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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内幕记实-彼德琼斯(最终篇)

第十四章 后勃列日涅夫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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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1984年)
   
     1982年11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逝世,尤里·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的领导职务。自勃列日涅夫逝世以后,中苏两国的关系平稳地发展着。
     中苏两国的贸易关系得到了扩大,文化和体育交流更为频繁。与此同时,中苏每半年举行一次副外长级会谈(从1982年开始),讨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但是,对于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中国一直坚持在大范围内维护本国安全的立场,这包括: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结束苏联对越南的支持、削减苏联在中国边境地区的武装部队。另一方面,苏联谈判代表则希望谈判应限于纯粹讨论双方悬而未决的问题。
     80年代初,中美关系恶化(见第十章)之后,北京政府似乎要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间保持中立。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强调中国要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立场。1983年下半年,中美关系有了改善。中国领导人没有像美国人那样高唱反苏调子。但是,中国人的其他做法,加剧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例如,中国发展同东欧、西欧以及日本的关系,并把这些国家当作抗衡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砝码。再者,1984年上半年,中越又在边境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的行动遭到了苏联的抗议。苏联声称中国侵略了越南。
     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逝世,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接替了安德罗波夫的领导职务,他对中国采用了一条强硬路线的政策。许多重要事件表明了苏联政策的趋向,这包括:使东西方关于削减中程核导弹的谈判陷入僵局(1983年11月苏联停止进行这种谈判);1984年初,苏联对阿富汗发动了新的攻势;1984年7月,苏联抵制参加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上述事件减弱了改善中苏关系的势头,但是,这些事件并没有能够阻止中苏关系的改善。1984年7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访问了莫斯科。
   
   
   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
   (1982年3月)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勃列日涅夫反复强调,苏联已主动提出再次举行中苏边界谈判。这方面的内容在苏联2月1日的照会中也曾提到过。此外,他呼吁中苏应该实现关系正常化。《金融时报》把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描述为,是“自中苏两国存在边界争端,特别是1969年中苏边界战争以来最明显的和解姿态”。
     勃列日涅夫说,“我党和苏维埃国家在苏中关系问题上采取的原则立场已在苏共二十五大和二十六大的决议中作了明确的阐述。我想在这里补充如下几点:
     “第一,尽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公开批评中国领导所奉行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中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与准则的观点,但我们从来也不想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生活。我们过去没有否认,现在也不否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虽然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同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呼应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
     “第二,我们过去和现在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所谓“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岛的主权。
     “第三,从苏联方面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过任何威胁。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提出任何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继续就现存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以便达到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还准备讨论关于在加强苏中边界地区的相互信任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的问题。
     “第四,我们清楚地记得那个友谊,与同志般合作的纽带将苏联和人民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时代。我们从不认为我们两国间的敌对和疏远状况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当然是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这将既涉及到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也涉及到政治关系,但是这要看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采取某些具体步骤……”1982年3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了评论。他说,“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
     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改善关系的障碍
   (1982年5月~9月)
   
     1982年3月13日至21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贾丕才(1982年12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访问北京。这是继勃列日涅夫逝世以后,中苏两国外交部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官方把贾丕才的北京之行说成是应苏联驻华大使的邀请而进行的私人访问,但是,贾丕才同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于洪亮举行了会谈。根据非官方报道的消息透露,1982年8月,于洪亮访问了莫斯科,商谈重新恢复中苏边界争端的谈判事项。9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一旦一切安排就绪,中苏即恢复中苏边界谈判。
     1982年春夏两季,中苏两国的接触增多。4月份,两名中国科学家参加了在杜尚别(苏联塔吉克斯坦的首府)举行的国际专题讨论会。6月份和9月份,苏联运动员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体育比赛。7月份,两名苏联经济学家访问北京,这是自1966年以来,苏联经济学家第一次访问北京。
     然而,双方都未能采用更为灵活多变的立场,中苏重新举行双边谈判的步骤未能实现,谈判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中国发言人重申,改善中苏关系存在着三大障碍:①苏联在蒙古和中苏边界部署了大量的苏联军队。②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③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中国发言人声明,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然而,据日本的军事信息透露,据估计,中苏两国在边境地区都集结着大量的军队,其中,苏联军队有45万人,中国军队有150万人。苏联谈判代表指出,中苏谈判应局限于讨论双方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应该涉及到影响第三国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双方在各自的政策声明中,都反复强调了上述的立场。
     当贾丕才访问北京时,1982年5月20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或其他要求。苏联任何时候都准备继续举行边界谈判。但是,文章批评中国“拒绝支持和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拒绝支持和援助印度支那各国和阿富汗。中国单方面要求苏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地区撤走武装部队,承认自己“有权”向苏联领土扩张。文章评论道:“中国罗列了解决中苏边界争端的各种各样的先决条件,这表明,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并不希望找出一条走出中苏关系在此时已进入死胡同的路子”文章署名为伊戈尔·亚历山德罗夫(这是苏联发表半官方政策声明的常用笔名)。
     1982年9月12日,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席一职已被废除)。他在讲话中多次要求苏联:减少部署在中国边境地区的苏联军队,停止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从阿富汗撤军。1982年9月1日,在胡耀邦为中共党的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胡谴责苏联和美国是“霸权主义。”在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去掉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提法,而在前一部党章里,曾包含有这些内容。
     在此之前,即1982年8月8日,《北京周报》曾发表文章指出,“在苏美两国的竞争中,因为苏联处于攻势而美国处于守势,因此,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
     1982年9月26日,勃列日涅夫在巴库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认为,在我多次讲到的平等、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直至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9月27日,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在同正在中国访问的大平正方(当时任日本首相)的会谈中说,同苏联建立关系是有困难的,需要时间,苏联必须采取措施排除威胁中国安全的障碍。这些障碍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部署了大量的军队;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苏联侵占阿富汗。最后他又说,中国并不希望“打苏联牌反对美国,打美国牌反对苏联”。当然,“也决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
   
   
   副外长级会谈
   (1982年10月)
   
     1982年10月5日,中苏副外长级会谈(官方报纸称会谈为“磋商”)在北京举行。10月21日,会谈结束。苏联代表团由列昂尼德·伊利切夫率领。伊利切夫曾在1970年至1978年率领苏联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见第十章)。1979年又率领苏联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见第十一章),中国代表团由钱其琛率领。
     因为双方不同意公开会谈的细节,因而中苏报刊没有发表会谈的正式声明或公报。但是,10月7日,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在东京说,在会谈中,中国要求苏联撤走在中苏边境地区的60万军队。另一位中国领导人发表声明指出,在会谈中,中国提出了柬埔寨问题和阿富汗问题。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团在会谈中,只限于讨论双方的贸易、经济和文化交流问题。双方同意,中苏会谈应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
   
   
   勃列日涅夫逝世和中苏恢复争论
   (1982年~1983年1月)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逝世。他的逝世进一步推动了两国日益发展的关系。11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飞往莫斯科,参加11月15日举行的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他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黄是自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莫斯科以来,中国最高级别的部长访问莫斯科。同时,黄华同葛罗米柯的会晤则是自1969年周恩来在北京同阿列克谢耶·柯西金会晤以来最高级别的会晤(见第十三章)。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结束后,尤里·安德罗波夫举行了简短的接见仪式,接见各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在接见时,安德罗波夫同黄华谈话的时间最长。
     黄会见葛罗米柯以后,塔斯社对此进行了报道。塔斯社指出,苏联外交部已经强调,“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苏联将努力使中苏关系回到友好邻邦的轨道上来。”据报道,黄表达了他的一个愿望,即:“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中苏关系将会逐步实现正常化。”黄和葛罗米柯一致同意(据塔斯社的同一个报道),“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继续进行政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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