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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4)(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

第二卷 三、西安事变的转折
   
     西安事变,是中共党员们,包括周恩来直接出面长期包围和影响张学良、杨虎城,是中共长期在政治上影响东北将士的结果,虽然没有参与具体地策划扣留蒋介石的行动。蒋介石被张学良软禁以后,延安一片喊杀之声,毛泽东、朱德、贺龙等都主张立即进行“人民公审”,杀掉蒋介石。但是,苏联认为只有中国的抗日战争才能够拖住日本,减轻日本对苏联东部的威胁;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和日本对抗,张学良不足以代替。经过权衡,为了苏联东部的安全,斯大林命令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实际的鼓动者,被“同舟共济”的盟友出卖。
   
   

     在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以后,中共应该如何办?这样的大政方略只能够听命于莫斯科。斯大林的回电大大出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意料之外。张国焘回忆道:“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13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一手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学良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渔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领导抗战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一年以后,1937年12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上述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的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战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恶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抗日的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张国焘还说:“周恩来于14日与张密谈,径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以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
   
   
     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的杨虎城在事变发生以后,因为苏联和中共的和平解决的意图最初没有告诉他,他已经在解决过程中退居为次要角色;好冲动的张学良本来就没有政治家的素质和修养,他因为不同政治意见而扣留最高统帅的做法,在任何国家中已经严重违法;可是违法之后,鼓动他的中共,突然又提出和平解决,把他实际上出卖,使得他立即成为一个犯罪的人。张学良在此状况之下,已经不可能成为进一步做出决策的中枢人物。这个人物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都只能够是中共的周恩来。红军的十五位将领在西安事变以后第三天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电报中的一开头就是:“西安事变,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这是立即向国民政府表明这事件发生与自己无关,出卖张、杨,也是中共中央欲取得解决此事的更多的主动权。(注1)(按:以下大量引用的文件,凡是出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辑两书者,将不再【注释】标明)
   
   
     《周恩来选集》中有《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是周在谈判过程中发给中共中央的。第一个电报是在1936年12月23日发送,主要是中共与宋子文谈判时提出的六项条件,大意是: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全国的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第二个电报是12月25日周报告谈判的五项结果,这一天,蒋介石被张学良释放。第三个电报是12月29日周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周的第一句话就是“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注2)苏联和中共是事变中唯一的得利者。
   
   
     由于西安事变按照苏联的意图的和平解决,再经过实际上的主导者周恩来与国民党的领导人的一系列谈判,在日本军队加紧侵略的背景下,使得力量弱小的中共获得了存在发展的大好机会,从1927年8月1日中共在南昌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起,其基本宗旨就是推翻国民政府,失败连连,已经到了被完全消灭的前夕;西安事变以后,红军仅仅是番号改变,其基本宗旨一点也没有变更,却迅速壮大。在江西就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西安事变以后,表面取消了苏维埃名义,却在抗战中“合法”地以“抗日根据地”的名义,星罗棋布地建立于大江南北,从而为中共成功地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这是西安事变在历史上的转折意义。
   
   
     现在中共中央公布了有关西安事变以后的若干电报,这些历史文件将向我们展示中共如何利用西安事变以后的形势,在高喊抗日的时候,牢牢地抓住军队,使其党的军队和国中之国合法化,再图谋进一步的发展。这发号司令者是毛泽东,执行者是周恩来。周在与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交涉时,巧妙地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开始进行和平谈判的前夕,究竟是怎么盘算的?张国焘回忆道:“七七事变以前,南京政府大体上没有干预延安的事;抗战爆发后,大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内情,陕西省政府委任了一个延安县长,迳来延安就职,国民党的陕西省党部,也派人到延安设立县党部。南京政府曾累次催促中共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山西前线,并准备派联络参谋到延安来。这些事曾引起毛泽东等的极大反感,认为是渗透捣乱行为,不利于中共。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的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如果听任国民党的将领们的指挥,那末,红军可能会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军事本钱的中共。这些想法,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后来在洛川会议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发点。”张国焘还说道:“当时毛泽东聚精会神处理红军的改编工作。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往返电商有关这件改编工作的实际处理办法。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编工作,以便中共军队能开赴前线抗日。毛泽东所注意的显然不是迅速开赴前线,而是如何保护他唯一的本钱,使红军不致在改编中受到损失,更企图运用这套本钱以备将来夺取天下。”(注3)
   
   
     毛泽东的这套打算,通过周恩来与国民政府谈判,即张国焘所谓的“买空卖空”(中共只有三万作战军队)手段,来达到抗战中发展壮大的目的。中共中央现在公布的文件,显示了中共坚持的是什么条件;当坚持不住的时候,又如何完全同意国民政府的条件,然后在实际的抗战中,如何一条一条地撕毁。
   
   
     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刚刚两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北方局的负责人刘少奇,要他发动民众,支持张学良提出的八项要求。平津学生为先导的所谓“民众要求”的背后,实际是中共为了一党之利的运作。
   
   
     1937年元月,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撤销了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司令部”,另外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周恩来立即在西安提出收编中共军队事宜,蒋介石则指示行营主任顾祝同,先每月供给二、三十万元的经费,其它事情另作商量。这时侯,国民政府开始豢养一个改变形式推翻它的军队。
   
   
     获得合法地位的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9日,由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提出与南京谈判的主要原则,这些原则成为中共利用这极为有利的形势进一步全面地获得利益:“(一)关于和宁方交涉之政治立场,请参阅致三中全会电。(二)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贺、刘、徐为军长,组织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如广东),朱正彭副…(三)饷项如对方允即改号,即照中央军待遇领受;如对方仍欲缓改,则每月接济至少八十至一百万。(四)如有国防委员会之组织,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如暂时无此种组织,红军亦即需要驻京代表参与国防准备。(五)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这电报中提出的根本问题是最后一条,即中共合法化以后,仍然是中共对于红军得绝对领导。第二天,毛、张再致电周:“我们参加者:(一)军事机关如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等。(二)政治集会如各派各党之代表参加会议、国民大会等。(三)抗日时参加政府。”这指令是要才三万军队的中共以抗战的名义得到更多权力。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求五点:“(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获得执政党保证以后,中共愿意实行四点:“(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力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所愿意实行的四点,是非常迷惑人的。第一和第四条的所谓停止武装暴动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苏维埃化的举动,只是一项政策,这政策虽然停止了,可以随时恢复;第二条的军队改名仅仅是形式上的,制度并没有任何改变;很有趣的是第三条,共产党要求实行民主。从这时候起到1949年中共成功夺取政权,毛泽东~中共几乎不停地以民主为口号来将国民政府的军。其实,西方国家的任何反对党都没有统率军队,军队属于国家。中共恰恰是在抗日的国家军队以外,单独掌握着军队,却竟然以民主的名义,要求更多的权力。后来的“解放区”内的知识份子王实味稍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掌握着军队,随时准备以暴力夺取权力的中国共产党谈论民主是很滑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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