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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3)(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一文中说:“所谓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可以说是右倾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注4)这是说不搞统一战线,是关门主义的左倾;搞的时候,要争取领导权,不然是右倾机会主义。只要联合抗日,就不是所谓左倾了,但是要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统一战线。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从任何一方面说,都是中国国民党在担任领导,中共当然就要不断地夺取国民党掌握的国家权力,不然就是所谓右倾。所以后来中国国民党同意共产党的军队参加抗日的时候,立即面临毛泽东领导中共,具体则由周恩来执行的无休止地夺取政权的局面。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以后不久,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反对“关门主义”的同时,也强调所谓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问题。这表明中共在任何时候,都是把夺取政权放在核心的层次,虽然这时候民族抗战在表面上是第一位,实际上这只是中共对此加以利用,并且准备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毛泽东后来解释领导权问题说道:“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经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完成。资产阶级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成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注5)中共这场农民暴动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暴动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编造的理论,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这理论体系之中并且做出解释,然后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论外衣以证明其正确。统一战线本来是按照苏联利益的需求的一时政策,却置入其阶级论之中,把国民党规定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当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就必须打倒;在统一战线之中,也就必须置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了。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早就将阶级论来解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他说:“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份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招致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领导权”问题的具体化,中共中央在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的长篇决议之中阐述道:“为了顺利执行这些政策,为了很快的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为了保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党与苏维埃自始不变,但须更加努力,更加适合于民族统一战线之要求的政策,那就是扩大抗日红军,扩大抗日游击队,扩大作为抗日根据地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粉碎卖国军队的进攻,肃清抗日道路,巩固抗日后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争取工农的大多数,争取卖国贼军队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士兵,向少数民族提议建立共同斗争的联盟,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等。”如果把以上的“抗日”字眼去掉,把“卖国贼”换成“蒋介石国民党”,与过去江西苏维埃运动中的各种夺取政权、打倒蒋介石国民党的宣传一模一样。
   
   
     但是以上仍然有点含糊其辞。1991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37年4月4日给刘少奇的秘密指示,其中关于领导权问题说的相当透彻:“当然在联蒋过程中党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只能在正确的运用策略与艰苦的实际工作中去取得。”1937年6月6日,由长期管党务的书记张闻天,在自治区党代表会议上,以《自治区目前的中心任务》为题作长篇报告,透露出中共利用抗战机会,而篡夺国家权力的计划。关于统一战线,他强调阶级斗争:“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如武装斗争,没收土地斗争等),但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且为了使统一战线有雄厚的群众力量发动组织与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威逼剥削者统治者的让步以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藉口统一战线而取消阶级斗争,那只是过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活;”关于与国民党的关系,他主张故伎重演,用分化瓦解,秘密打入国民党和军队内部,去改造和重建:“我们的目的是改组国民党。这必须使左派的革命份子大批的加入进去,造成国民党内部有力的左派。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方针是团结左派,推动联合中派,分化右派,排除右派中的亲日派。……在国民党不愿共产党加入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秘密加入,完全以左倾国民党员的面目出现。”张闻天特别指示要打入军队内部:“应该动员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倾群众到正规军队,地方武装及军事学校中,并争取其中的领导位置。应利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后备队等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保障军队及各种武装力量在革命份子手中,应是目前第一等任务;”总书记一职位虽然因为党内斗争撤消了,这位前总书记的名字仍然常常排在毛泽东的前面,张国焘形容是“毛张联盟”。张的报告透漏出中共最高层利用抗日,有计划地夺取国家领导权计划。
   
   
     所以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自始至终坚持的所谓“领导权”问题,就是中共在苏联的安排指挥下,从成立就要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根本方针,在全国上下一致誓死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特殊形势下,披上爱国抗日外衣的变种。这就把国民政府置于非常难堪的处境:国民政府如果实际上打击的是苏联国家利益的代理者中共,表面上却好像打击的是抗日的力量;中共实际上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的行为,却表现为扩大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队;“领导权”问题的实质是中共永远把“党的利益”置于民族之上,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置于抵抗日本军队之上,高唱的却是民族利益至上。所谓“统一战线”不过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夺取政权的高明的手段,从中共最初参加抗战到抗战结束的全部行动中,都坚持的所谓“领导权问题”,就是一刻也不停地夺取政权──在民族处于危亡时期。要认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真正作为,一定要按照中共在内部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指令,对照其行为,不能光是参考其公开发表的动听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策略是非常成功的,打下江山的势力基础就在抗日时期奠定。
   
   
     第三国际的改变初衷,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定,给了处境极为艰难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希望。当张国焘在如今的四川西部大山区接到第三国际打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时,回忆到:“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消息极为兴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这在中共的发展史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当时百感交集,我衷心拥护这个新政策,认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则上不谋而合。现在苏维埃走到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我也慨叹中共所经过的一切遭遇:最初主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不久就由于国际指示,改采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个不合理的右转政策,使我们碰得头破血流:接着又急剧地向左转,走苏维埃的道路,又碰得头破血流;如今再回到我们的起步点,是历史得讽刺,也是我们得悲哀。”(注6)张国焘的这段回忆说明两点:第一,穷途末路的苏维埃政策,由此找到新的生存的发展方向;第二,中共的每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决定,都出自第三国际的决定。前面的决定,都造成中共“头破血流”。
   
   
     但是,中共的武装力量能够逃避被歼灭的命运,能够有机会实行统一战线策略,要归功于张学良和杨虎成,他们给中共制造了千载难逢的生存发展的良机。
   
   
     【注释】:
   
   
     1、王明著:《王明选集》第四卷,日本汲古书院,东京,1974年。
     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
     3、王明著:《王明选集》第331页。
     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20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
     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1页,人民出版社
     6、张国焘著:《我的回忆》,《明报月刊》出版社,香港,1974年
   
   第二卷 二、绝境逢生
   
     “绝境”是指中共即将全军覆没的前夕;“逢生”是指中共极为成功地利用日本侵略的时机,创造条件踏上生路;能让中共有机可乘,是执政的、但是节节败退的国民政府。
   
   
     东北人丧失了故土,流浪关内,他们对于亡国失去家乡更有切肤之痛,他们的内心对日本人更加仇恨,因此对于抗日更为急切;张学良的父亲死于日本人的炸弹,他和大多数东北人一样,对于失去家园耿耿于怀。这类似的民族抗日情感,是抗击日本侵略的基础。但是这非理性的抗日情感却可能被错误地诱导和利用。
   
   
     这时候,蒋介石必须以他的政治家的深谋远虑的眼光,和超乎常人的领袖的毅力,领导国民政府忍受屈辱,在不得不抵抗的同时,以妥协、推让、谈判换取时间,以便加紧进行战争的准备,如果他也是凭一时激愤,没有准备就和世界一流强国开战,那将立即亡国。可是一般的民众,是不容易理解国民政府的战略和策略的。
   
   
     这民众的高昂的情绪和政府的理想差别很大的形势,在正常的情形下,是不难逐步化解的。但是中国有一个受外国指使,随时准备打倒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这就成为煽动反对国民政府不满的大好时机。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就是中共煽起学生情绪而加以利用的尝试。学生运动最初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质,中共北方局立即加以领导,矛头被引导直指国民政府,前台总指挥就是中共党员、也是东北流亡学生宋黎。这次运动席卷全国,其立即全面抗战的主张,对于全国深有影响。宋黎晚年指出:“‘一二九运动’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安事变’是‘一二九运动’的必然结果。”(注1)
   
   
     西安事变,是将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中共,成功地利用失去家园的东北军和民众的被鼓动起来的偏激情绪,利用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阀习性、任性横蛮和野心,而造成的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政治事件。
   
   
     从以下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之中,可以显示中共如何利用民族危机插手东北军,煽动他们不满意领导备战的国民政府,煽动立即抗战,以图一党私利。不幸的是,他们终于通过西安事变获得成功,而成功者则编造和扭曲历史,把他们破坏抗战、图一党私利的作为说成是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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