠一点抵押来的可怜钱,和一双钣金工手,一个人建起的碑和墓,这才让人知晓:中国远征军和十万阵亡军人在东南亚的存在。梁老先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孤军碑旁,保留着梁老先生当年的“工作室”,那是一间木头搭起来的简陋棚屋,四壁由编织袋材料充任,四面透风,小牛大的土狗都可以随意出入,四周是齐腰高的、大刺刺的热带野草和灌木,一直延伸到桂河边。直觉地感到:此处是各种毒蛇的温柔之乡。梁山桥说:做孤军碑的时候,他就住在这里面,没有自来水,每天傍晚到桂河里洗澡。
    “碰到蛇了没有”,我问。
    “怎么没碰到?有天早上我醒来,一条宝绿色的大蛇盘在蚊帐外,后来用弹弓才把它打走”,他说。
    我想到河边去看看,他劝我不要去,因为毒蛇很多,怕万一我出事他难向外界“交待”。
   
    出生于1943年的梁老先生,民族情感很深,这既反映出他的正直和自尊,也可能与他多年侨居泰国、饱受种种歧视和屈辱有关。他很熟悉东南亚的中国孤军历史。在他引导和启发下我了解到:
    东南亚最早的中国孤军,是南明李定国将军抗击满洲征服军队的余部,经云南退入缅甸,少部分人避居泰北。他们宁愿钻入热带丛林当野人,也不愿“剃发易服”投降满清;这些人都是铮铮铁骨,是中国人的脊梁,可惜都湮没于热带的蛮荒当中了。
    而后是入缅对日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他们中有部分被打散的人,和走不动的伤残军人留在了缅甸和泰北;
    不久,在反赤化卫国战争中失败的国民党军队,于1949年至1950年陆续退入缅甸和泰北,这些誓死不投共的官兵们,都是近现代中国人中的精华,其中包括“南昌不暴动、淮海不投降、云南不起义”的“三不”将军李弥,可悲的是,这些人中的大部分,竟然被台湾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抛弃,而备受缅甸、泰国政府的凌辱。
    在雨季夜晚的通宵厚雨中,梁山桥先生如数家常地给我讲中国孤军的历史,他说:泰国政府一直宣传他们如何优待泰北中国孤军、给予他们公民待遇什么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五十年代末泰国共产党势力靠中共扶持,势力很强,打下了泰北一半地方,泰国国防军屡战屡败,泰王急得不得了,就召集与中共作战经验丰富的中国孤军老兵出山,作为剿共的先锋突击队,承诺胜利后给他们及其家人国籍。孤军老兵牺牲了几百人,肃清了泰国共产党武装,结果泰国政府却出尔反尔,就在泰王赴医院看望孤军伤兵的同时,在中国孤军背后打黑枪,杀害了一批骁勇善战的中国军人,还把另一些人调去打更强大的缅甸共产党武装,借刀杀人,结果很多人倒在缅共的枪口下;原来答应战后全部给予的公民身份,也没兑现,孤军中只有上过战场的取得了泰国公民资格,许多老军人至今没有泰国身份。
    “我亲眼看过一个孤军老兵,他的腿上有一处发黑的枪伤,他说,这是当年在战场上泰国打的,从背后开的枪...”说到这里,梁山桥禁不住老泪纵横。
    梁山桥先生还以他二十年华侨经历,给我历数泰国社会的险恶、旅泰民运圈的生存艰危,可惜我那时为泰人的“微笑”表象所迷惑,错以为梁老脱离中国苦海已久,身在福中不知福,后来终于吃了大亏。
    是夜,梁老先生床上床下地运动着墩矮的身躯,象老父一般地为我挂好吊顶蚊帐,他和他那不会说国语的小儿子同睡“门卫室”的另一床;我就在桂河畔飘来的夜半歌声和无边夜雨中沉沉睡去。
    回到曼谷后,梁山桥先生一直挂念着我一家的安全,他多次告诫我:泰国很多房东都非常贪婪卑鄙,切不可与之发生冲突,否则会害了一家人,联合国也保不住我。我终于逐渐认识到泰国社会的丑恶和凶险。
    有一次我问梁老先生:“某某某说我去了西方国家得洗盘子,不如留在东南亚做华侨更有前途。”
    梁老以坚决的口气说:“别听他的,一定要去西方国家!不去,你就害了一家人。”
    2010年十二月初的,联合国通知我全家到泰国移民局自首,坐监七天,准备赴美。预约自首日前两日的晚上,我打电话给梁山桥先生,请他帮收捡和保管行李、届时送往机场,梁老先生时在桂河桥头的“门卫室”中,他第二天下午就冒着旱季的燥热坐火车赶到了曼谷,但还未及到我家,联合国又突然来电话通知,说我体检不合格,行程推迟。梁老先生辛辛苦苦却白跑一趟,但他没有埋怨我,还提醒我说,下次再通知你走,走之前尽量不要告诉别人。
    梁山桥身上存有厚重的传统中国人之敦厚和热肠,但他亦有传统中国人的胆小怕事,他不敢为恪守正义而得罪朋友。但他已经算旅泰民运圈内一位难得的好人、一位忠厚长者、所有中国政治流亡者的可靠朋友。
    我来美已近两月,不知桂河桥边梁山桥的困境是否有所舒缓?只要孤军墓事业的困境持续一天,两岸中国政府的耻辱便增多一天。在东南亚战场上牺牲最多的中国,其政府是如何对待自己的阵亡者的?这种耻辱的民族劣根性,每一天都在壮丽的英军墓旁、在典雅的日军墓旁、在全世界游客面前丢人现眼。
    我离开曼谷前捐给梁山桥先生五千泰铢,聊以告慰沦陷的中华民国故国、聊以告慰一己之民族良心。
   
    但我却无以致谢阿兰女士,我曾经承诺走之前请她吃饭,结果自食其言。
    阿兰女士是梁山桥先生的干女儿,她是中国国民党军队泰北孤军之后,生长于泰北山区,她父亲是一个上尉军官。据说,阿兰的成长和婚姻,得过梁山桥先生诸多帮助。
    阿兰三十多岁,大眼睛、嘴唇较厚、丰满的圆脸有些歪,很有些淳朴山区泰人的憨态,只有她的眼神和较浅的肤色,流露出稍许中国特征。她年轻的时候肯定是有些秀色的,长期的泰式香炸高糖饮食,令她的身体偏重了。
    她原先与一个台湾人结婚,育有一子,其后未赴台而离婚,遂定居曼谷,在渔具店打工为生,据说那里生意不错。
    她在泰北中文学校受的教育,国语还算流利,但口音带有类广东人式的硬腔,不适应的人听起来感觉不友好;可能是文化程度的缘故,普通话中好些抽象的词汇她听不大懂。由于常用,她的泰语好像比国语讲得更好。
    但就是这生硬的国语,给了我及时雨般的日常帮助。我泰文全盲,泰语只认得全十个数字,于是自认识阿兰始,租房、购物、看病、认路…经常打电话要她提供免费的泰语翻译服务,我妻子有时也打电话麻烦她,而接电话的时候,她每每在渔具店上班,经常还很忙。尽管如此,她基本上有求必应,从没向我发过脾气。
    有一次我的长子把书包忘在六十九路车上,里面有在泰国买不到的教材,我急忙携长子坐另一辆六十九路去追,在缺乏消音设施的泰国公交车发动机震耳的轰鸣中,正在渔具店上班的阿兰,通过手机,用泰语耐心地向脑筋硬邦邦的泰国女售票员解释我的事和诉求,口干舌燥近二十分钟,对方终于明白过来,带我到总站追到了书包。
    我很痛心这样好的一个中国人,竟然有国不能回,只能定居在这个蛮热的国度。阿兰已经入了泰国籍。我曾告诉她,如果没有共产党的专制,中国比泰国好不止一个档次,中国的气候和饮食也会令她更漂亮。我还劝她:共产党垮了以后,你一定要回去,新政府一定恢复泰北中国人的国籍的。
    新政府一定接收泰北的华人吗?其实,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如此,我开了空头支票。但是,阿兰毕竟出自泰北中文学校,通汉语汉字的阿兰,如若回国,定能很快融入中国社会。而梁山桥老先生生育于泰国的女儿和儿子就不行了。
    愿泰北华人向往回国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已值五月中旬,纽约州是湿润凉爽的初夏,曼谷则是湿闷的雨季,不知阿兰渔具店的生意怎样。希望阿兰于收工的夜雨当中,上网快乐。由于我不会再来曼谷,我欠阿兰的一餐饭,只有委托梁山桥老先生代请了。
   
   曾节明 于辛亥革命百年 五月十五日上午于纽约家中
(2011/07/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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