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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内幕记实-彼德琼斯(4)

第十一章 后毛泽东时期的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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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982年)
   
     中国经过一段整顿和巩固的时期以后,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在中国政府内部,邓小平的支持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集团。中国的国内政策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政府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主要任务要求政治上安定和实行党的纪律。为了获得先进技术和经济管理方法,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强有力地推行了“对外开放政策”。1979年1月1日,中国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见第十章)。与此同时,同日本、西欧的关系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对“修正主义”苏联在口头上的谴责也有所减少。苏联希望更进一步地同中国恢复友好关系,但是,由于中国人仍然担心苏联的“霸权主义”意图,从而使中苏两国恢复关系受阻。70年代末期,支配着中国外交政策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表明,苏联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在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就支持或不支持印度支那的越南、柬埔寨的问题,就1979年12月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问题,再次挑起了论战。
     当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时,比较平稳发展的中美关系受到了破坏(见第十章)。
     但是,到了8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这样,使中国对苏联发展双边关系的愿望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反应。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内部情况的发展
   (1976年9月~1977年7月)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激进派”和“稳健派”之间进行的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起初,在高级领导层中,没有一种派别能起支配作用。
     但是,到了同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常委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继任毛主席的职务。与此同时,激进派的四位领导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洪文(中国报刊称之为“四人帮”)因阴谋篡党夺权而被捕。尽管部队在一些地区(如福建省)被命令进行休整,但“稳健派”的彻底胜利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对。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掀起了声讨“四人帮”的运动。
     开始,“四人帮”被指控为“丧心病狂地打倒中央和地方党政军一大批领导干部,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采取的“错误”政策受到了批判。继之,他们又被指控为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实现。后来,宣传机构又指出,尽管他们表面上实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但实质上他们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宣传机构强调了他们以前曾经与林彪元帅有过联系。1977年5月,在一篇文章中,作者断言张春桥在1954年已成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追随者”。为了隐藏其反革命本性,1958年张曾经采取极端的“左”倾机会主义政策。在对外交往中,“四人帮”被说成是“对外国人摇尾乞怜、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的人。这场运动扩大了范围,攻击了“四人帮”在各省的代理人。1976年10月,中共开始进行内部清洗,1977年3月和10月又再次进行清洗。
     结果,许多省党组织的领导人被更换。
     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四人帮”被开除出党。他们被定的罪名是: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江青被判处死刑,后来被减刑为终身监禁,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这次全会确定了华国锋为党的主席,恢复了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职务。这样,巩固了稳健派的地位。
   
   
   苏联的主动和争论的重新开始
   (1976年10月~1977年4月)
   
     苏联宣传机构始终把中国对苏联的敌视政策归因于毛主席和中国党内“激进派”的影响,并认为“稳健派”领导人不支持这一政策。因此,毛主席的逝世以及中共党的领导人的更换,唤起了苏联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希望。
     苏联评论家指出:1975年,中国发起的反对“投降主义”的运动攻击了中苏恢复友好关系的提倡者。1975年12月,中国释放了苏联直升飞机机组人员(见第12章),这种做法暗示着中国为采取更调和的政策而迈出的第一步。但调和的进程因1976年1月周恩来的逝世、由于激进派的压力致使邓小平蒙受耻辱而受阻。据信,在中国军队的领导层支持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呼声尤为强烈。1976年2月,塔斯社的一位评论员写道:
     “赞同现实主义的国内和国外政策的意见……正在领导人中不断传播。这些倾向与所谓温和主义或实用主义路线的立场相联系。这种立场与政府机构或军队组织的代表有关……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过程,暴露了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即一些领导人自己毫不妥协地采取反“左”行动的阶层和另一些炫耀对毛主席忠诚的阶层。但是,有些人的政治经历显示出他们是作为“稳健派”属于老的一代或第二代领导人的范畴的。例如华国锋于政治局在名义上就是这一阶层的代表。此外,1976年2月3日,苏联电视播放的中国纪录片曾猛烈地攻击毛主席和他的夫人江青,但没有攻击周恩来。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苏联作了若干促进发展中苏良好关系的缓和姿态。苏联的宣传媒介暂时停止了所有的反华宣传。此外,苏联共产党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了一则简短的唁电。完全可以相信,这是中苏两国几年来首次的直接联系。
     但唁电被拒绝接受,未能在中国报刊上刊登,因为当时两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与尚存的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同)。然而,中国的报刊却简短地报道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特·马祖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伊·瓦·尔希波夫,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曾于9月13日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吊唁并在吊唁簿上签名的消息。
     1976年10月1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I.亚历山柯夫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没有涉及到毛主席。文章声称:“我们的国家正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同中国举行谈判。苏联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的经济、领土和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
     双方本着共同的愿望和睦邻的精神,从共同的利益和各自的利害关系考虑,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的国庆贺电也表达了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
     1976年10月,江青和“激进派”的领导人被捕,苏联国内对此表示欢迎。尽管苏联报刊避开对中国国内所有发展情况发表评论,但苏联记者维克多·刘易斯(被认为是苏联官方观点的反映者)10月12日在伦敦《晚间新闻》发表评论说:
     “敌视苏联的大多数领导人已被撤职。”1976年10月下半月,勃列日涅夫在自毛逝世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声明中,谈到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他呼吁两国言归于好。
     1976年10月18日,在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举行的宴会上,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理所当然地特别关注亚洲问题,这包括最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得到解决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睦邻、真正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为未来和实现建设性的对话作好准备,我们应该逐步地、坚持不懈地建立关系。
     任何一个用这种方法处理这种问题的国家都能期待着我们的理解。“过去曾比苏联人更引人注目的批评中国的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说:“巩固和平与安全的前景正在亚洲面前开辟。”
     1976年10月,勃列日涅夫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内政治发展的舞台。现在很难预测中国的政治路线。但很清楚,过去15年中北京实行的对外政策已极大地被世界各国所怀疑。
     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我们坚持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互不诉诸武力的原则。
     换言之,我们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本着睦邻的精神,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根据这一精神,我们将继续尽我们的职责,而这一切效果和结果将取决于我们双方所采取的立场。”
     然而,在反苏宣传的性质上,不会因中国领导人的更换而带来苏联所期待的缓和。1976年10月27日,勃列日涅夫祝贺华国锋任职的贺电被拒绝接受。同年11月2日,中国政府发表的正式声明宣布,中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政策将不会改变。
     1976年11月1日,中国外交部一名官员告诉正在中国访问的法国记者:“如果苏联愿意停止争论,那么,苏联必须承认自1960年以来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改变其路线……。实际上,能与苏联和平共处吗?照我们的看法,那是不可能的。”
     同一天,塔斯社发表评论指出:
     “反苏的谩骂”继续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同时,评论还涉及到中国抵制投票承认苏联幕后操纵的安哥拉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事,声称中国代表炮制了一个“荒谬的声明”,反对接纳安哥拉加入该组织。这是自毛逝世以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对中国的第一次批评。
     但是,同年秋天,没有报道说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过强烈的反苏讲话。
     1976年11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上,费奥多尔·库拉托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表了讲话。他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同中国断绝差不多15年的友好关系是“不合理的、不正常的”。这次大会是十年来发言者不攻击中国的大会,也是中国外交代表不退出会场的大会。但是,同年11月5日,在中非共和国总统博卡萨举行的一个宴会上,李先念副总理在发言中说:“社会帝国主义在不断地诽谤和威胁我国的同时,也对同我们的关系不停地作出缓和的表示,以便混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则区别。甚至到目前为止,苏联还蛮横地要求我们改变政策,这简直是痴心忘想、白日做梦。
     ”苏联大使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在李发言的过程中退席。
     1976年底至1977年初,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打算以失败告终(见十二章)。苏联报刊的报道,抱怨中国人继续进行反苏谩骂。1976年12月30日,苏联报刊发表的不少文章批评华国锋12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大会上的发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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