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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世界工厂遇双重打击 东莞模式被指已走到尽头(2011/07)

世界工厂遇双重打击 东莞模式被指已走到尽头

   2011年07月31日 23:44 《新世纪》周刊

     外部市场未见好转,国内成本大幅提高,东莞面临双重打击

     □ 财新《新世纪》记者 符燕艳 实习记者 吕凯霏 林浩植 | 文

     7月下旬,南方酷暑,具有“世界工厂”之称的南方城镇——东莞,阳光普照。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商人和工厂老板而言却如临严冬。在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他们苦熬数年,前面仍不见曙光。

     就在一两个月内,两家具有数千员工规模的厂商相继倒闭。亦有更多不知名的小企业悄悄关停。由此引发东莞企业重现2008年“倒闭潮”的热议。东莞官方这边厢急于辟谣,称不存在“倒闭潮”,那边厢却也难掩焦虑,称现在“更困难”。

     “2008年金融危机,只是外部市场恶化。而如今,外部市场未见好转,国内成本大幅提高,东莞面临双重打击。”东莞一名官员对财新《新世纪》说。

     东莞的产业形态,既是出口导向型,又以中小企业为主力军,对外部环境变化最为敏感。对企业主而言,经营上起起伏伏已是常态。有人想着:“熬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不但要熬多久,他们心里无底。亦有人选择撤离:“这已经不是用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调整周期可以解释了,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东莞到头了。”

     以东莞为代表的低端制造业产业被逼入转型期已无悬念。业界挣扎将难以避免,营商环境的彻底变更亦被迫切期望:“我们需要有一个正当的发展环境,而不是中国特色的发展环境。”

     双重打击

     表面上,东莞官方数据暂未体现经济的巨大波动。据东莞外经贸局数据,其关停外资企业数量处于正常水平,上半年共关停266家,同比减少11家。并由此得出结论,“未发现企业大量倒闭。”

     但这并不意味着东莞企业的生存状态乐观。距2008年已经过去三年多,但在东莞厂商看来,金融危机并没有过去,国外国内经营成本的双双上升,成为压在他们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快倒闭了。我的客户倒了,三个月的货款回收不了,又要垫钱给供应商。”一名电器行业外贸公司的老总说。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受访厂商均向财新《新世纪》记者指出,当前困难的直接原因是国外市场恶化,国内成本上升。

     东莞是外向型经济体,其产品三分之二以上都是销往海外。据东莞外经贸局数据,今年1-4月,东莞出口总额为226亿美元,同比增长19.5%。

     然而,外经贸局的一名官员丝毫不感安慰。这些出口数据具有一定滞后性,而外经贸局监测到的一些先行指标已出现恶化。该局调查显示二季度以来,超过30%的企业表示订单下降,原因是“欧美市场经销商库存大量积压,现在正处于去库存化的状态”。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也指出,东莞外部环境表面比2008年稳定,但背后有着不稳定的因素。“欧美经济离复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将直接导致东莞的加工出口企业接不到订单。”即使接到订单的,也未必是好事,“订单的价格不仅上不去,还有可能下降,且订单主要是三个月的短期订单居多,长订单减少。”

     而经营成本的持续上涨令东莞企业雪上加霜,甚至导致企业有订单也不敢接。受访者普遍指出,劳动力、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加上汇率因素,今年以来,企业经营成本普遍上涨30%左右,而跟石油、棉花有关的行业,其原材料成本上涨100%。“东莞制造业的利润也就是5%左右的水平,成本一上涨,大部分企业基本是零利润或亏损,即使接单,也只是为了勉强维持生存。”

     与此同时,企业回笼资金速度普遍放缓。一名东莞当地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老总表示,“以前回款一般是三个月,现在是六个月,以前是现金,现在是票据。总的周期可长达九个月。”林江指出,回笼的资金用于经常性支出(如支付给原料供应商),由于利润较为微薄,又不能获得银行信贷,企业基本上没有钱去做新的订单。

     东莞模式末路?

     理论上讲,生产成本上涨,可以通过产品涨价的方式转移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但在东莞这个“世界工厂”,企业却是有苦难言。正是东莞传统的加工贸易型经济模式,令他们面对外部环境时,陷入被动局面,并越陷越深。

     “东莞企业以来料加工型为主,两头在外,原材料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涨不涨他们说了算;销售市场也同样掌握在外国人手里,降不降也是他们说了算。”上述电器行业外贸公司的老总显得非常无奈。他指出,低价订单你不做,自会有人来做。

     一名在东莞经营十几年的台商也深有体会。他曾经是一家电子制造厂的股东之一,于去年底便卖掉了工厂的股权,转战深圳发展第三产业。“我们的利润,从最初的30%,下降到15%,再降到5%甚至是零利润,别说涨价了,几乎产品每年都是在降价。”

     在林江看来,东莞现在面临的困境,正是由于加工出口本身的竞争力不强,劳动力价格上涨,加之外商讨价还价,且面临着越南、印度、柬埔寨低廉劳动力所带来的竞争,“这些因素都压迫着东莞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林江说。

     面对困境,企业的选择则不尽相同。

     一种比较突出的观点是:东莞模式已经到头。持有这种看法的厂商不少。“不敢说东莞会就此没落,但它的顶峰早已过去。”上述台商指出。他选择了撤离。他的说法是,“不赚钱的生意,可以做一段时间。但现在到了谷底,必须要止损。”

     对于以东莞为代表的加工贸易模式,他说道:“以前,我在华强北(注:位于深圳的全球电子产品集散地),看到一群群的‘蚂蚁货军’,很感动,觉得中国在崛起;可现在再看,想到美国有条有理的货运物流模式,想着中国凭啥能赶上人家?”

     据其透露,他认识的台商约30%已撤离东莞,约有一半心里想着撤离。一名商业银行东莞分行的职员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过去东莞的塘厦是台商的聚集地,“现在整个都撤出去了”。

     但亦有不少企业认为东莞模式虽然艰难,但仍可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原来那种方式,还是可以继续维持和发展下去。”上述电器行业外贸公司的老总说。为了挣扎图存,他采取的做法是减衣缩食。“裁减外籍员工,换更简陋的办公室,卖掉汽车等。”

     一家东莞企业的管理人员指出,现在大家考虑的就是如何保住自己。一些企业为保证资金链铤而走险,“去贷一些高利的款。”但是,“如果订单收不到回报,就会亏本,甚至倒闭。”

     官方的数据更为支持后一种选择。东莞外经贸局数据表明,超过90%的企业明确表示希望扎根东莞。同时,上半年虽有外资企业关停,但亦有外资企业进入,新签项目846宗,同比增加过半。据外经贸局的官员透露,之所以有新增投资,主要是日本核泄漏事件的影响,令一些日本厂商做出转移。

     不过,几乎所有受访厂商都指出,愿意留在东莞的一个前提,“我们需要有一个正当的发展环境,而不是中国特色的发展环境。”一名厂商称,如扭转目前这种被动的现状,中国的外部环境必须改善。

     症结待解

     在广州泛珠三角城市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王廉看来,目前困境背后仍有正面意义。他指出,前述出口先行数据增速放缓,显现出来的其实就是东莞经济结构性调整的趋势。

     对于厂商的撤离和倒闭,王廉认为,国际上企业的死亡率通常为13%-15%,香港在转型前更是达到了18%。“相当大一部分企业应当被淘汰掉,不适应的企业应该考虑转行。”东莞市发改局副局长王钊鸿也称,即使是倒闭的企业也可说是升级转型的一部分,适应不了市场而被淘汰属正常。

     事实上,多年前东莞官方和企业主都已经将产业转型提上日程,企图避免目前这种困局。提出的思路,或转内销,或做品牌,或做研发,方向明确,也用心良苦。前述东莞外经贸局官员表示,近期的调查已表明,转型越早的企业受影响越小,经营状况越好。

     从量化指标上看,东莞目前有外资企业1.3万家,加工贸易型大概1.1万家。以前约有6000-7000家属于“三来一补”型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只有车间概念。现在这类型企业数目已降至3000-4000。由车间企业转型法人企业,注册为有限公司形式,企业能更好转向内销,发展自有品牌。这也是政府层面对转型的一个重要定性衡量。

     资料显示,1998年前,东莞的GDP和广东省的南海、顺德、中山相当,而2010年,东莞的GDP几乎相当于三个地方的总和。而现在,作为农村城市化典范的东莞,加工业发展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依靠外单拉动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已经进入到平稳期。政府没有必要以出口量来衡量经济增长。”王廉说。

     但在实践中,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转型都面临重重困境。林江便指出,在政府层面,镇一级政府与市政府对转型就有不同的看法,对于镇级政府而言,转型是可转可不转,因为企业转型将有可能带来劳动用工、土地租用的减少,对当地的餐饮也有影响。

     转型也不只是东莞一地之举。以转向内销为例,企业进入内地市场成本很高, 林江说,地方保护主义(非关税壁垒)、配额等问题都需要解决。此外,国内的税、费都很高,流通环节相当复杂,加上政府成立的独家代理公司的挤压,转为内销并不是那么容易。

     来自企业界的反馈更为直接:“转型不了,没人才与资金呀。原材料与核心技术都控制在欧美手中,不是由中国说了算的。转型不过是专家理论,需要50年。”一名受访者不客气地说。

     上述台商也指出,早在五年前利润被削薄时,台商便有转型动力,但发现不可行。其一,“东莞没有研发人才,如果有,我们也愿意将台湾的研发基地搬迁到东莞。”其二,“东莞乃至国内,营商环境太差。除税收高外,每个政府部门都可以找你收钱,收费名目诸多。以前利润高,跟他们分享无所谓,但现在利润这么低,根本就没法打点他们了。”其三,“政策不透明,不敢投资更新设备,数千万元的设备投进去,不放心。”

     基于此,他指出,企业手里有钱,宁愿投资中国的房地产,外资企业也这么干。 他甚至提出“企业空心化的现象很明显”。

     政府导向和职能的修正,成为企业界和学界迫切的诉求。王廉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对于企业升级转向,政府应该只管两头:高端的一头是想办法提升创意和技术,低端的一头管民生,如企业倒闭以后对于工人讨薪和再就业的处理。

     他提出,政府应当加强风险管理,通过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对市场进行摸底调查,对整个城市的行业、企业进行评估,以确定重点监测的企业对象并公布这批目录,同时要实现从政府管理向社会管理的过渡。政府还应当成立三个基金,分别是转移升级基金、扶持基金(扶持向新行业发展的企业)和市场引导基金(通过资助、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发现有增长点的新的行业方向,为企业提供引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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