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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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去雅安,谁说废墟下已无人?
·李克强去雅安,谁说废墟下已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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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院何以闪烁其辞?
·彭佩瑶说,她的眼泪哭干了
·孙政才关照,李俊企业起死回生
·实名举报吴文康,薄熙来吓傻了
·姜维平声明:安玛张冠李戴
·《重庆日报》为李俊恢复名誉
·李俊企业遭围攻,黄奇帆偷着乐
·致昝爱宗和李主任的信
·刘志军哭了,薄熙来能笑吗?
·我与王志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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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枫的另一面——香港《文汇报》内幕之十三

不久前,湛江新闻网发表了一篇文章,高度赞扬了原香港《文汇报》董事长张云枫,应当讲,有一些内容还是真实的,但张云枫也有另一面,即他的缺点和失误,如果说,“六四”时的开天窗事件是一个里程碑的话,此后的“表叔时代”令人扼腕叹息,《文汇报》完全背离了媒体真实客观,为民代言的准则,成了中共在香港及海外的喉舌,而张云枫就是全面向左转的领军人物。
   
   春风大雅,只是笑谈
   
   国内媒体的报道说,在香港《文汇报》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一幅显眼的镜框,上书:春风大雅能容物 ,秋水文章不染尘。张云枫十分喜爱和赞赏这幅文字。他认为:如果说“秋水文章不染尘”是讲究个人学问道德的话,“春风大雅能容物”便是教人如何待人接物,用自然现象说明一种哲理,倡导某种情操,“这种春风,就是人际之间的温暖,就是彼此之间的互相关心、互助帮助、互相爱护”。

   
   我任职《文汇报》记者五年,多次与张社长接触,我的感悟是,他没有做到“春风大雅”,只是城府很深。记得有一次开会,我当众猛烈抨击了社委会工作的一些缺点,很多领导都惊愕不已,张社长没有表态,但脸色非常难看,后来有知情者告诉我,他很生气,认为我没有礼貌,而且,他没有接受我正确的批评意见,至于说人际关系,他很重视与上级的交往,但对我们下级则摆架子,不冷不热的,这一点远不如副社长刘永碧和王伯遥。
   
   他的外表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道骨仙风和长者风度,讲话柔声细语,文温尔雅,但内心的做人标准讲究等级观念,他每次见到我时都会说,你的点子多,有好的议题吗,下一次全国政协开会,我是要拿议案的,可以参考啊,我知道,与其说他是想听听我的意见,不如说是想告知别人,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向来是重视这个头衔的。因为有了1998年的会上举动,我不再相信他有雅量海纳百川,所以,我没有浪费自己的脑细胞,他呢,既没有力阻国安人员对我的诬陷和监禁,也不敢在全国政协会上搞一个呼吁释放我的提案,这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张云枫对香港媒体给予他和《文汇报》的批评,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则是事实。1998年,香港出版的一本杂志刊文记述了报社内部的一些阴暗面,我拿着此稿问他真实性,他笑了,说,我也看了,确切地讲,一半真,一半假。我说,你想发表文章公开反驳吗?他摇摇头,说,人家那么说也没什么啊!。。。。。。
   
   学识渊博,不敢恭维
   
   充满了溢美之辞的国内媒体,称 张云枫从《澳门日报》记者做起,直到香港《文汇报》社长,历时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为港澳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也首先肯定了他的渊博学识。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与張雲楓共事多年的资深记者对我说,你說張這個人“高不可攀,深不可測”。你對其他人的看法,都有一定程度的準確,只是你把張某看錯了,或者說是他精湛的演技騙了你。打個比方,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閣下對此不大熟悉,倘若你是個小不點,你當然會公開聲言一竅不通;倘若你是個中下級幹部,你亦會不耻下問;倘若閣下貴為大社長,你會怎麼辦?張某就是這麼一個人。
   
   俗語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張某的文章卻是甚少嫻熟地引用詩句,翻一翻他自己刊印的一本專集《報苑尋蹤》就可以看得出來(並非編輯部出身的劉再明倒是會寫幾首詩的)。“文”是如此,“藝”的方面,琴棋書畫騎射等等,張某更是貧乏,從來沒有看見他橫車躍馬,亦不見他揮拍射籃或者哼上幾句粵曲,連风靡一時的語錄歌亦不見他獻藝,至於評畫論樂,我看不出他具備甚麼水平,因為他從不吱一聲,真是“深不可測”。為求進一步論證,不妨看看他結交的人,在文藝方面他是沒有朋友的,原因很簡單——欠缺共同語言,萬一談到“文”與“藝”,其人的底牌就會露出來了。
   
   这位熟悉《文汇报》内幕的人士说,做新聞這一行就是要“雜”,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奇難雜症均要知道一點點,不懂就要“不耻下問”,可惜的是張某錯過了“不耻下問”這個階段,他當了兩三年記者,沒有甚麼成績,他亦自認不是這方面的材料(在其文集之自語),於是調任國際新聞編輯。加上他不善於交際,而在交際場合中沒有顯示出坦誠相待,不耻下問,於是一副“高不可攀”的態度自然流露了出來,導致他欠缺多方面的朋友。
   
   他举出这样一件事例,来佐证他的观点:几年前,一批新闻界的老退休人員聯袂到某處參觀。在一個展廳裡,導遊說有一個珍品瓶子繪上許多個“萬”字。他擠到展櫃前,張某已在端詳,待退出時他仍在看。後來,他就問人:為甚麼我看不到瓶子上的“萬”字?原因很簡單,他雖然看到眾多的“卍”字,卻是聯想不起來。由此可見他在靈活、引申、領悟這幾個方面都是有所或缺的,這一點,很可能就是廖靄民把他調出採訪課的原因。
   
   是政工干部,还是资深记者
   
   那么,他是怎麼坐上如此高位的?上述的媒体报道掩盖了很多真实的信息。先看看他的簡歷吧。張雲楓是廣東湛江人,富家子弟,解放前參加革命,他跟隨所屬的游擊隊在大鵬灣登陸,跟著就迎接廣州的解放。他在廣州南方大學(實際上是幹部培訓班)學習之後派回湛江,後來出任東海島區副區長,可以說是年少有為。
   
   以前我的文章提及陳建平命運之轉變,与他的老婆有关,其实,還有一個人與此相若,而故事更加曲折,這個人就是張雲楓。
   
   且說香港有位鄭小姐,她們一家在日佔時期逃難到湛江,鄭小姐邂逅張雲楓,從此建立戀愛關係。戰後鄭小姐回到香港,進入培僑中學,畢業後留校教書。一晃眼到了50年代中後期,雙方年事已長、結婚無期。鄭小姐狠下心來向張雲楓攤牌,倘若張不能來香港結婚就拉倒。想不到張雲楓竟然獲得上級批准,讓他出境來香港到《文匯報》工作。
   
   不料,好事多磨,張雲楓在羅湖過境時竟不獲准入境,本來他持有國內的來往港澳證件,按照中港的協議,港英是不能不讓他入境的,而且,他來港是有工作單位聘请的。根據知情者的推測,很可能他事先沒有詳細了解入境应對的办法,故弄玄虛,三緘其口,守在羅湖橋頭的英警拒絕其入境,也在情理之中。從這件事來看,他確實是欠缺機靈的。不過,張確有一手,他被拒绝入境後,上級竟然安排他先行轉到澳門,在《澳門日報》先當了一年記者,1959年末張從澳門再轉來香港。1960年適值香港換身份證,既使原來沒有證件者都可以領取,何况是他这种情况?於是張順利地拿到了香港的身份,同時與鄭小姐成婚。
   
   知情者透露,他们日治時代結識時双方只是十四五歲,到1960年結婚,確實是一段長達15年的愛情長跑。我曾质疑這段故事是否虛耩?对方答案:“否”。因為他的一位朋友在中學時代與鄭小姐同班,他說,他們幾個同學曾經打過追求鄭小姐的主意,後來了解到鄭已有了心上人,當時的左派青年們信奉尊重對方,不挖牆腳,他們也就停止行動了。如果換了今天,“近水樓台先得月”,整個故事就要改寫了。
   
   其中有個很關鍵的問題,張雲楓有沒有後台呢?根據知情人的分析,50年代,不論夫妻,还是戀人分隔兩地,絕大多數都是香港一方要回國的,從國內批准出來者甚少,除非該人有海外關係或者上级需要他來香港工作。從張後來的種種狀況看,他兩個方面都沒有,或者他原先是有的,後來他被上線放棄了?
   
   无疑地,虽然湛江网把他捧上了天,仿佛以前他就是《文汇报》的中坚力量。但從張雲楓的採訪生涯來看,在“三狼”案中,他通過一名遠親的關係偵知黃應求確實已死,他自己承認這是最大的工作成績。值得一提的第二項工作是他為電影《東江之水越山來》撰寫解說詞。除此之外,他就沒有甚麼值得回憶的东西,他從來沒有擔任過重大的新聞採訪,即使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報社偶然要派人回國採寫一些“形勢大好”的新聞亦沒有他的份。
   
   後來,他被調到要聞課編國際新聞。1967年是一個轉機,當時國內開展文化大革命,香港亦發動了一場反英抗暴鬥爭,形勢尖銳複雜,張雲楓馬上從要聞調出擔任採訪課副主任,並且抓緊了政治學習,當時照抄國內的模式叫做“雷打不動”,即是說不管外面發生多大的事情,學習依然要進行。外面的群眾十分不滿地反映說,我們面對港英的血腥鎮壓,你們的政治掛帥卻是雷打不動,不管我們的死活了。
   
   1968年以後是張雲楓的風光期,這一點有兩個表現,其一是群眾敏銳地感覺到,張的名義是副職,實際上採訪課是他說了算。後來採訪主任被調出,張擔任了正採主。第二點是他成為廖靄民手下的紅人,亦是群眾根據一些跡象感覺出來的。當時廖已代替了金堯如的工作,廖不定期召集下列三個人碰頭,一個是《大公報》的攝影記者張某,第二個是香港《商報》的採主鄧某,第三個是張雲楓。群眾說,廖是通過這三個人來控制這三家報社的採訪課的。事實上亦如此,換了任何一個人坐在那個位置上都會這樣做。
   
   知情人透露,從1968年到1978年這十年间,作为採访主任,張雲楓有甚麼成績呢?第一點,也是群眾公認的,他們認為張抓政治學習是很不錯的。可以說,張的工作屬性是政工人員多於新聞工作者。第二點,是他大量吸納和培訓新人包括為數不少的大學生。經歷過反英抗暴的大搏鬥和大鍛煉,港聞部的12位記者先後離開了,大致可以將之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在鬥爭前後因為個人問題或者是他自己選擇更合適的工作而離開《文匯報》的,第二部分是因為“工作需要”而調升或平調到別的部門的,這12位記者絕大部分的新聞工作資歷都長過張。最後的一位被調走的是工齡很長的副主任黃某,他被調去當校對主任,明升暗降了,黃某對這個崗位是耿耿於懷的,不過他始終“服從工作需要”。於是12位老記者先後都被調走了,今後的採訪課都是由張雲楓招募進來的班子,都是他的子弟兵了。
   
   招兵买马,意欲何为?
   
   《文匯报》招募的新記者大多來自左派學校的中學畢業生,不過經過保釣事件之後多了一批左傾的大學生,於是文匯報有意識地吸納這些人從事新聞工作,先後增加了程翔、麥華章等大批新生力量。大學生來到文匯只能拿低薪,即是比他們在商業機構低很多,與新聞同業比較也是略低一些,所以,不少人是懷着追求理想的心態到職的,有人繼續加入來亦有人選擇離去,這個情況到報社逐步調高工資始告改善。
   
   如果读者以為那些大學生,都是加入文匯報這個革命的大家庭,那麼就錯了。不是說所有新到職的大學生都是如此,有些人是带着高人一等的思想,來改造《文匯報》的,因為他们認為自己是社會的精英,眼睛只看到《文匯報》的缺點,而他們這些人是來“改造”报纸的,其中個別人甚至狂妄地把文匯的老記者、老編輯稱之為“土共”,20多年下來,這類人仍是如此狂放。當然新老之間(或者是左校畢業生與大學精英之間)是有一個磨合的過程,張雲楓在這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不過,“精英”始終是精英,報社內部不少人持之以恆的做法令他们看不過眼,這種磨擦終於在某一個問題上爆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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