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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1)(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

 第一卷 自序
   
    改革开放以来,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较,经济生活获得了相当多的自由。现在的年青人已经很难想像,那时就是从家里拿一个鸡蛋到外面去卖,也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怕罪名;对于从事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份子来说,也与地狱般的毛泽东时代有很大的不同,那时除了歌颂毛泽东和中共,任何其它的题材或说法,都会被打上反党的罪名。邓小平所开启的时代,到底使得中国人的日子好过许多。
   
   

     这比较宽松的环境,使得研究近代历史的大陆同仁,在抗日战争领域,在1980年代,写出了一批在毛泽东时代可能会有坐牢之祸的书籍,如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几本《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史》,甚至连解放军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反映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书籍。于是第一次在大陆中国人的眼前呈现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不是卖国,而是积极抵呈现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不是卖国,而是积极抵抗,呈现出中华民国军队浴血抗战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呈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
   
   
     但是对于抗战史的研究来说,“国民政府在抗日”只是问题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中国共产党在做什么?以上著作往往仍然提到:“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比较毛泽东时代的铁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已经向前跨进了相当大的一步。可是中国共产党究竟怎样领导呢?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史迹,反反复复只提到有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其它的大战好像都是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打的,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做什么?中共军队是怎样在抗战中壮大的呢?
   
   
     本着这疑问,我开始研读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期和后来在台湾出版的有关书籍,但是我怀疑,其中的自我歌颂和宣传成份大概比较多;于是我改读主要由北京近年出版的大量有关抗战的史书,主要是中共中央文献,以及元帅、将军们的回忆录。在我眼前展现的竟然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历史事实,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这些都会愤怒地拍案而起。
   
   
     这里要说明,在1949年以前,说中华民国,就代表当时的中国或者国民政府;说中国,就代表当时的中华民国或国民政府,并非今日台湾的中华民国。
   
   
     本书能够完成,得到了极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意识的赖先生及其夫人萧女士的鼎力支持,这里深表谢意。
   
   
     斯坦福大学前胡佛所东亚图书馆戴天禾女士、胡镜宇先生、胡音因女士对写作本书提供很多帮助,特在此致谢。
   
   
     谢幼田于斯坦福大学
   
   第一卷 一、“九一八”以后
   
     狂热的日本军阀失去了理智,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攻击。中华民族立即面对生死存亡的最根本问题
   
   
     在对待日本侵略方面,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按照深谋远虑的战略和策略坚决抵抗,还是把某一政党的私利和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政治的基本内容。
   
   
     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国民党,自始至终担负着正面战场抵抗日本军队的任务。所以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作为时,首先要弄明白国民党在“九一八”发生以后的基本战略和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发生的时候,虽然力量微不足道,只控制着江西省南部的一小部份山区,可是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却拥有将近一百万正规军和一百二十万民兵,为以后打下江山奠定了基础。所以国内政治的主题仍然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角逐。
   
   
     日本军国主义份子争夺世界霸权的对象,是英国、美国和苏联,从来不是中国。以为中国不堪一击,打算在灭亡中国以后,利用中国的各种资源,再与其它列强争霸。
   
   
     日本人看见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西方的战争从来是败绩。看见了辛亥革命以来,由于武人割据而长期混乱;看见了北伐虽然统一中国,执政党内部纷争没有停止;看见了中国仍然非常的贫穷落后,谈不上任何基本的国防。以为他们眼中的东亚病夫只能够被列强宰割……。
   
   
     日本人犯根本错误的一点是,忽视了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作为地球上的文明古国,中国人保持了稳定的生活方式,这生活方式根源于普通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即重视以家庭为着落点,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在艰难的人生享受着亲人之间的天伦之乐,追求着宇宙和社会生活的和谐。这种生活方式形成民族的自信和自尊,自然对于步西方殖民者后尘的“倭寇”是鄙视的。所以一旦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会很深刻的引起全民的民族主义反抗情绪。这种情绪是不需要当政者的提醒教育,是不待而然的。从历史看,这样一种文化心理,使得中华民族在与异族的冲突之中几乎不可能被战胜,哪怕在军事上失败了,最后征服者也要被中国文化所同化。浅薄而疯狂的日本军阀怎么能够从理性上认识这一点呢?所以日本军队一开始战争,就陷入了深不可拔的泥淖,把企图与英美争霸的“能量”消耗了许多。
   
   
     代表中华民族精神而与日本正面抗拒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和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正是由于中国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使得在“九一八”以后的特殊时代,分裂的中国国民党几乎神奇地立即团结起来,各个领袖们抛弃了一切前嫌,一致掩护已经下台的蒋介石重新主政。而蒋介石以他的智慧、坚忍和毅力,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决策,
   
   
     领导中华民族战胜了外部的强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首先是尽力避免战争爆发,日本政界的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也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对双方不利。在日本狂热的军人的鼓动下,军人浪人不断地在华挑衅,局面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国民政府不得不进行战争的全面准备,包括物质的准备和精神的准备,也开始了“攘外安内”的策略,来解决有苏联的国际背景,并且掌握有军队的共产党问题;同时尽量延缓战争的全面爆发,即在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同时,遵守“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原则,忍辱负重,以换取准备战争的时间。这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期间的基本战略和策略。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所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是成功的,只是“西安事变”的出现,使得“攘外安内”的策略半途而废,而有抗战胜利以后的剧变。
   
   
     但是蒋介石的策略与苏联和中共的追求相悖。俄国在上一世纪就和日本争夺远东的利益而你死我活;苏联建立以后,其远东的头号敌人仍然是日本。因此,特别需要用中国人的抵抗力量,来减缓日本的压力。所以,从“九一八”开始,苏联和中共鼓动立即抗日的调子最高。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是外来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具有煽动阶级斗争的苏联文化特点,这与以“仁”为核心的求和谐的中华文化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中共组织活动也受苏联的直接指挥,和那时候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一样,把苏联当做他们(无产阶级)的祖国,这与中国人的基本利益相悖。中共的党的利益,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苏联的国家利益,从来是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
   
   
     例如:按照苏联的指令,对于国民政府的任何阻止和延缓战争爆发的做法,全部被骂为“卖国”,至今的官方所书写的历史仍然如此,这就造成中共是抗日战争的唯一正确代表者;又如,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候,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才两个月,在江西的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坚持以暴力推翻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危其基本宗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容忍吗?中共是国民政府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根本内部大患。这是一段被中共篡改的历史。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抗日的力量,不曾向日本军队放过一枪一弹,他们所做的,就是用红军打击国民政府,分散抗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与别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动立即抗战,破坏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和战略决策。
   
   
     抗战之中,国、共之间的一切纠葛由此而起。或者为了全体中华民族,或者为了中华民族中所谓某一个阶级的利益(实际为了苏联的利益),两个政党或明或暗地一直在进行着全面的较量。所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工作分为两个部份,即一方面直接对外的物资和精神准备;另一方面则是间接对外的,即欲消灭内部的隐患,这就是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安内”的政策。
   
   
     直接的战争准备分为几个方面:
   
   
     在财政上,需要统一币制。北伐成功虽然获得了国家的统一,但是许多方面仍然是表面的。许多地方在军人主导下,财政支出不受中央政府的限制,而且地方截留国税,甚至擅自铸造货币和滥发纸币,从曾国藩时代开始的徵收厘金,仍然使得各个地方有变相的徵收税的权利。国民政府在1930年获得了关税自主权,为财政改革奠定了基础;肥厚的盐务税也在此时收归国民政府,在战争爆发的1937年度,盐务税收入高达两亿一千八百万元;甚至租界的洋人也开始缴纳统税,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的统税收入达到一亿二千五百万元;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在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银元,实行法币:“法币有充分的准备金,其价值定为美金三角。……法币虽则一次发行了十八亿九千七百万元,而准备金高达百分之六十七。国民政府确实在准备抗战。有了法币,政府便可以应付公开或秘密支出。事实上,孔祥熙划出了十亿三千四百万法币作为秘密专款,作为1936至1937年这三个年头,购买兵器与弹药、建筑铁路公路、改良水利设施等等与抗战有关的工作之用。”(注1)国民政府的财政统一和币制改革的成绩,是备战的重要部份。
   
   
     在交通方面,加紧进行着公路、铁路和通信建设,以便于调兵遣将。“九一八”开始的时候,面积广大的国土上,只有公路四万多公里长。经过努力,到1937年,中国的公路达到十一万一千多公里,增长了一倍半;
   
   
     武汉到广州的铁路大动脉虽然早就在南北两头修筑,但是工程最艰钜的部份,始终未完成。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在1937年贯通;陇海铁路原来只修筑到河南的灵宝,也在这几年之中延长到西安和宝鸡;浙赣铁路是东南铁路的主干线,由蒋介石亲自加以督促,在1936年完工;同时,南北纵贯山西省的同蒲铁路也完成。几年的时间,在那时的经济和技术水准下,铁路由八千公里增筑到一万三千公里;
   
   
     全国的邮政局在1931年不足一万所,到1936年,增加到一万五千三百多所,邮路则从四十万里增加到五十九万八千余里;并且在全国普遍设立无线电电报通讯,在全国普架电线约十五万里;(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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