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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8)(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

第四卷 三、“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
   
     国民政府面临这样的局面:全力抗日的结果,摘取胜利果实的将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以推翻国民政府为根本目的,在抗日开始的三年来的全部活动证明,没有丝毫的改变,而且一步步接近其目标。共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推进历史的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求和谐,并且以改革而不是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的民生史观相反的,中国国民党不可能接受由苏共控制,并且代表苏共在中国利益的中共实现其目的。不过第三国际和毛泽东的路线并不完全相同,斯大林更着眼苏联东部安全的现实利益,由此希望中共和国民政府一致抗战,减轻日本军队在远东的压力;但是毛泽东更着眼于取得中国政权的长远利益,所以一刻也没有停止暴力革命,将抗战只是作为发展的良好时机,按照这基本需要,把统一战线只是作为与武装斗争相辅相成的手段,甚至与国军发生冲突也不顾,或稍稍实行一点小的退却而已。毛泽东和第三国际主席团成员王明的冲突,既有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也体现苏联的国家利益和毛泽东个人夺取中国统治地位的冲突。毛泽东作为中共的当然领袖的地位,是在抗战爆发以后,他以抗战为掩饰的不停的暴力革命路线的成功,没有他的“自由行动”而建立的许多根据地,以及几十万军队,中共不可能在抗战胜利以后夺取全国政权。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已经从实践中明白中共利用抗战的企图心,当然会对此做出反应。而中共的一切扩张是以武力为基础的,这反应也首先只可能是武装的。
   
     最初的局部反击在山西;由国民政府中央主导的反击在安徽南部。中国人的鲜血流在日本人的枪炮下的时候,现在又要同时流在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中国农民暴动者的枪炮底下。
   
     半个多世纪过去,若干历史现象已经比较清楚。这时候的中国农民暴动,其实是被毛泽东等在特殊形势下所鼓动起来的。这个鼓动的核心群体,有的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有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得意寻找出路,而主导者毛泽东,则是一个满脑子帝王思想的传统农民暴动领袖,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无数农民暴动领袖,没有一个没有帝王思想。这样一个对民族的利益,对大众的疾苦都全然无动于衷者,其一切行为都被欲得天下的帝王思想所支配。因此,在他的领导下,才有洛川会议的只求中共军队的发展而不顾抗日的决定。才有贯彻这会议决定的利用统一战线的山西和平夺权模式,才有河北、山东的武装夺权模式,才有大量的变相苏维埃式的根据地,才有国共两党军队紧接着的流血冲突。
   
     从现在开始,中国国民政府军队同时要对两个敌人作战:日本军队,和一心想当皇帝的毛泽东所统领的中共军队,这两个军队都同样以推翻中国国民政府为目的,都把枪炮对准中国人的胸膛。
   
     这就是从抗战开始以来的国共斗争历史。这历史已经因为胜利者的强有力地长期宣传,在震耳欲聋的抗日口号声中,完全把真相和实质掩盖起来了。
   
     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整理党务的决定着眼于政治上的限制中共;同年十一月的六中全会,已经从政治限共为主,变成军事限共为主,发布了《处置共党问题的新办法》等文件。
   
     最先最积极与共产党合作抗战的阎锡山终于明白,被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山西的抗日组织和军队,实际上都是被中共操纵。当时的情势是:山西的大中城市被日寇占领,广大农村和小城市,则被中共占领了大部份。这样的局面,在现今大陆出版的书籍中有概括的描述:“抗战初期,旧军受挫,战斗力日益衰落时,阎锡山对新军寄予希望。除晋东北完全由八路军控制外,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三个地区,阎锡山利用新军维持着他名义上的统治。新军和牺盟会,在山西被称为阎锡山系统的新派。实际上,新派的领导权在共产党手中,新派的领袖是薄一波。刘少奇总结共产党抗战初期在山西的成功经验时高度评价了山西新派,指出:‘我们在山西的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势下建立起来的。’”(注1)中共最重要的当事人薄一波在几十年以后回忆说:“随着形势的发展,牺盟会逐步掌握了县政权。在阎锡山的旧军队、旧政权溃败时,许多县的牺盟会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留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有些人就接过了县长的职务。山西全省有七个行政区,其中五个行政区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领导的。这些行政区的县长也都是由我们推荐,经阎锡山直接任命的,因而这些县的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其它行政区也有一些县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全省一百零五个县,有七十个县长是共产党员。”关于这些军队的真正归属,朱德对薄一波说道:“你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只不过戴着阎锡山这顶帽子而已。”阎锡山显然上了中共的当。对于共产党的作为,阎锡山会怎么想?还是薄一波写道:“临汾失守后,阎锡山退到吉县,他想到自己经营大半辈子的山西,大部份地区已沦入敌手,旧军溃不成军;新军是壮大了,但‘它不是我们的’。他意识到自己设计的、借共产党之力‘复兴’山西的办法不灵了。”(注2)国共合作换取的是失去一切,任何人面对这样的局面,都会做出反应。
   
     中共怎么办呢?是否可能会因为自己造成了这样破坏抗战的局面,就有所收敛,而真正顾全抗日的大局呢?完全不是,而是正面对抗,加剧冲突。毛泽东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的根本问题是军队问题。所以在军队与政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是寸步不让。现在中国大陆有关抗战的书籍中,中国知识份子们已经根据史实,正面肯定了许多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功绩,但是对于抗战中的国共冲突,仍然是非常严格的禁区,只能够按照规定的宣传口径描写。在山西所引发的这场冲突,从来被命名为“第一次反共高潮”,哪怕中共在其它场合,甚至同一本书中已经详细地道出了中共如何乘阎锡山之危而夺取了政权,但是对于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描述,从来避开这些冲突的来龙去脉,仅仅孤立地写阎锡山如何与蒋介石联合反共。
   
     阎锡山开始时并不打算以武力解决,甚至到了一九三九年的三月、四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了山西军政民的高级干部会议,薄一波也让参加。阎锡山要求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而这是抗战一开始中共就向国民政府保证过的。但是遭到了中共严厉的抵制和拒绝。这一点在中共内部也是早就有分歧的;当事人薄一波在同一本书中回忆刘少奇的功绩时写道:“少奇同志对山西的指导上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失误的。他后来在总结六年敌后工作时,就说道: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在路线上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在各别政策上及各别的工作上亦不能免除自己的错误与缺点’。这种情况,我们是有过直接感受的。例如,在一九三八年初,北方局曾主张把中央关于‘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内组织秘密支部’的规定,不正确地搬到山西新军中来,一度要解散决死队中的党组织,造成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好在这一次错误由他自己纠正了。”在山西的中共当局既然以违背与国民政府的协议为起点,大肆在国军中发展党组织,而造成了山西的新军被中共全面控制的局面,当阎锡山据理要求中共撤出这些党组织的时候,薄一波等中共领导成员,在宜川秋林会议上会拒绝了阎锡山的要求。
   
     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三日专门为了这次会议提出的问题,即“阎锡山较向右转”发出指示(按以下凡是出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者,概不另注)一共五条:第一条的基本精神是维持中共得到巨大利益的局面,口号是“全国团结,坚持抗战”。第二条是对在山西的国民党部“采取抵制的方针”,分化阎锡山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第三条是“对山西旧军旧派采取争取的方针”。第四条是“对山西新派应帮助巩固其已得阵地与力量”,“应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方针,要他们善于拥阎,尊重阎的领导与形式,取得阎的信仰”。第五条是“党的组织应更秘密起来,特别是在新军及政权中的党员更应求短小精干,秘密隐蔽,纠正一切暴露的方式”。当时双方还没有发展到武装冲突的地步,但是中共所采取的几条措施都不是缓和冲突,而是耍手段保持既得利益,并且作武装冲突的准备。在秋林会议以后,朱德和北方局指示:“一、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二、掌握部队,不可靠的旧军官坚决撤掉,代之以共产党员;三、确掌抗日政权,各县‘牺盟会’武装都要靠近抗日县政府,抗日县政府都要掌握一支武装。”(注3)
   
     但是在华北和华中爆发冲突的局面已经逐渐明显,中共准备的政策是正面对抗,保住已经取得的部份政权。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待局部冲突的指示》,这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非常著名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口号。在“七七”抗战刚刚爆发的时候,中共军队非常弱小,所以提出了四条归顺国民政府的条件:如今中共八路军大约已经扩展到五十万,虽然比起国军仍然弱小,可是国军负起了正面战场抵抗日军的重大责任,以避免国家不亡,不可能抽调大批军队与中共军队相对抗。所以在局部相比起来,中共已经相当强大了。这一情形使得中共中央敢于提出这强硬对抗的原则。而且最初是中共侵“犯人”,到了被犯者反抗的时候,毛泽东就打出这颠倒是非的口号。
   
     到了秋天,山西的形势已经变得严峻,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善于进行斗争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了宣传需要,把这场冲突叫做“反逆流”、“反投降妥协的斗争”。其实中共在抗战中从来没有停止反对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可是在各种文件中,反对的总是“亲日派”、“投降派”之类,一方面是为了分化国民党的需要,也是因为“反对国民政府”永远难以出口。所以在山西明明反对的是以阎锡山为首的国军和地方政府,文件中说成是“反投降危机”,文件中专门指令“不要指出阎锡山的名字”;同时文件中指令肃清山西“新派”内部不可靠份子,以“转变局面和克服投降危险”。由延安的中共中央起草,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提出的方针是“开展山西的反汉奸运动”,“巩固山西统一战线”,“坚持阎司令长官颁布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提出的口号是反对“投降”“分裂”“倒退”,“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发扬山西抗战的光荣历史”、“驱逐日寇出山西”、“驱逐日寇出华北”、“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宣言是阎锡山开始反击中共的时候,中共在宣传方面的一部分,但是阎锡山却在口号中是拥护对象;中共在政权和军队问题上寸步不让,损伤了抗战力量,宣言中的爱国口号却比谁都喊得响亮。中国共产党在武装和宣传上的两手配合得相当巧妙,以至于光是从宣传文字上,几乎找不出中共的纰漏,以这些口号书写的历史,就会是颠倒的。只有从现在才公布的其内部文件中才可以得到真实的、相反的指令,例如刚刚两个月以后,毛泽东一九四○年一月十一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称阎锡山为“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者,“十分恶毒”。但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的指示中,命令给山西“旧派”以有力的还击,“但不要反对阎”,就像在华北、华中范围内广泛的袭击国军,但是一直高喊“拥护蒋委员长”一样。中共的两手策略的灵活运用,真是前无古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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