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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3)(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

第二卷 一、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中共的战略策略,在1936年初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在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的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民族一切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中共的统一战线的对象,已经从合乎阶级路线的下层,增加了本来一直在推翻的上层,但这其中的蒋介石仍然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并列的,是统一战线需要战胜的对象。按照这方针,到了1936年4月5日发表的有关宣言中,继续有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的口号。可是到了4月25日,短短半个多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战线宣言》中,其对象首要竟然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没有了打倒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口号,第一次有了民族的共同利益而没有“阶级利益”,而且要和“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联合抗日:“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全中国各党各派郑重宣言:不管我们互相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和信仰,不管我们互相间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在亡国危机加深,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的情绪达到沸腾的时候,这公开宣言显得诚恳动人。不仅仅如此,在中共中央内部文件中,也有与此一致的指令:1936年9月1日《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第一条就是:“目前中国主要的敌人,是日敌,所以把日敌与蒋介石等同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以上文件都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十一集,以下凡出此者,不再另外加【注释】)究竟为什么有这样突然的转变呢?民族存亡问题早就存在着,为什么现在才提出来呢?
   
   
     1935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有一个划时代的转变。这就是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次世界大会,确立了统战策略的应用。这策略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促成了中共所拥有的武装部队合法化和大量发展,促成了中共许多的“抗日”根据地──“合法”的国中之国在抗日的名义下建立。
   
   
     这一次转变为中共日后夺取政权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虽然发生,因为苏联仅仅认为这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所以受命于莫斯科的中共若无其事,仍然正式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在军事和政治上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认为要首先推翻国民政府,建立苏维埃,才能“武装保卫苏联”,抗日只是做宣传之用,并且在实质上和日本侵略军队夹击国军。从中共这时的作为和文件看,根本没有顾及到民族的危亡。
   
   
     但是国际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德国和日本在苏联的东西两头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和存在。在欧洲,德国和俄国在东欧的波兰等地区,从来就有着领土等等的利益冲突;在远东,在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等地区,从十九世纪以来,日俄一直是宿敌,日本对中国新的侵略使苏联受到很大的威胁。
   
   
     因此,在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召开了第三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中共代表团长是王明,团员有康生等。中共领袖除王明以外,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都列名主席团,显示了具有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大会根据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报告,通过了“法西斯主义底进攻和共产国际为造成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决议。关于殖民地渡决议说道:“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共产党员底最重大的任务,在于建立反帝人民阵线。”特别提到中共的任务:“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连结起来。”在1935年8月7日,王明在会上代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作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报告(按:单独发行和收入《王明选集》的时候,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报告说:“我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全中国的民众面前,在全世界的舆论面前,正式宣称: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愿意做这种国防政府发起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愿意根据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来与中国各党派、各团体、各地方军政机关、各名流、各政治家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的问题,不管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与其他党派、团体和个人之间,在过去和现在,在党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在今天大家都应当一致对外。
   
   
     (二)中国红军决计首先加入这种抗日联军,以便与一切军队手携手在前线上为抗日救国而战。只要任何部队停止进攻红军,只要任何部队真正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底武装斗争,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不管这些军队是否与红军进行过战争行动,红军不仅立刻停止敌对行为,而且立刻与他们联络一起去实行抗日救国。”这成为“八一”宣言的蓝本。
   
   
     紧接在1936年2月,王明提出了具体政策,题为《新形势与新政策》,除了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外,在对内的政策上,已经基本放弃了苏维埃化的阶级斗争政策:“第一、过去,因为有些苏维埃曾经颁布了法令,主张‘没收一切不用自己劳力耕种而出租土地收租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于是有一部份小资产阶级、甚至各别劳动者的土地被没收了。现在我们对于那些由劳动积蓄得到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虽然他们不耕种而将土地出租,但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非地主阶级(如自由职业者、教员、医生、学生、小商人、手工业者等等),绝不没收他们的土地……。第二、……现在,我们拟定富农的土地及其所谓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没收……。第三、……我们拟定:一切真正手执武器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军人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第四、……我们拟定:如果商人同时是大地主,只限于没收他的土地,不侵犯他的商业机关。……”
   
   
     中共中央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后来在1935年12月6日正式做出《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在1936年7月22日发出《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
   
   
     这些转变,集中在王明在会议期间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有名的《八一宣言》,这份文件最早发表于吴玉章在巴黎办的《救国报》,由于无线电通讯的中断,到同年的十一月,才由专人带至陕北。其中仍然骂蒋介石,但是已经没有推翻国民政府的措词,还明确地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救国。”还提出愿意成立联合的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领导机关”:“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注1)
   
   
     按照第三国际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共在1935年12月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洋溢着爱国热情,如果不知道是出于苏联立场转变的背景,还会以为中共已经把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决议》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即将狭隘的“工农”,改变为含义更广的“人民”:“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份子”都可以得到选举和被选举权,富农的财产可以保留,甚至欢迎民族资本家和华侨到苏区投资。因为当前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注2)
   
   
     但同时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这才是反映中共没有丝毫改变的夺取政权的根本目的。变更的是夺取政权的手段,即利用全国全民的普遍高涨的抗日热情,以抗日为名扩张力量和影响,但是把夺取国家权力的目的用抗日的语言掩盖起来,这是中共从成立起,也是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不可能变更的目标,如果变更了,就不叫共产党人。这领导权问题,出自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而在一切公开的宣言和声明之中则是空前的抗日高潮,其中表现的民族热情,足以获取中国的民心。而当时代表全体中国人、具体领导抗日战争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做战争的准备,正在千方百计地和日本人妥协、退让,这正给予中共宣传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机会。
   
   
     所谓争取领导权的含义,就是利用特殊时期的共同利益而变相地夺取政权。这出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王明,也出自这一策略的真正执行者、后来从内部去搞垮中国国民党的周恩来,也出自继承王明而为中共中央最高领袖的毛泽东。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的亲信、共产国际的主席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的统战问题指令道:“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联结起来。这个运动应当在下列口号之下进行: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强盗,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放斗争的团结中心。”(注3)这个保加利亚人已经把苏联当成是他的祖国,对待日本侵略者,他当然没有受欺凌侮辱的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所以他给中共规定的任务首先就是“扩大苏维埃”和“巩固红军”,以夺取国家政权任务为核心,再联结反日运动,因此“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放斗争的团结中心”。
   
   
     根据这指令,终生都是苏联共产党的朋友和亲信的王明,在这次大会上代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的报告中,对“领导权”问题有着精辟的解释:“在革命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这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也不是一句话,而是具体的事情。它的表现,首先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运动中对同盟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由争取日常要求的局部斗争起,直到斗争底国家形式止。无产阶级领导权不会自己来到的,共产党员应当进行有系统的,不顾牺牲的实际斗争,去争取这种领导权。”王明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革命斗争的领导权,并在中国一部份领土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站在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最前线,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千百万工农的革命斗争。”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最早将阶级论来解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他说:“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份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招致革命失败的教训。”显然,毛泽东后来关于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论是继承王明的理论。王明的“领导权”的含义,就是在与其他阶级“合作”的时候,要不断地夺取领导权,从局部到“斗争的国家形式”,就像中共在中国苏维埃中的绝对领导一样。这表明,中共把“合作”抗日当作手段,以便把全国都变成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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